三个检查员
守在边境上的一个哨兵，他的工作时常难于一个普通作战的兵，他尝不到那种浴血作战的畅快，却须随时牢牢端了枪把，将自己孤单单地安置在渺茫、寂寞的准备中，他不能冲，甚至由岗位上多迈出一步；但他也没有退后一步的权利。他得用自己的胸脯和勇敢抵抗对方射出的第一颗子弹。为了自己和他的同伴，他得时刻留心着匿藏在另一世界里的那颗子弹。
然而一个边境上的检查员的工作有时还难于一个哨兵。
当一个旅客走过一个哨岗时，那哨兵可以不问那旅客的职业或身份，尽管用一种极严厉英武的声调问“口令！”或者“哪儿来的？”这声音里的不可征服性即使为他的司令官碰到，也只有使这上司更欢喜。
但一个检查员起码得善相术。他有权利怀疑每一个旅客，同时他还须隐藏起自己的怀疑。他必须施用严厉，甚而动刑，但在不必那样做的时候，他得在礼貌的边缘上盘桓着，使那良善的旅客不受到冤屈的恐吓，也使那狡猾的恶棍易于上套。他得准备许多魔术般的问题，但他应该把那些问题按着旅客身份替换使用。这的确是很复杂的事，然而也是重要的事呵！
不久以前，我曾经作过跨越边境的一个旅客。我是由湖南西部一座小城出发，向着云南的省会行进。这样，我必须走过湘、黔、滇三省，都是后方的重镇。
先驱者的朋友们虽然给我们不少途中起居的指示，但关于检查制度却不曾多说，只嘱咐我们在过平彝那“关”时，要尽量“规矩驯顺”，并且把那个检查员比成雨果Les Miserables里的警察长Javert。这话在朋友写来，也许怀了不少怨意，但我想在汉奸遍地的今日，我们的后方正需要许许多多尽责的Javert，严峻到了无慈的地步，而且狡黠敏捷如一好猎手。如果真像泥鳅一样混进几批汉奸，这仗如何打得赢！
所以，一路上我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无枪的哨兵”，我希望眼见同车的一个旅伴，为他东翻西审，又说又笑，而终于摸出一枚大正钱之类的证据，或由谈话中侦出可疑点来。于是，一副“无赦”的脸色忽然摆出来了(我们的脉管里一只细菌赶出来了)。旁观者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能不油然地起了感激。
我没福气看到这样的快举。我所看到的，一点也不是我所预期的。
也许是因为由东往西走的原故，在湖南境内我几乎没有遇到一位检查员。各大站上，除了照例有一个宪兵模样的军官(却不带武器)由窗口向座位下探视一阵外，再没有别的盘查者。后来，并且知道那探视与我们普通乘客还是无干的。他的猎物只是名为特货的鸦片。
一过湘、黔交界的晃县，情形便不同了。在那以制箫出名的玉屏地方，我们受到第一次的检查。对我，那是企盼好久了的。
他首先盘问坐在我身旁的一个团长。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来处，目的地……最后问到他所属的师，部。那穿了灰制服的检查员，随问随写着，遇到稍微生硬的字眼，周围照例有些热心而博学的旅客争先提醒。那只哆哆嗦嗦的手，有时把“军人”写成了“东人”，有时把“临时大学”写成“林十大学”。遇到过于热心的旅客插嘴纠正时，那位检查员脸上不免有些红，嘴里不服气地抱怨着“他妈的，这名字起得才怪”。
到后来，我们发现他写的是一张印就待填的表格。车上一共有二十五个客人，如果这样登记下去，晚间就无法到达本日的宿站了。于是，有人接了过来，改由本人填写。
这方法我们在贵州境内一直使用着。起初，我老大地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希望那坏种良心发现，在“备考”项下注明“我是汉奸”吗？然而到处都是陡高崎岖得怕人的山路，每日都得赶二百公里的路程。真若在天黑时还停在荒凉如太古的半山上，那可怎么好！近在眉睫的安全使我忘怀了那更远大的，终于，和全车的人们一样，我对那“宽厚”的检查员由贬责而变为感戴了。
但是在盘县，黔、滇交界处，我遇到了一个不马虎的盘查者。与其说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倒不如说我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因为在廿五个旅客中，他先扑奔了我。而且，如一只未满足的苍鹰似地，一直在我身边盘桓着，足有四五十分钟。不曾看他们一眼，不曾打开他们的一只包袱，他纵容所有的行李搬上了车，也纵容所有的乘客上了车。他立在台阶上，同我一直攀谈着。作为被检者的我，是除了陪他鹄立在那里，没有另外的选择。
在我所遇到的三位检查员中，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健谈的一个。由他的服装，这倒不大看得出。他的军服显得太瘦了些，人也似乎营养不足，所以面色黄中透青，一对不很跳动的眼睛忽然在我箱盖上发现了一本《栗子》，那是我在贵阳一家书店买的。我自己从上海出来，是什么书也不曾带的。这书原不值流传得多远，但在辽僻的贵阳遇到一本，我禁不住买了。因而，也就为检查员所注意。
“你是一个作家，对不？”当他发现那书的著者和我的名字一样时，他突然得意了他的发现。
“我是刚才你写的那个机关里一个小职员。”我这样带点阻挠地回答了他。
“然而你作了这本书？”他竟把它拿在手里了，而且在翻看着。
“那与我的职业并不冲突呀。”我心里不大高兴他若有所获地翻着它。P10-13
巴(金)老生前说到他的三位朋友，认为他们的创作才华，都在自己之上，可惜因为过去的诸多情况，没有让他们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说的这三位朋友，是曹禺、萧乾、沈从文。这里有巴老的自谦，也有对过去荒废他们才华的惋惜，同时，三位在各自不同的时空，确有他们在文坛明星的闪耀。
这里所说的萧乾(1910—1999)，无需将他同谁论高低，也没有必要给他论资排辈排座次，在“五四”后新文化的长河中，老一辈作家，像他同是作家和翻译家的，不少，但作为活跃在二次大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于此，有他一份特殊的贡献，不仅代表中国作家，也是最先奔欧洲战场的一位中国记者。
这里汇集他抗战时所写滇缅公路到欧洲战场的这段经历的散文，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口。在当年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残酷的战争动荡社会生活，人们又迟钝于信息不灵的耳目闭塞之际，从这个窗口，开阔了视野，窗外的风云，紧系一代思想的风云。
这是那时的一则传奇，叙述这则传奇时，同时演释了萧乾自身的传奇。
他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大公报》减少版面，裁减员工，他在兵慌马乱中失业，是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先生收留他从旁帮助编中小学的教科书，从武汉到昆明的。
失业的滋味，他自喻为“丧家之犬”。“失眠、忧郁、苦闷，百无聊赖地在翠湖边上转悠”的打发那些日子。这位生于北京贫民区，十岁丧母的遗腹子，先在尼姑庵里上私塾，后来进了基督教“长老会”的“崇实小学”。下午学习，是一早去送牛奶、又在教务处印讲义，先后还织过地毯的工读生。暑假还在北新书店当过练习生。他这穷人家的孩子，在书店所见的书，让他接近了文学。没见过钱还怕钱在手上烫手，给人送的稿费，是用手帕包起来绑在手背，冰心见他从手背解开手帕取出稿费的印象太深刻了，日后萧乾成名，他们姐弟相称，冰心的孩子都极亲热的叫他“舅舅”之情，都不会与此无关。他如此先后到“燕京”、“辅仁”国文专修、英文本科，再回到“燕京”在埃德加·斯诺的启发下入新闻系。一九三五年毕业即入《大公报》负责《文艺》。此时的萧乾，也只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小青年”，却有不少与他同辈的“小青年”在他这块园地成了作家。以这张报纸的《文艺》所评出的文艺奖，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画梦录》等获奖，虽然不像现在发下的是多少又多少个万的奖金，但此奖对作者和《文艺》所联动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是闪耀于中国文化史的。之后，中国这八十年间所评的文艺奖，无以计数，有些是有它以题材、事件、地域为专题的奖，为其专题之“专”的影响，不容低估。但，那许多获大奖的作品，艺术上能与《雷雨》《画梦录》比美的，凤毛麟角。加以有些评奖的人事关系、幕后交易，道德的不干净，就更加无法与它比了。因此，当时还是“小青年”的萧乾，已是《大公报》的“红人”，也颇有自信。除了编好副刊，还出外采访，要和他的老师斯诺一样，四方采访，直面人生。然而，此时不是在外采访，是流落昆明，失业于《大公报》，加以每天的面包问题，穷得只敢住“鸡毛店”的窘境，说似“丧家之犬”，这“家”，当是他所依归于《文艺》的读者和他的《大公报》了。
……
萧乾有关的文稿很多，除了从战地发出的纯新闻稿，限于篇幅，这里选入的，不到黄豆米从正在编辑的《全集》资料几经挑选的书稿之一半，留下点遗憾并非完全是坏事，有心深入研究萧乾的，应该会有其它出版的文本，提供研究之所需。
巴老生前常念叨的三位朋友，曹禺、沈从文同萧一乾很不一样。曹禺所熟悉，所歌哭的时代和人物，悖发、互动他的艺术才华，已在他的《雷雨》、《北京人》、《原野》、《家》里发挥到极致。单纯埋怨一九四九年后的体制限制他才华的发挥，不是事实。抗战后他的《蜕变》、《艳阳天》与前面那些作品的落差正好说明这一点。同一个时候他改编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家”之《家》，与《蜕变》的落差，则更能说明这一点。天才之才华的喷泉，绝不可能没有任何条件，尤其是可以离开他对笔下的生活、人物的熟悉、深情和认识的深刻永远喷放。沈从文是走到另一个与他过去的小说世界所迥异的现实时，对生活矫情的描模、赞颂，使他那支风情万种的笔己拙笨无力了。我看过开国初经丁玲转交又退回到丁玲手上的沈从文的原稿。当时不敢怠慢丁玲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所细说稿件不能采用的原因，有一条就是思想紊乱，语句不通，对这样知名的老作家的稿件，他们不能，也不敢做编辑工作予以动笔删改。同样，他过去的小说中的世界过去了，正如恩格斯(Engels.Friedrich 1829，-1895)所说：“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作家不能适应“社会的独立力量，之改变而变，也只能随他过去的小说世界一同过去。世上没有不谢幕的演出和演员。过去，老在政治上议这事，忘记了这也是艺术规律的必然。萧乾不同，他生前就划出《我这两辈子》，以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前后分出的前后两辈，上辈子织地毯挨师傅打，上课挨老师打，回家挨堂兄打，十岁时母亲咽气前他用这辈子第一次拿到的一块钱工资，买了个她从未尝过的水果罐头孝敬她。弱势者卑微苦涩，尝尽人世的酸甜苦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之后，自然也是同样的酸甜苦辣，但他竟然写出《由衷感谢反‘右’斗争》。只看标题，几乎要错怪他神经出了问题。再看他由“反右，，的遭遇，“迫使自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懂得了沉默多么有价值，多么保险”，任人不屑一顾，“既没资格给人贴‘大字报’，别人也不属于给我贴，反到悠哉悠哉，关押我们的那地方竟然成了一片乐土，我们成了‘天然的’逍遥派”，“使我相对平静地度过了六十及七十年代”之说，听来心酸。这也使他进入到第二辈子时，将自己这两辈子所熟悉的人情、世态，以他今日之所想展现出来，竟然留下二百来万字的精美之笔，并与夫人文洁若合作，以他一九四三年在剑桥大学英文系研究生所专攻的英国心理派(意识流)小说之功，全译出文学界视为天书的《尤利西斯》，这也该是当代文化界的一则传奇吧。
我们也以此作为一束文化的鲜花献给读者！
2010.3.21.乡居
萧乾作为二战时欧洲战场上第一位中国记者，从开战到结束后的联合国大会成立和审判纳粹战犯，全程在场，他采访写下的战地特写被史学家称作是“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萧乾赴欧之前写的抗战特写，大部分与云南有关；他在英伦三岛巡回演讲中国抗战的内容中，重点之一是当时被国际高度关注的滇缅公路，从这点上看，云南可以算作萧乾上欧洲战场之前的热身赛场。萧乾赴欧前在云南短暂栖身的时间前后不足一年，期间的人生境遇又大起大落，写作却异常丰厚。
《从滇缅路到欧洲战场》一书让我们完整看到：年轻萧乾以流亡者的身份与云南相遇，留下了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主流精神；以记者身份与滇缅路相遇，在路上历经了“比奔驰在西欧战场上要危险多”的事，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民族精神之歌《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云南是萧乾心历路途上安放过政治乌托邦的地方。
作者萧乾是惟一在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进行采访的中国记者，《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辑录了他在滇缅终极欧洲战场、纽伦堡审判时采写的21篇文章，作者以记者的身份亲历现场采访，所写文字自然有新闻的价值，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看这些文章，作为文学文学家的萧乾，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