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生还者们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他们那炽热的光芒也已经减弱成了灼热的余烬。劳拉比正在努力煽起这些余烬的火焰，从而使他们永远不会熄灭……希望劳拉比这些故事，能够触及读者的意识……劳拉比祈祷，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再经历劳拉比与劳拉比的同伴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被迫走过的痛苦道路，就像是“回家的孩子”一样。

　　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在这本书中，你不会读到劳拉比当拉比的44年，不会读到从特拉维夫低收入区的拉比成长为以色列大拉比之间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事……那么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什么？你将会看到劳拉比对（纳粹）大屠杀的个人记忆，看到劳拉比如何从大屠杀的身心折磨中逃脱，以及劳拉比是如何在没有父母、没有家的情形下成长的。这本书也告诉你一些劳拉比熟悉的、非常特别的人，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在拯救民族和个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

前言

第1章 最初的记忆——蹂躏

第2章 家族事务

第3章 一次拯救生命的演讲

第4章 布痕瓦尔德——黑暗隧道与光之火花

第5章 解放

第6章 木古干的骸骨

第7章 登陆“应许之地”

第8章 学会适应

第9章 身体力行

第10章 《托拉》的基础

第11章 人民的脊梁

第12章 为我做媒

第13章 追忆

第14章 “他以力量束以色列的腰”

第15章 做善事

第16章 伊扎克·拉宾——倒塌的桥梁

第17章 与教皇会谈

第18章 为了和平

第19章 普雷肖夫——回复古时荣耀的王冠

第20章 “活人之路”

父亲站在驱逐点——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画面始终伴随着我。这是铭刻于我脑海中的最初的儿时记忆。

那是1942年的秋天。当时我五岁零四个月，个头矮小，惊恐万分。为了能瞥上父亲一眼，我把脖子尽量伸长。他正站在被驱逐者的集合点，这个地点就在我们生活的小镇，波兰的彼得库夫的犹太大会堂旁边。父亲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胡须，穿着拉比的黑色长袍，站在人群中间，周围都是犹太人。男人们站一边，妇女和孩子站在另一边。

我和母亲以及13岁的哥哥塞缪尔（我们叫他米雷科）站在一起。我16岁的哥哥拿弗他利（或图雷科），住在附近他工作的霍滕西亚玻璃厂里。去年，纳粹把他从彼得库夫的家中抓走，送到了奥斯威辛。两名纳粹党卫军军官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中心绣有纳粹党徽的红色臂章，闯进我家的大门，冲着拿弗他利大声地嚷嚷，问拉比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找到父亲，就把拿弗他利抓走了，并把他关进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审问拷打。1941年6月30日，他们将他塞上直达奥斯威辛的卡车。拿弗他利被送去强制劳动，但他拟定了逃跑计划。在被捕后的第40天，他实施了逃跑计划，并成功地逃离了那座地狱，回到了家中。

与此同时，噩梦也开始侵袭身在彼得库夫的我们。

那天站在会堂前的集会广场上，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危险的寂静萦绕四周。彼得库夫的盖世太保头子走近我父亲，眼里冒着杀气。他停下脚步，抽出军棍，那是一根长约三英尺的橡胶棍。他开始用尽全力抽打父亲的后背。第一棒从后面打到父亲的时候，由于太突然且力量过大，父亲禁不住向前踉跄了几步。他的身体弯了下去，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了。然而顷刻间父亲便挺直了身子，向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强烈的屈辱感。我看见父亲鼓足浑身的力气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免倒在那名德国军官的脚下。父亲知道，如果他倒下了，那么我们小镇的犹太精神也就垮掉了，而这正是他拼命想要阻止的。

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要打他。当纳粹命令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须时，彼得库夫的许多犹太人都来问父亲是否要服从这个命令。父亲的回答是坚定的：如果为了让自己免于处罚，那么就照他们说的做。然而，父亲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他保留了胡须和侧边发辫，这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古老的传统，也是为了维护小镇拉比的尊严。他的抗令不遵招致了这顿毒打。

但这次殴打还有别的原因。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单单挑父亲打，是因为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也因为父亲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对于德国人来说，父亲就是犹太人的代表。盖世太保和彼得库夫的犹太人联系需要通过父亲，反之亦然。在犹太人社区，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对于德国人来说，殴打他、尤其是羞辱他，比殴打其他犹太人意义更大；这对影响民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或者至少是一个巧合。许多年后，我从亚伯拉罕·格林伯格博士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他是彼得库夫犹太医院的院长，后来从地狱获救后，成为特拉维夫著名的妇科大夫。那时，他和小镇的犹太长老会的长老们一起站在会堂前的广场上，他们的身边就是我父亲。他听到父亲对旁边的犹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交叉着双臂站在这里。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指甲攻击他们。我认为这样站成一圈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跟他们对抗，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父亲的话音刚落，盖世太保头子的军棍就落到了他的背上。

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屈辱。身为小孩，我还无法真正理解胡须的事情以及下令剃掉胡须的意义何在，但是我明白他们正在殴打我的父亲。一个孩子是无法忍受眼见他的父亲受辱的，因为对他而言，他的父亲就是英雄的化身。我知道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所有人都尊敬他爱戴他。我无法看着他被打被羞辱，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小镇的拉比。今天当我回顾战争那六年时，我认识到，大屠杀中所要忍受的最糟糕的事情不是饥饿、寒冷或是殴打，而是羞辱。不公正的羞辱所带来的无助感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伴随无助而来的，是耻辱。在整个战争期间，“lachago”（为什么）这个波兰单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进进出出。我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践踏我们的灵魂？我们究竟犯下了何等滔天的罪行，让我们遭受如此的惩罚？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犹太人，而他们是纳粹党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

当一个孩子看到父亲被盖世太保头子用军棍击打、用钉靴踢踹、被恶狗恐吓，被打得踉踉跄跄，受到如此公开的羞辱时，这种可怕的画面将会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度完余生。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同时记住了另一个瞬间——我父亲用惊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要跌倒，他拒绝求饶，并在盖世太保头子面前再次挺直了腰板。对我而言，父亲那充满内在精神力量的形象完全消除了伴随羞辱而来的无助。

在那次“挑选”结束的时候，卫兵们把妇女和孩子同男人们分开。他们命令母亲、塞缪尔和我走进大会堂，在那里我们目睹了非人的场景。尽管当时年幼，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一个身体结实、满脸皱纹的80岁老奶奶坐在妇女专区。她双手紧抓着木栏杆，手上戴着一枚特别耀眼的戒指。有一个荷枪的乌克兰士兵偶然瞥了一眼妇女专区，眼角的余光很快扫到了老夫人手上的戒指。他用俄语对她喊道：“把它给我！把它给我！”在老奶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上了楼，如饿虎扑食般，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拖倒在地。他用靴子使劲地跺着老奶奶，并把戒指从她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这就是会堂里的气氛。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一枚戒指都比我们值钱得多。与此同时，夜幕降临，我们的周遭一片黑暗。数百名妇女和儿童被塞进会堂的小厅里。纯粹的恐怖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将我们钳制。那天深夜，会堂的大门打开了。两名盖世太保提着一盏灯走了进来，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门口，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其中一个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着：“我现在宣读一份名单。念到名字的人立即起身，马上回家。”他开始念被释放者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是“查娅·劳”，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没有站起来，她在等他念出两个儿子——塞缪尔和伊斯雷尔的名字，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德国人把名单念完了，但我和哥哥的名字并不在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没有被点到名的人将继续留在会堂里，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秩序和纪律是德国人的第二天性，其中一人喊道：“有一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出去！”接着他们认真清点了所有离开的人，并对照名单逐一核对。确实有个人没有离开，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伟大的母性苏醒了。她仔细观察着门口那两个士兵之间窄窄的通道，迅速并精确地计划着我们的行动。她一只手抓着我，另一只抓住塞缪尔。“到这儿来！”她命令道。我们跳到她的身边。无须多言，我们都知道要保持完全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贴近母亲。我们三个人必须融为一体。母亲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将我们俩同时偷带出去，就像我们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为了阻止德国人关闭出口，她朝门口喊道：“我来了！我来了！”我们仨如一个人般侧着身走出大门。也许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三个人一起不可能通过德国人留下的狭窄通道；这个通道本来就是为了一次只过一个人设计的。我是第一个出来的，母亲紧跟在我身后，接着是塞缪尔。但是，其中有一个德国人注意到了比往常更多的动静。他面向我们，同时举起双臂，手掌朝下，向我们用力挥去，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塞缪尔在左边，摔倒在地，不得不回到会堂里面。母亲和我在右边，一下子被推倒在会堂前的水坑里。我们出来了，但塞缪尔还在里面。我们两个人得救了，塞缪尔和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他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母亲知道，她无能为力了，她无法带回自己的儿子了。我们两个心情沉重，默不做声，快速朝着会堂附近的毕苏斯基大街21号的家中走去。共有七个房间的平房里空无一人。拿弗他利在隔都的玻璃厂工作，塞缪尔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留在会堂里，而父亲在盖世太保手中。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孤独的两个人。母亲设法让我入睡，我却合不上眼睛。白天的情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令我心神不安。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目睹了一幕惨剧。我听见窗外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我站在床上，向外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的妇女躺在血泊之中，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一个盖世太保站在她身边，厚重的靴子把她的身体踢过来踢过去，搜寻着脖子或手指上可能留下的任何首饰。我惊恐地看着，身子动也不敢动。突然，我感到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她也无法入睡，也听到了窗外的尖叫声。母亲努力保护着儿子的单纯。她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轻轻地把我从窗边拉开，让我躺在床上。P1-4

“您感受到了什么？”“您当时在思考什么？”“您想起了谁？”这只是在我诵读完《卡迪什》和几段《诗篇》后，听众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时我在参加奥斯威辛一伯克瑙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典礼。天气寒冷，漫天飞雪，典礼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我对与会的几千人，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统、美国副总统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总统和首相们，不禁心生怜悯。这种抱歉的心情甚至超越了我对在场的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也包括我哥哥拿弗他利的同情。我们早已习惯如此，我们可以穿着褴褛的条纹制服，光脚蹬着木屐，列队站立数小时。然而，6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还活着，尽管我们遭受了种种磨难。

我闭上眼睛，诵念着《诗篇》：“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在“愿你伟大的名被尊为圣”的祈祷中结束了吟诵。

眼睛虽然闭着，受害者的模样却清晰可见。我看见他们从我身边走下火车。我看见他们就站在原地接受“挑选”，“那些去死，那些可活。”我看见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时，眼中流露的惊诧。我看见盖世太保和他们的乌克兰仆从们将那些人推来搡去，拳打脚踢，还有他们牵来的张着血盆大口的恶狗。我看见士兵们强行从父母亲的怀里夺走孩子。我看见无数家庭因残暴而支离破碎。直至今日，与我童年梦魇相关的三样东西：火车、皮靴和狗，仍然令我心绪纷乱。

我听见“快，快！再快点，再快点！”的喊叫。我听见犬吠。我听见孩子们“妈妈！爸爸！”的尖叫。我听见母亲们痛苦的哭泣，看见父亲们为保护怀中的孩子而被步枪托打得鲜血直流的脸。

尽管我对总统和首相们心怀应有的尊敬，尽管我对与我命运相通、逃离水火的兄弟姐妹们满怀爱意，我却一个也看不见他们。相反，我看见的是，那些在这里，在奥斯威辛一伯克瑙被残忍地切断生命的人们。我为他们祈祷，也为那些死于其他灭绝营、集中营、隔都、森林和强行军的人们祈祷。

2005年1月27日举行的祈祷会是一起独立事件，而握在你手中的这本书将变成一盏永恒的明灯、一份不朽的纪念。它会告诉我们的后代，那条阴暗的隧道中发生了什么，告诉他们冲破黑暗的火花，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望和信念之光。

尽管大家不断请求我撰写自传，而我亦有此意，却一再拖延。即便是现在，这也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自传。我供职拉比的那44年，从一个特拉维夫低收入社区的拉比成长为以色列的首席拉比的每个阶段我都不会做交代。书中没有讲到我在特拉维夫的拉比法院担任首席法官以及我在耶路撒冷的高等拉比法院当院长的15年，也没有提及发生在那些墙垣内的奇闻趣事。在这里我也不会描述自己在宗教和世俗高中任教的那11年。更不会讲述我在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那25年的经历——从埃及的陶菲克港到南部，到黎巴嫩的那巴提亚，再到北方。你面前的这本书不会详记我如何支持无数的公共服务机构，其中包括苏联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以及临床试验委员会，它是以色列试管婴儿领域的开拓者。我没有讨论我在解决复杂的争端，比如提比利亚亵渎坟墓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本书也没有记述我在大拉比委员会的心脏和肾脏移植部门以及在内坦尼亚的青年进步公共事务委员会任职的情形。我和慈善组织共同完成的大量工作以及其他为公共事务所做出的努力也未在本书中提及。

你会在这本书中读到什么？是我对于大屠杀的私人记忆，我如何从身心的折磨中逃脱，以及我是如何在没有父母、无家可归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这本书也会谈到我的一些熟人，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个体，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在拯救民族和个人的奇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从烈焰熊熊的熔炉中获救，在我们的故土上建立起一个民族的家园，从大屠杀转变为复兴——这就是此书所要讲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的烈焰已然渐变成发光的余烬，自然而然地减弱直至熄灭。我正在试图煽风点火，让这些余烬复燃，不至于从此消亡。安妮·弗兰克，一个14岁的女孩，成功地震动了全世界人的心。希望我这个与她不同的故事能够触动读者的良知，激励他们重新思考，追问灵魂，或许还能得出如此的结论：无论大屠杀带来怎样的谜题和困境，我们将在上帝面前，行活人之路。

所罗门王向圣殿献祭时宣称：“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有时，神灵就栖息在一个隐匿的世界里，一块神秘的幕布后面。克兹克的梅纳赫姆·门德尔拉比曾经说过：“我无法崇拜一个一路走来步步清晰的神。”如果凡事都是可见可解的，那是友谊，不是神性。当约瑟发下神秘的指令，命他的哥哥们将卞雅阀带到他面前时，他说：“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信仰是通过深不可测、无可言明得到检验的。我是一名信徒——此生不渝，直至身死。上帝用苦难考验我，却还未将我交予死亡。我不相信巧合，但我相信神意。那些还未找到答案的问题仍旧是个问号。为什么它必须发生？为什么我的哥哥米雷科——愿主为死去的他复仇，被人从我们的母亲身边夺走，而后走向死亡，而我与她分离，却活了下来？显然我将永远不会明了，但是这并不会削弱我对造物主的忠心。就像我们每天在晨祷中复诵的那样：“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他的手中”。

“我要在他众民之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每天醒来，我都虔诚地吟诵着“我感谢您，永存的主，感谢您怜悯地归还我的灵魂”。

我对我哥哥拿弗他利心存无限的感激。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无数次冒死保护我，确保家族拉比传统的延续。本书仅仅表现了拿弗他利为此所做努力的很小一部分。来到以色列时，我们在阿特利特遇见了大哥耶霍舒阿。他和拿弗他利，以及我的姑姑、姑父和老师一起，在对我的教育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尽一切可能帮我忘却自幼成孤的苦痛。

我在心中对妻子查娅一依塔存留着一份特别的感激之情。她承担起组建家庭的使命，与一个根本不知道家为何物的人结成了终身伴侣。对她而言，这份努力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而且她出色地应对了我们共同面临的所有挑战。

本书的最重要读者是我的孩子们。尽管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我从未把这些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过。拥有这些孩子、他们的配偶以及我们的孙子们是我和妻子的福气，他们每个人都对上帝心存敬畏，承蒙上天眷顾，赐予他们宝贵的才华。他们实现了我们最最由衷的心愿，他们是我们胜利抗敌的非常成果。

我相信，阅读这本书时，他们以及他们的同龄人会了解生命神圣的崇高价值，以及以色列永恒荣光的秘密。

在此我要感谢新消息出版社的杜夫·艾肯沃尔德社长，是他鼓励我用原汁原味的希伯来语撰写这本回忆录，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直至辛劳得到报偿。同时，我也要衷心感谢阿娜特·梅丹的倾听和关注，感谢提尔查·阿拉兹完美的工作和敏锐的感受力。我也要深深地感激西蒙舒斯特公司，有了他们不知疲倦的努力，这本书才能呈现在英文读者面前。

我将以造物主的一段祷文结束前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向天祷告，祈求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会像我和我的同伴、这些“归家的孩子”那样，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被迫穿行于苦痛的道路之上。

伊斯雷尔·梅厄·劳

特拉维夫

2005年3月(希伯来历5765年亚达月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