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曲折、跌宕并逆转——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功臣宿将；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建国之后乞食北美的落魄老人……

撕开历史迷雾，还原事实真相。全新视角，全新史实，全新结论——破译张国焘及中国党史军史十大公案！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一家老人病院。他的一生曲折、跌宕并逆转——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功臣宿将；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建国之后乞食北美的落魄老人；……像慧星一样升起，像陨石一样坠落，是命运乖张？还是性格使然？撕开历史迷雾，还原事实真相，让我们从1897年说起……

一 五四健将

二 建党元老

三 歧途深深

四 改换门庭

五 虎踞中原

六 西征入川

七 会师索权

八 密电风云

九 兵入绝境

十 归去来兮

十一 陕北岁月

十二 叛逃始末

十三 军统生涯

十四 乞食残年

张国焘和罗家伦悄然南下，来到上海。

上海当时是各派政治人物聚集地。在这里，张国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前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以领导戊戌变法闻名，后来成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主脑。这个派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发表文章，宣传以宪立国的主张，在京沪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20年春，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上海，张国焘专程前往拜谒，请教治疗中国社会痼疾的良方。

“老朽早已不问政治，准备将余生贡献给学术。”梁启超感叹自己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全然没有了当年张扬激昂、以身许国的气概。

在沪期间，张国焘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两次拜见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第一次会面是在刚到上海不久。一天中午，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在法租界吃过便餐，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一栋花园式的楼房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提议：“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顺道去看他。”

“好呀！我和罗家伦本来商量要在最近几天去拜访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不在这里。”张国焘连声叫好。

四人穿过马路，走到孙中山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

“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看门人说。

许德珩性子急，高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正在楼下的廖仲恺听到外面的争吵声，急步出来，将他们引到客厅里，上楼通报孙中山。不一会，孙中山下楼来，接待他们。

张国焘问：“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求教先生。”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张国焘等人侃侃而谈。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追问孙中山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够重视。

这大概是孙中山听到的最尖锐的批评了。

“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在交谈中，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运动的缺陷：“你们都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善于写文章、组织大会、发动游行请愿，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持续的时间顶多只有几天，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这才算是真正革命！”

在黑暗的中国，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当时热衷于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还不懂得。

孙中山的话刺激了张国焘等人，同声抗议道：“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枪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许德珩的火炮开始轰响：“看来，先生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只注重枪杆子。但是，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

张国焘说：“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革命家，请问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改弦更张？难道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学生的话充满火药味，但孙中山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话，始终安详地坐着，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索着。针对许德珩的质问和张国焘的质疑，他略有所思地回答道：“我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并不是看轻学生们游行示威等举动。至于你们说我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过去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确实做得不够，一般青年和民众不了解我的思想和主张。”

这一席话，娓娓道来，改变了略显紧张的谈话气氛。

张国焘轻松地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

“我很欢喜这样痛快的谈话。”孙中山高兴地说。

这次谈话，张国焘给孙中山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大约是意犹未尽，十天后，孙中山单独约张国焘前往晤谈。

孙中山问：“听说你喜欢马克思主义，是吗？”

张国焘作了肯定的答复。孙中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一派。我游历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我也都研究过。正是参考了社会主义各派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的。”

说罢，孙中山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张国焘表示感谢。

“听说你在群众运动中很注意工人运动，是吗？”孙中山又问。

张国焘告诉孙中山，五四运动时他组织“救国十人团”主要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接触和发动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工人问题。

也许是受这次谈话的影响，没过几天，张国焘应邀加入了一个名叫“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的组织，担任总干事。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号称有一万多名会员，可是张国焘经过调查发现，所谓会员大多只见诸名册而已，而且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只是些在工厂里的职员，该会的主要作用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通电，支持国民党的各项政治主张。

张国焘很快对这个组织失去了兴趣。他后来说：“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的领袖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准备到美国去留学，被当时教育界称之为“五大臣出洋”。

张国焘也有机会出外留学，但是，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张国焘觉得，留在国内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途径。

无独有偶，这年辞去北大图书馆工作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他出面组织数以百计的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原来也打算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一起出国，临到上船时改变了主意。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的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得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这两个日后注定要成为对手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决定把根扎在中国，这也许是他们比同辈人高出一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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