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1512—1565年），字汝贞，亦称汝钦，号梅林，明代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今安徽绩溪县）人。他生活在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在内地，经过明初以来近二百年的恢复与发展，至胡宗宪生活的嘉靖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拜金主义逐渐抬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与此同时，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也逐渐丧失了进取的意志，政治上腐朽黑暗，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出现了“政以贿成，官以赂进”的现象。大奸臣严嵩窃取了明王朝的内阁首辅之职，俨然以宰相自居，并任用爪牙，诬陷和打击正直之士，致使国内政坛充斥着一股腐败的气息。

卞利编著的《胡宗宪传》深入系统阅读了胡宗宪和明代抗倭战争的史料，初步勾勒了胡宗宪一生的活动轨迹。在对记载胡宗宪事迹的各种原始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之后，提出了“综观胡宗宪戎马倥偬的一生，虽然功过并有，长短俱存，但就整体而言，其功绩是最主要的”观点。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明代徽州府绩溪县人。作为生活在明正德至嘉靖时期这一多事之秋的重要历史人物，胡宗宪全面负责统帅与组织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在极为艰难的形势下，苦心经营，浴血奋战，最终完成了抗倭重任，平定了祸患中国数十年的倭寇之乱，肃清了东南海疆，被誉为同于谦并列的明代“忠勋最著者二臣”之一。然因明朝政治的腐朽，胡中宪却被诬身死，结束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卞利编著的《胡宗宪传》充分利用国内外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胡宗宪的一生事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和阐释，不掩其功，不饰其过，充分肯定其为国家、为民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同时，对其多次被弹劾的罪名进行深入分析，澄清是非，还传主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胡宗宪传》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系统地研究胡宗宪生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前言

第一章 名门望族之后 科第金榜题名

 一、生而颖异，卓尔不群

 二、文武兼习，敏慧绝伦

 三、金榜题名，观政刑部

第二章 出知益都、余姚初显治理才华

 一、初知益都，崭露头角

 二、丁忧居丧，矢志不渝

 三、再知余姚，治行卓异

第三章 朝政日益腐朽北疆危机加深

 一、纲纪紊乱，朝政日糜

 二、土地兼并，军屯废弛

 三、俺答叩边，北疆危机

 四、不堪盘剥，官兵哗变

第四章 巡按宣府、大同 捍卫北疆领土

 一、临危受命，巡按宣大

 二、整顿军纪，重振边防

 三、庚戌之变，营边立功

第五章 调任北直巡按 再建整边之功

 一、担纲重任，调按北直

 二、上《筹边八议疏》，整顿北直防御

第六章 巡按监察湖广 协剿苗民起义

 一、湖广川贵高山纵横，苗民生产生活状况不一

 二、备受欺凌与压迫，龙许保、吴黑苗倡众起事

 三、巡按监察湖广，协助平定苗患

 四、选拔人才，整藩雪冤

第七章 倭寇之患骤紧 东南沿海告急

 一、时断时续的中日关系，勉强维持的勘合贸易

 二、“争贡之役”爆发，东南沿海倭患骤紧

 三、浙江巡抚、总督次第设立，明朝御倭战争全面展开

第八章 荣膺御倭重任 誓靖东南海疆

 一、巡按浙江，誓灭倭夷

 二、严信赏罚，整饬军纪

 三、王江泾大捷，兵兴以来第一功

 四、张经之死，功过是非

第九章 升任浙江巡抚 全力指挥御倭

 一、从沿海到内地，倭寇之患愈演愈烈

 二、王江泾之役后明军的几次抗倭大捷

 三、升任浙江巡抚，遣使出使日本

第十章 晋升浙、直总督 广揽英豪御倭

 一、擢升浙、直等处兵务总督，统率全面御倭战争

 二、重视人才，广揽英豪

 三、征调客兵，操练乡兵

 四、戚继光与戚家军

第十一章 剿抚并举诱杀王直

 一、嘉靖时期倭寇的构成及其侵略性质

 二、王直其人其事

 三、剿抚并用，诱降王直

 四、罪孽深重，王直被斩

第十二章 智勇兼施剿灭徐海

 一、徐海与诸倭酋

 二、用间用饵，剿除徐海

第十三章 乘胜进军 荡平江北倭寇

 一、浙江倭患渐平，江北倭患又炽

 二、赵文华之死

 三、淮、扬奏凯，江北倭寇荡平

第十四章 驰骋东南海疆 肃清闽粤赣倭患

 一、浙江倭患平息，福建倭警骤紧

 二、倭寇、山贼并发，江西、广东告急

 三、祸患闽、粤、赣三省之元凶

 四、驰骋赣、闽，戚家军大显神威

 五、乘胜进军，广东山海之寇底定

第十五章 悲剧人生 英雄末路

 一、首次被劾，当凶化吉

 二、二三次被劾，履危旋安

 三、第四次被劾，被逮系京城发落

 四、再次被逮人狱和无济于事的抗争

第十六章 大功岁久而弥彰 公论事后而益著

 一、政敌的凌辱和朝野的悼念

 二、刘伯燮讼冤疏与胡宗宪名誉的恢复

 三、胡宗宪冤狱的彻底平反与昭雪

第十七章 余声

 一、几个问题的是与非

 二、《筹海图编》的作者辨和胡宗宪的主要著述

 三、胡宗宪的家庭生活

附录 胡宗宪大事编年

参考文献

后记

巡按宣府、大同 捍卫北疆领土

一、临危受命，巡按宣大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一月，因在浙江余姚知县任上政绩显赫，“治行卓异，首诸邑宰”，胡宗宪被擢升为湖广试御史。次年六月转为实授，院考为第二。正在踌躇满志、准备出任两浙巡盐御史之际，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北国边疆战事吃紧，俺答大举人犯，朝廷原差宿槐亭为巡按宣府、大同御史。无奈此公底气不足，借口“鞑虏纵横难之”，不愿膺命赴任，遂与胡宗宪商量调换事宜。胡宗宪见宿槐亭确有难处，二话没说便慷慨地答应了下来，同意与其进行调换。胡宗宪此举，诚可谓是豪杰志士。其实，他又何尝不愿赴两浙就任巡盐御史的美差呢？然而，作为一位热血男儿，在祖国边疆遭受强敌人侵、人民生命财产备受荼毒的危难时刻，胡宗宪想得更多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昔张纲埋轮，吾独不可乎？！”于是，胸怀报国之志的胡宗宪为实现父亲的遗愿，满怀报国之志，与同列孙联泉、姜蒙泉三人联名上书请缨，奔赴北疆前线。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胡宗宪临危受命，出任巡按宣府、大同监察御史。明朝制度规定，巡按监察御史是代天子巡狩之官，其品级虽然不高（只有正七品），但却拥有重权，“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纪纲。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甚至钦准御史拥有“论劾三司方面及有司五品以上，指实参纠，六品以下贪酷显著者，即便拿问”的特权。胡宗宪被委以宣府、大同巡按御史之职，代天子巡狩北边重镇宣府、大同，这说明他已赢得了朝廷的充分信任和高度重视，开始由过去的七品知县，转变为对大明王朝边疆安危举足轻重、代天子巡狩的钦差大臣。

刚刚抵达宣府，胡宗宪就遇到了两件棘手的事情：一是宣府、大同官兵因不愿听从前任总督翁万达迁徙之命而发动兵变；一是大同白莲教首领萧芹、李道玄等与俺答相勾结，预谋大规模入犯内地。两桩事件都相当复杂，采取什么措施，如何迅速、果断地予以处置，直接关系到胡宗宪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命运。当然，对初任巡按、拥有“监军纪功”重权的胡宗宪而言，这也是他显露身手、施展才华的一次绝好机会。

在这两起事件的处理上，胡宗宪展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对大同兵变，胡宗宪经过认真的调查后，得知其始作俑者为大同左、右卫驻军，其导火线则系驻守土兵不满迁徙之命。据悉，不久前，有人建议将大同左、右卫驻军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镇）、阳和（今山西阳高县）等处驻防。因两卫士卒“安土重迁，且亲戚坟墓皆在大同，不肯去”，但是“镇巡强之，士卒激变，率众围镇、巡二府，露刃噪乱。事甚急，阖郡傍徨”，形势岌岌可危。面对一触即发的士卒哗变，胡宗宪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单骑至叛军营中加以慰谕，坦诚向士卒询问兵变原由。在了解实情后，胡宗宪迅即对哗变的土兵云：“人各有亲朋坟墓，舍此之彼，果非人情。汝等何不告我而辄称乱，奈国法何？”这一恩威并施之举，很快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哗变士卒的共鸣。他们异口同声地向胡宗宪诉说道：“军门兵主不容告诉，以致于此。今日爷若为军士作主，即当敛手。”胡宗宪听后，立即许诺为其题奏请求免迁。为显示其诚信之意，胡宗宪亲自“呼众随至察院为具疏”，兵变土兵随即散去，“镇巡获免”。就这样，一起相当棘手的大同兵变被胡宗宪机智地化解和平息下去了。

对宣府官兵的迁徙问题，胡宗宪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将可能发生的军队哗变制止于萌芽之中。宣府驻兵的迁徙问题系由前任宣大总督翁万达率先提出的，事情的原委是，翁万达为办理宣府、大同的防御工事，“移将领以重声势”，曾建议将宣府副将移于今北京延庆附近的永宁（今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将永宁参将移于四海冶（今北京市延庆县北口子），但并未包括两地援兵及士卒。而执行者在执行这一命令时，则要求连兵带将一并迁徙，结果引起官兵的强烈反对，官兵哗变一触即发。胡宗宪在深入调查、全面了解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与宣府巡抚李良联名疏奏日：“前督臣翁万达议移宣府副将于永宁、移永宁参将于四海冶，其永宁援兵愿就四海冶、宣府奇兵愿就永宁者听。今以前议宣示，诸军无一从者，请罢其议。”胡宗宪这一尊重土兵意愿和选择的奏疏，很快即得到了兵部的批准和同意。于是，宣府官兵酝酿已久的哗变尚未爆发即被抑止于萌芽状态。

P29-31

徽州地处峰峦叠翠、山川纵横的安徽南部山区，人文底蕴丰厚，文化教育发达，素有“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的美誉。历史上，这里曾经涌现出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著名商人，举凡程灵洗、汪华、朱熹、程大吕、郑玉、陈栎、程敏政、汪道昆、程大位、胡开文、戴震、江春、俞正燮、王茂荫、胡雪岩、胡适和陶行知等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包括徽州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这灿若群星的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中，有一位生平阅历相当复杂的人物，这就是本书的传主——明代抗倭战争的统帅胡宗宪。由于诸多的原因，有关胡宗宪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即使偶尔有人在相关的论著（文）中提及，但亦多以反面的角色出现，即大奸臣严嵩的同党。直到近来，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

那么，胡宗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又应当如何对其一生的功过进行评价，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呢？

胡宗宪（1512—1565年），字汝贞，亦称汝钦，号梅林，明代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今安徽绩溪县）人。他生活在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在内地，经过明初以来近二百年的恢复与发展，至胡宗宪生活的嘉靖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拜金主义逐渐抬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与此同时，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也逐渐丧失了进取的意志，政治上腐朽黑暗，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出现了“政以贿成，官以赂进”的现象。大奸臣严嵩窃取了明王朝的内阁首辅之职，俨然以宰相自居，并任用爪牙，诬陷和打击正直之士，致使国内政坛充斥着一股腐败的气息。在边疆，北国边境上的蒙古鞑靼势力不断蓄积力量，频频叩边骚扰，形成所谓的“北虏”之忧；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也遭受到来自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以及中国沿海渔利之徒所组成的倭寇集团最严重的侵扰，形成所谓的“南倭”之患。而明王朝军纪涣散、战备低劣和士气低落，给“北虏”和“南倭”以可乘之机。在“南倭”、“北虏”的夹击下，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生活在这一国家岌岌可危、社稷生灵涂炭的历史时代，胡宗宪自幼便产生了远大的抱负。他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及第，先后被委任为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和浙江余姚（今浙江余姚市）知县。在知县任上，他不畏豪强权贵，励精图治，“洁己奉公，持法正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希图振邦兴国，力挽狂澜于将倾，初步显露出卓越的治理才能。因政绩突出，胡宗宪先后被朝廷调任宣府、大同和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致力于整顿北国边防，为制止大同士卒哗变和重建北国边疆防御体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在浙江倭寇之患愈演愈烈、人民生命财产备受荼毒之际，他又临危受命，毅然担负起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的重任，前往浙江御倭前线，从而揭开了他一生中最为艰苦、最为辉煌而又最为悲壮的抗倭斗争序幕。

在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抗倭战争中，胡宗宪吸取了前任朱纨等一味采取武力剿杀策略而导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教训，下车伊始，即深人实地进行调查和访问，根据明军和倭寇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制定了“功谋为上，角力为下”的军事战略方针，次第诱降和剿灭了辛五郎、徐海、王直等倭寇巨酋，平息了祸及东南沿海地区数十年之久的倭寇侵扰之患。胡宗宪自己亦逐渐由一位普通的朝廷文职官员，成长为有勇有谋的著名军事统帅，先后晋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浙、直、福建等处军务总督兼浙江巡抚，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节制江西等七省总兵和少保等职衔。

根据史料记载，胡宗宪为人倜傥不羁，“性喜宾客”，重视人才。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胡宗宪深切地认识到，人才是治国安邦的关键，但“人才难得亦难知”。针对当时明王朝选拔和任用官员中普遍存在的“或以迂缓而得持重之誉，或以浮夸而负才名之望”的积弊，他提出了人才“选用宜慎”的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多方延揽英才。在他的精心网罗下，一批文臣武将如唐顺之、徐渭、茅坤、沈明臣、郑若曾、余寅、戚继光、俞大猷和汤克宽等齐集其麾下，成为抗倭战争的中坚力量。“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正是依仗这批文臣武将运筹于帷幄之中、搏击于千里之外，才最终将祸患东南数十年的倭寇之患予以平息，完成了其前任未能完成的抗倭伟业。因此，我们以为，胡宗宪的抗倭功绩是巨大的，是毋庸诋毁的，说他是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毫不为过，毕竟当时的中国深处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当然，关于倭寇和王直、徐海等发动的战争性质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对待和评价任何事物，首先要看其主流。如果说王直在其前半生还能够称得上是一位冲破海禁、从事海外贸易的著名徽商的话，那么，当其于日本五岛建立政权并勾引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疯狂骚扰和侵犯之时，其事实上已成为倭寇的巨魁，他所从事的海外贸易性质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诚如王直被擒后明朝三司集议所云：“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人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奴，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此时的王直已经完全转变为侵略中国的元凶、残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败类。胡宗宪所领导的包括诱降和擒斩王直、徐海等倭酋在内的抗倭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正义的民族战争。胡宗宪麾下的文臣武将在这场正义的民族战争中出谋献策、奋勇争先、协力奋战，为抗倭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当然，我们亦应看到，胡宗宪毕竟是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历史人物。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胡宗宪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他参与平定了湖广的苗民起义，组织指挥了对江西、福建和广东地区山民反抗斗争的镇压，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是不能被原谅和饶恕的。在人品和气节上，胡宗宪的确有其不足和猥琐之处。为了在政治上寻找靠山，他不惜曲意攀附和奉承严嵩同党赵文华，诬陷、排挤和打击异己。他贪污侵欺军饷，重金罗织书画，贿赂严嵩与赵文华，“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益厚”。因而，在后来被言官以严嵩同党弹劾时，他虽然极力为自己辩诬，世宗皇帝也降旨云“宗宪非嵩党”，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给人以严嵩同党的感觉和印象。他生活奢靡腐朽，对所重用的浙江等东南地区的文人学士，因过分地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屡遭言官弹劾，被斥为“柔佞怆人，奸邪巨蠹。……廉耻扫地，沉湎丧心。捧觞拜舞于军前，而伏地欢呼，赞赵文华为岛夷之帝；携妓酣饮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视总督府为杂剧之场”。徐渭的畸情、沈明臣的狎妓等，胡宗宪的确有约束不严和纵容袒护之嫌。尽管言官的弹劾确有不实的一面，但胡宗宪自身生活的不检点，无疑为言官弹劾他提供了无法泯灭的口实。此外，为满足用间用饵招降倭酋和自身奢靡生活的需要，胡宗宪还开启了额外征收、加派赋税的先河，致使两浙人民怨声载道，言臣屡劾不已。在入浙御倭的初期，胡宗宪追随赵文华诬陷王江泾大捷中的有功之臣张经，致使张经被逮并问斩；在抗倭战争最艰苦之际，他又因自己被弹劾而推罪于俞大猷，导致俞大猷被逮系狱中，从而给抗倭战争带来了一定损失。所有这些，都是历史所不能宽恕的。因此，即使是在他含冤去世后，言官为其平反昭雪的奏疏中，虽极言其冤，并将其与曾铣和于谦相提并论，谓其与于谦同为明代“忠勋最著者二臣”，但对他的品行，也依然持有保留态度，云：“于谦之功，功在宗庙；宗宪之功，功在东南。于谦之品，白璧无瑕，于本朝为人物第一，于古可称社稷臣；宗宪之品，瑕瑜不掩。然视之猥琐龌龊，以金缯为上，策以一切，苟且冀幸旦夕，如视荫而偷如，日暮途远，而逆施者相去径庭。”只是因为他抗倭功绩的显著，才暂时遮掩了其道德品行中阴暗的一面。

胡宗宪是幸运的。他不仅避免了重蹈前任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覆辙，而且最终平定了前任所没有平定的倭寇之患，完成了前任没有完成的抗倭大业，并次第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擢升，从巡按浙江到总督南直浙福等处兵务，直至兼任兵部尚书、加晋少保之衔，诚可谓是位极人臣，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荣华。胡宗宪又是不幸的。在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万里海疆行将廓平之际，他却身陷囹圄，并最终瘐死狱中，走完了他辉煌而壮烈的人生之路。这是胡宗宪本人的悲剧，也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剧。

平心而论，胡宗宪所领导的抗倭斗争，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赢得了东南沿海人民的普遍拥护、爱戴与怀念。“岛夷云扰奋天歌，十载经荣静海波；到处居民争报赛，年年尸祝为平倭”。还在胡宗宪驰骋抗倭疆场之际，两浙各地和绩溪人民就为他建立了报功祠。在胡宗宪瘐死狱中之后，人们更是怀念不已，两浙地区纷纷建祠以祀之，以寄托和缅怀对这位功臣的哀思。“公（指胡宗宪——引者注）之功在东南，父老谈往事者，俱足听闻，且在新安与浙地皆有报功祠，此功在人心之显迹者也。其尸祝于浙方岳（飞）、于（谦）两少保祠，实鼎峙而三，祠并居湖山之胜。四方之游其地者，无不俯仰今昔而唏嘘叹悼也”。直到清末，江浙一带的“濒海之民至今犹尸祝之”。

我对胡宗宪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于1991年。当时，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安徽省教育委员会联合编纂安徽省爱国主义乡土读物，因此前我曾参与过《安徽历史人物》中“胡宗宪”和“戚继光”两个人物辞条的撰写工作，所以，经过编委会的认真物色和遴选，我有幸被推选为《胡宗宪与戚继光——抗倭战场上的安徽双雄》一书的撰稿人。但不久因计划更改，我已撰写成稿的十万字著作未能付梓。本欲就此搁置，转入其他项目的研究，但身边的不少朋友颇觉惋惜，纷纷鼓励我继续修改充实，建议把胡宗宪研究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学术著作。在他们的鼓励下，1992年下半年之后，我数次南下胡宗宪故里绩溪县，搜集有关龙川胡氏宗族的族谱和胡宗宪的传说资料。1997—1998年，我又利用赴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期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借阅和抄录了胡宗宪长子胡桂奇撰写的数万字《胡公行实》及其他相关明代抗倭战争史料。至1998年底，资料已经积累得非常全面和系统。于是，不揣浅陋，致力于本书的撰写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深感胡宗宪这样一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把握不好，很容易失之客观。就这样，本着一种求实的态度，我在阅读史料和实地调查中，渐渐认识到，胡宗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既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社稷，同时也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正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说，胡宗宪“才望颇隆，气节小贬”。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因其有缺点，就一概否定其功绩；更不能因其有功于国家，而将其缺点全部掩盖。

本着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和态度，我深入系统阅读了胡宗宪和明代抗倭战争的史料，初步勾勒了胡宗宪一生的活动轨迹。在对记载胡宗宪事迹的各种原始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之后，提出了“综观胡宗宪戎马倥偬的一生，虽然功过并有，长短俱存，但就整体而言，其功绩是最主要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一定完全中肯和全面，因此，非常期盼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并愿将有关胡宗宪和明代抗倭斗争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下去。

2001年初，26万字的《胡宗宪评传》书稿杀青，承蒙安徽大学“211工程”二期重点学科“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项目经费支持，该书得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胡宗宪评传》问世十余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关于胡宗宪及其抗倭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胡宗宪和抗倭战争的研究资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整理和出版，一批过去难以一睹真容的珍稀典籍文献开始陆续出版问世，《胡宗宪评传》修订工作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同时，在初版时，因校对不慎和其他原因，《胡宗宪评传》中还存在不少欠缺甚至讹误之处。对此，学界一些朋友曾善意地予以指出，并希望能够尽快修订再版，并在修订本中加以改正、补充和完善。所有这些，都为《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和再版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鉴于此，在各种冗务非常繁杂之际，本着对读者和学界负责任的态度，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即着手开展有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力图对《胡宗宪评传》一书进行系统的修订。现在，《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工作告一段落。考虑到新修订后的内容文字和读者的建议，特别是这部几乎是全部重新撰写的拙著已不适合再用初版时的《胡宗宪评传》书名，因此，更名为《胡宗宪传》，并增加了“胡宗宪大事编年”、“参考文献”两部分内容作为附录，篇幅因此也相应增加。

在《胡宗宪传》即将付梓之际，我真诚地期盼这部著作能够对胡宗宪的一生给予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并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自2001年5月《胡宗宪评传》出版以来，时常在闲暇中翻检其中的文字，因校点仓促和注释不慎，而使错字、别字及地名不准确问题比比皆是。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情时刻缠绕并折磨着我，总希望能尽快修订再版或重新改写出版，将其中的讹误和不准确的文字全部予以更正，以期给广大读者一个满意的交代。

2002年下半年开始，利用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余暇，我再次认真通读了《胡宗宪评传》，将其中的错字、别字和不准确的注释，一一用铅笔勾出，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史料。原计划在2003年之前改定送交出版社，旋因各种杂务缠身，未能如愿。延至2004年底至2005年初，由于波及全国甚至海外的歙县王直墓碑和芳名塔被毁事件发生，围绕倭寇性质与胡宗宪及王直的评价问题，再次掀起波澜。从简单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当时的中日关系，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它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事件本身以及引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地将书稿付梓，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之后，在紧张的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同时，我又断断续续地对书稿进行了一些修订、补充和完善。2005年6月底，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我从南京回到了合肥。此时，因研究兴趣的转移和科研任务的变化，《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工作暂时停顿了下来。2006年7月，我受命主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工作，繁重的公务之余，再也腾不出完整的时间继续进行修订工作，《胡宗宪评传》的修订或改写工作被迫全部停顿下来。

2008年下半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评估工作全面展开。直至2010年5月评估工作全部结束，徽学研究中心以良好的成绩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基地评估后，在绩溪和周围朋友的一再敦促下，2010年暑期，才重新坐下来查阅核对史料，并在当年年底顺利完成了《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工作。然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修订稿之后，依然感到很不满意。毕竟整个修订稿文字变动不大，许多章节篇目的标题甚至都未加改动，加上海内外学术界在拙著出版十多年来关于倭寇和胡宗宪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需要在修订稿中予以全面反映。更为重要的是，胡宗宪在舟山、宁波等浙江战斗过的留下的抗倭遗迹众多。2009年10月，尽管利用参加在舟山举行的“世界宁波帮定海商人”论坛之机考察了舟山岛和金塘岛，但王直在日本九州特别是五岛留下的遗迹因种种原因，依然未能前往进行哪怕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访。好在2010年9月，日本熊本大学伊藤正彦教授来访，给我带来了珍贵的王直在五岛活动遗迹的照片，并赠送了一本日本新近出版的研究倭寇的著作，这就是由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出版，荒野紊典、石井正敏和村井章介合著之《倭寇“日本国王”》。这部著作虽然算不上是正统的学术专著，但它反映了日本关于倭寇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后，从2010年底开始至2011年上半年，我几乎集中了全部时间和精力，对《胡宗宪评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改和补充。这次修订与其说是修改订正，不如说是重新撰写。不仅改正了其中的错别字和不准确的地名注释，而且从章节结构、标题文字到所有内容，几乎全部进行了重新组织和写作，并充实了一批新资料。对近十年来学术界研究倭寇和明代海防及中日关系的论著（文）也展开了全面收集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对倭寇性质评价的论著（文），更是尽可能地进行收集和整理，对其中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观点，尽量在书中予以吸收和消化。另外，在原书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附录，即参考文献，这主要是基于学术规范的要求。因此，为使名实相符，修订本《胡宗宪评传》也更名为《胡宗宪传》。

在《胡宗宪传》杀青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著名抗倭战争史和戚继光研究专家、军事科学院范中义教授，他在2009年8月参加绩溪县龙川胡宗宪抗倭纪念馆建设方案评审会时，慷慨地将自己抄录的胡宗宪关于《新镌标题五经七书》的评语卡片赠送，这对拙著内容的充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要感谢日本熊本大学伊藤正彦教授，正是他2010年9月赠送日本五岛王直神庙照片和《倭寇匕“日本国王”》一书，才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王直在日本五岛的遗迹，并了解了日本研究倭寇的最新成果。而2011年伊藤正彦教授复印寄赠的孤本胡宗宪奏疏汇编《三巡奏议》，更是帮我厘清和掌握了胡宗宪巡按宣、大、北直隶、湖广和浙江等处监察御史时期的活动事迹，从而为全面撰写《胡宗宪传》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特别应当感谢绩溪县县长李前智先生、绩溪县原副县长周小红女士，他们对拙著的修订和改写，一直寄予厚望，并给予了大力支持。绩溪中学徐子超先生、绩溪县政协黄来生先生、绩溪县档案局原局长汪汉水先生，对本书的修订，始终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拙稿即将交付出版之际，我还要向多年支持我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父母亲表示真诚的感谢。2006年1月，当在外出差刚刚回到合肥时，我最敬重的母亲溘然长逝，沉重的打击几乎一度使我丧失治学的信心。母亲去世距今虽然已有六年之久，但未能恪尽孝道的遗憾却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每每想起，总觉有不尽的思念和万般的惆怅。

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并祝福母亲在天堂里永远安息！

卞利

2012年11月10日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