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惊涛所著的《花与舌头》的部分篇章曾在《人民文学》上刊载，并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授奖词是这样评价的：“系列短篇小说《花与舌头》别开生面，文字释放出经验外的奇香，以绚烂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神秘、吊诡、甜蜜而哀伤。作者致力于表达关于人类事务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在讲述与想象的自由伸展中经受辩驳和反讽，从而达到对人的真实境遇的敏锐洞察。”

《花与舌头》里的小说不是按时间结构规划的，它是错杂的空间，是一副拼图，是村庄和街市，而且没有精心布置和严格管理，没有规划局、工商局也没有城管，它的即兴、随意和拿得起放得下，使得它如同一片野地、一片丛林。

《花与舌头》作者黄惊涛致力于表达关于人类事务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在讲述与想象的自由伸展中经受辩驳和反讽，从而达到对人的真实境遇的敏锐洞察。

序：不服管理的舌头 李敬泽

1.变成虫子的人

2.有替身帮他活着的人

3.用身体做赌注的人

4.住在笼子里的人

5.因讲故事遭驱逐的人

6.偷阅他人爱情的人

7.没有舌头的人

8.被偷走姓名的人

9.用头发为诱饵的人

10.数时间的人

11.不允许说梦话的人

12.热衷搞政治与女人的人

13.记忆被移植的人

14.庆祝监狱万古长存的人

15.巧.被劫走信仰的人

16.被梦杀死的人

17.发明马桶的人

18.被漂染过的人

19.搭热气球出行的人

20.遭窃听的人

21.进出旅馆的人

22.懂鸟语的人

23.多安了几个心眼的人

24.演死者的人

25.画老虎的人

26夜游城市的人

27.以身体为乐器的人

28.埋在地底下的人

29.生活在迷宫里的人

30.被“万寿无疆”所诅咒的人

31.在大街上垂钓的人

32.拜访鸟巢的人

33.发掘死者的人

34.制造慢刀子的人

35.为花鸟虫鱼报忧愁的人

36.反长着磐石之心的人

37.写虚拟之书的人

38.盖着沙漠睡觉的人

39.变魔术的人

40.飞走了的人

41.寻找名词的人

42.贩卖梦的人(附录)

43.织毛衣的人(后记)

1．变成虫子的人

“亲爱的，当你捧读此书时，我已经变成了一条虫子。”《虫子的爱情》一书的作者喜乐先生在他唯一存世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如此写道。我在打扫旧主人的房间时，从一个布满厚厚灰尘的铁匣子里发现了一卷手稿。手稿用鹅毛笔写就，经过多年，依然可以看清楚，写就此稿的墨水产自邻近的一个叫自由镇的镇子，那里有个墨水制造厂，他们用各种动物的体液和植物的汁液掺杂矿物来制作墨水，他们生产的墨水有一百多种。

我们光荣镇的居民有个习惯，书写不同的文本，使用不同的墨水。书写历史，用的是乌贼墨囊制成的墨水，以显示历史不容篡改之意；书写死刑判决书，用的是掺杂铁矿粉的墨水，那是一种寒冷透骨的墨水；书写小说，用的是一种通过提取各种鲜花的汁液而成的墨水，这种墨水在写到不同的情感色彩的文字时，会显示出深浅不一的颜色……书写政治，用的是一种散发出浓烈臭味的墨水；书写爱情，用的是一种用丁香花瓣碾捣而成的紫墨水，显然，喜乐先生所用的就是这种有着淡淡清香的紫墨水。

我找到出版商安格先生，让他将此书稿印行，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出版过圣书，可惜发行不佳；他印刷过领袖著-作，倒是人手一册；一度，他偷偷摸摸地盗印那种《性爱指南》之类的小册子，使他大赚了一笔。出版纯粹爱情的著作，则是他经营这门生意以来的第一遭。

这本发行量不到百本的小说，除了两本摆放在位于仁爱大道的小书店书架上，其他大部分堆放在安格先生的仓库里。我拿走了一本，置于案头，其他的几本则送进了我们镇子的小图书馆。据小书店的店员说，只有在今年元月的某一天，一个女人匆匆来买走了一本，她翻看了扉页，即哭出了声。

下雨的天气，我常常会翻阅喜乐先生的这本书。这本有关虫子的书里，有如此的片段：

“有一条虫，它以吃字为生。吃到‘葡萄’这个词，它的舌头就尝到了酸甜酸甜的味道；吃到‘西瓜’这个词，它立即解了渴；吃到‘苹果’这个词，它会一路平安；吃到‘梨子’这个词，它须忍受分离的痛苦；吃到‘粮食’这个词，五谷杂粮就都进了它的胃。

“吃到‘森林’这个词，它就独自一个享受风景，并且一路上遇见野兽和鸟儿，吃到‘草木’这个词，各种杂草、树木簇拥于它的面前；吃到‘大海’这个词，一片蔚蓝展现于它的眼前，它听得到海浪的喧嚣、船只的笛鸣；吃到‘天空’这个词，它只觉得被一种空气所充满，心境会变得虚无。

“吃到‘魔鬼’这个词，它的肚子会疼；吃到‘天使’这个词，就可以长上翅膀；吃到‘信仰’这个词，它首先是虔诚，接着是迷惑；吃到‘道德’这个词，它首先是敬畏，接着是反胃；吃到‘文化’这个词，它就好似一个读书人，摇头晃脑，有点像醉鬼；吃到‘律法’这个词，它开始不敢动嘴，只轻轻地触碰了一下，接着一口吞下；吃到‘权力’这个词，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君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吃到‘金钱’这个词，它放了一个响屁，如同一个坐拥万贯家财的土财主；吃到‘元首’这个词，它吓得臣服于地；吃到‘乞丐’这个词，它知道吃了也白吃，那家伙什么油水也没有；吃到‘人’这个词，它发觉自己不是第一个吃人的，更多的是人自己在吃自己。

“它刚刚年幼的时候，首先吃的是名词。名词是有骨头的，是实体的词，它吃得很饱，并且细细地剔除其骨头，啜吸其营养。等到长大，它开始吃形容词。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不能满足它的胃，却能丰富它的心。它在书里一行一行地爬过去，慢慢蠕动它日益肥硕的身躯。碰到‘甜蜜’，它舔了舔舌头，回味良久；碰到‘悲恸’，它的心一酸，滴了几滴眼泪；碰到‘勇敢’，它就像一个战士；碰到‘怯懦’，它头一缩，触角赶紧收了回来；碰到‘虔诚’，它像个圣徒那样纯净；碰到‘虚伪’，它的脸上挂着一副假假的笑；碰到‘善良’，它的心肠很软很软，连躯体都软成一团；碰到‘凶狠’，它立即一副拦路抢劫的样子；碰到‘温柔’，它羞涩得不敢睁眼；碰到‘仁慈’，它的眼里就充满了慈悲。

“为了帮助消化，它还吃动词、副词，甚至在餐前吃助词，餐后吃语气词。不过有一些词它虽然不愿去吃，但又必须噎下，比如诜‘衰老’，比如说‘死亡’，这是它晚年必然要吃的粮食。还有一些词它永远不敢去碰，比如‘砒霜’，只要吞下，就会中毒而亡，对于‘毒药’这个词亦是如此。

“它一直想吃到‘永恒’这个词，一旦吃下肚去，它就可不朽，长存于世；它从来没有后悔的是吃到‘爱情’这个词，将让它五味掺杂、喜忧参半地过完一生。”

这是我常常翻阅喜乐先生《虫子的爱情》一书所咀嚼的文字。一度我觉得自己也像一条虫子，以文字为食。某天我一时兴起，在书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愿此虫在《辞海》、《辞源》、《圣经》以及次经、伪经等一切大书中找到安居之所。愿它春天能找到“苏醒”这个词，夏天能找到“凉爽”这个词，秋天能找到“收获”这个词，冬天能找到“温暖”这个词。

P1-4

不服管理的舌头

李敬泽

不得不从饶舌说起。

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饶舌：唠叨；多嘴。是丰饶的、地大物博的舌头。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人，他的舌头是块好地，什么都长，龙种和龙，大跳蚤和小跳蚤；一块好地你不让他长东西是不行的，你像个理发师一样把它剃个干干净净，可是你等着看吧，要不了多久，那块地上草木疯长，似乎它凭空就能长出一个世界。一条丰饶的舌头也是这样，它能创造“现实”。

黄惊涛的这本书原来叫《饶舌》，现在叫《花与舌头》，在这个过程中我起了一点作用，详情请参见本书后记。《花与舌头》看上去应该是更摇曳一点，但我的想法与黄惊涛并无不同，我所想的，就是肥沃的，放纵的，自行生长万物，自然也生花的舌头。

你知道，我总是期待着另一种小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总归它不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我不知道唠叨过多少次：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莫言早期的小说有一篇《透明的红萝卜》，我期待的就是那里边那个孩子。

然后，有一天，读了黄惊涛的这批小说，我说，这是野孩子。就挑了一些，连续三期发在《人民文学》上。

《花与舌头》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按体例是要标长、中、短篇小说，它是长篇吗？是短篇吗？似乎都不尽是，我们的编辑觉得必须合体例，就把它定为短篇，好吧，就这样吧。但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或者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篇——顺便说一句，我猜黄惊涛是受过这二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此类小说不是按时间结构规划的，它是错杂的空间，是一副拼图，是村庄和街市，而且没有精心布置和严格管理，没有规划局、工商局也没有城管，它的即兴、随意和拿得起放得下，使得它如同一片野地、一片丛林。

这可能并非黄惊涛的初衷，他在后记中透露，原本是想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度的——那幸福镇、那大森林，他原想有计划、按比例、分门别类地展示它们。但是最终他没有做到：因为懒散，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意志，一种要在一切方面贯彻意图的决心，如同一个国王、一个专制者。

对小说家来说，某种程度上的强力是必要的，正如这世界大概永远需要警察局。小说家不断地修改作品就是一个暴力事件，这种暴力甚至就是身体性的，近乎自虐。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改得近乎偏执狂，他对后来小说家的影响，固然是把小市民破事儿写得如同史诗，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世界文学劳模，建立起一种清教徒式的文学工作伦理：他追求艺术的完美和精确，而这种信念或许是一种现代性表征：“完美”、“精确”的后面总是站着一大堆狂热地反对乱摆地摊、反对混乱与生气的一丝不苟的管理人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理解，像《水浒》或《堂吉诃德》那样大大咧咧、不衫不履、信马由缰、草木葱茏的小说为什么再难出现。我记得纳博科夫谈《堂吉诃德》，认为它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管理，但最为羡慕和赞叹的似乎也是它的缺乏管理、无法无天。

对于像福楼拜这样忠直的艺术家来说，管理注定是痛苦的，他同时还留下了另外一个现代小说家神话：人物不服管理。小说家不得不和他的人物斗争、谈判、妥协，不得不对人物、或者对他自己施加修改的暴力，他赋予人物生命，而人物要求民主，这大概是“完美”而“精确”的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

——此事说来话长，暂且打住。且说黄惊涛，这也是个很有想法的管理人员，他对他所在的、进而对他所想象的世界有清晰、明确和系统的想法——有一套概念和观念，有主意和主义。我们现有的小说家中，对世界和生活如此有主意的为数甚少，更不用说达到黄惊涛这样的理性水平。

没主意，准确地说，没有理性的概念和观念水平上的主意，也可以是艺术家，当然更可能是小市民式的艺术家。理性在小说中的作用或许如同一个有弹性的起跳板，不是谁站上去都能得跳水冠军，但总比站在坚硬的地面上好一点。比如黄惊涛的主意就为他确立了表现人类事务的特定角度和框架，其中包含着对人性、对人的生活的某种应然的想象和界定。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起点：生活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思想是武器，武器在手，他就一定会有一种改造世界的冲动——起码是改造和管理他的幸福镇、大森林。于是乎，他就面对着另外的危险：太有主意，结果变成了可敬可畏的城管。在我们这里，即使是以“自由”为主意，我们看到，它也很容易直奔本能的专制，不自由固然不允许，不如此自由也绝不允许，自由爱好者却有虔信教徒般的激烈、专断和不宽容。

但黄惊涛的情况是，他有有条不紊的大脑，同时，他还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这舌头啊，它是个集中欲望和快感的感官，它反对概念和观念，它不思想，但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真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没有舌头多好啊，没有舌头人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人就会变得清洁整齐，当然人也会变得乏味无趣。而黄惊涛偏就是有大脑也有舌头，爱自由而爱有趣——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人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无趣的自由，所以在我们这里，自由和有趣并非一个概念——于是，他爱人，爱人的优点也爱人的弱点：诞妄、糊涂和软弱，他的幸福镇和大树林里，遍布着想入非非的人、有毛病、惹祸端的人，所以小说得以生成——人逸了出概念和观念的轨道，使事情变得有趣，使荒谬之事变成了对人类事务的复杂沉思。

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对它的寓言性印象深刻。而寓言性恰恰是现代小说美学中一个危险地带——在这里，我们相信万物皆为表象，背后总是运行着某种真理，托物比兴，事物的结构和意义完全依靠它与背后的真理或“道”的联系：直接出于神意天意，或者出于诗人建立比喻的能力，总之，事物如此呈现，不过是因为它恰好合于我们的思想——准确地说，是作为名词的、给定的“思想”，固定下来的“公式”与“概念”。这样一种思路名誉不佳，但深入想来，它其实也是根植于人性：我们希望世上一切事都是可理解的，最终可以归结为某种可清晰辨认的训诲和训诫。寓言性，可以说是几乎一切叙事隐含的基本品质，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小说为自己开辟了另一种可能：寓言破裂、崩溃的可能——假设伊索的狐狸或者黄惊涛的某个店老板，在某一刻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生命，正如一种古老想象中的一个恶作剧或噩梦，他们从动物农庄中、从思想的藩篱中逃逸出来，那会怎样？

于是，作为一种寓言—反寓言的小说就生成了。它内在地包含着概念和观念，包含着某些思想前提，但更包含着思想在广袤的人类生活中的延伸、扭曲、纠结、反讽。文学的“思想”，它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任何给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动词，一个复杂的生命过程，不怕犯错误，不怕自我矛盾，甚至不怕自我取消。一种思想只有经受得住人类生命的混乱和嘈杂才具有生机和力量。

这种逃逸是如何发生的？你知道，全是因为那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舌头是一切逃逸事件的起源，舌头也为逃逸者开辟了前景。

黄惊涛恰恰有这么一条舌头，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黄惊涛丰饶的舌头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它一定要忽悠到观念之外和经验之外，它要舌灿莲花要让天花乱坠。  ——这时，我们百感交集地来到幸福镇、大森林，来到此乡、故乡和他乡。原来如此，原来如彼。

织毛衣的人(后记)

读者，我敢保证你前面所看到的，均为谬论及虚构之辞，而如下的话才代表真实(但我对刚写下的这句话并不提供信誉担保)。

记得大约在十二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里面提到了马拉美的一句话：“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待一本完美的书。”以及古希腊的诗人卡利马科斯所说的：“一部大书就是一大灾难。”在那篇小文里，我虽没有明言，却隐隐约约借古人之口，来砥砺自己的志向。那是二十岁的年少轻狂，或者说是厚颜无耻。因为，谁都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圣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少数几本书、几种主义带来过“大灾难”以外，大多的文字湮没不闻、伏尸于某个图书馆里，没有人去理睬它们的腐烂。而相对于宇宙格律而言，亦除了但丁先生个人著写的《神曲》、吕不韦先生集合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堪称“完美”以外，其他著述总会有或多或少文本上的缺陷(《神曲》模仿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对称，《吕氏春秋》模仿四时变换、季节轮替的节律。作为一个研习古典文学出身的人来说，我本来更多地推崇《周易》，但这本书被太多的江湖术士当作求财的宝典，因而我更愿意提及《吕氏春秋》)。

这种无耻之极的妄念，并非说明我很自我膨胀、觉得自己很那么回事。恰恰相反，我从小就是个胸无大志，且容易随时随地改变主意的人。

比如，我小时候的梦想，有一阵子是做一个养猪专业户。那时候，猪瘟很流行，我家的猪常常死于非命。看着我母亲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我偷偷地看我二哥买的一本有关家畜饲养及疾病防治的小册子(我估计我二哥也忍受不了我母亲的那副模样，他一定也跟我有同样的理想抱负)。

有一阵子，我的理想又变成了做一个拳师，为此我又偷偷看了好几本拳谱，研究人体的穴位(这几本小册子同样来自于我二哥，想必他也一定认真地研读过)。在那个年代的我们老家，跟人动拳头耍刀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课余期间去河滩边看枪毙人、散学的路上看到有人被捅了肠子落在尘土里拖着是常有的。某一天，当我在一本著名的政治刊物的封二上，见到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排名第三的大人物来到我们村视察的照片，我感到与有荣焉。如果说，做一个会几路拳脚的人，就会内心充满那种行侠仗义的感觉，肯定未必如此。活在民风彪悍的地方，有这种想法不过是出于自保而已。然而，在跟人打架折断了一只手、在莫名其妙地被诬陷、死者的尸体已经摆到家门口之后，尤其是再快的拳脚也挡不过非理性的冲动之后，我改变了要做一个拳师的打算，而决心要离开那个到现在还很著名的地方。——直到今天，当我在百度上输人我们村的名字，它依然有数千条，而几乎全部是跟那些暴力犯罪有关。倘若我不离开那里，我的命运很可能跟我的某些同学们一样，名字在报纸上，而人在监狱里，或者世界某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或者是那种凡是活人都没去过的地方。

当然，除了这两大理想之外，我还曾梦想过做厨师、饭店老板、菜贩、工人阶级的一员、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等等，每一个理想背后都有自己的瞬间理由。但是，我是从来没梦想过什么科学家啊、工程师啊这类崇高而伟大的职业，因为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好的职业存在。自然，当你的阅读靠的是一些饲养书、几本拳谱以及哥哥、姐姐的高中语文课本时，你就从来不会去想，把你的文字印在报纸上、自己是出现在书本里的那种人。

这种胸无大志其实也一直延续到目前。读大学的时候，在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打牌(我们是好孩子，从不赌钱，总是为打而打)之余，有那么一阵，我对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特别感兴趣，醉心于程颢、程颐兄弟；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王阳明，王船山等人的学问、气质中，热衷于什么政统、道统、学统之类的分辨，作硕士论文时也故意选择了王国维、鲁迅这两个最难啃、又被别人啃得最多的老骨头，以逼迫自己去熟悉前现代中国的思想路径。但终究，我不是做学问的料，因为道、学已经分离，天地之间再也不像原来那样元气淋漓。

我曾经梦想像我的老师那样，得二三学子而教，偶有读书心得，即与学生们分享，这可以极大地满足我好为人师的私心欲念。可是，最终，我选择来到了广州，参与了一本精英男性杂志的创办及成长。

有那么几年，我关心工资的增长远远大于我关心书店里有没有什么好书。有那么几年，我不关心工资的增长远远大于我关心工资的增长。我有时常常什么也不干，整日里看看新闻、电视，从义正词严的播报到街谈巷议的娱乐八卦，从足球、网球、环法到斯诺克、高尔夫，有时为一部弱智到极点的电视剧滴几滴轻而易举的眼泪，有时为远在大洋彼岸的战事操操闲心。有时，出于职业的需要，白天为所谓真理打抱不平，晚上与他人觥筹交错。偶尔有那么几次，捧出书本，却发现再也读不懂古代汉语，也读不懂现代汉语。有那么几次，我发现用到笔时的大部分，是在极度潦草、敷衍了事地签自己的名。有那么一次，在填履历表时，我使劲也想不出研究生的“研”怎么写，还是问了我知识渊博的同事，才晓得原来是一个“石”字加一个“开”字。

这么些年来，我如此地热爱这样的生活：既没有能力扮演勇敢可敬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楼下戴着红袖章的大妈管得比我多)，甚至没有勇气对一本超过300个页码的书发起装模作样的阅读。我常常不会想起世界上还需要文字这回事——我给出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老家的那些邻居们都已经抛荒不种地了，我这个戴着眼镜的农夫也就不打算锄禾日当午。

我对自己的懒惰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自己始终缺乏叙述的能力。为了使这个理由显得充分一点，显得责任并非都在自己的身上。我发明了一些只有自己弄得懂(其实自己也弄不懂)的概念，譬如“汉语怎么去叙述它自己”、“叙事的速度及节奏”、“逆转该在哪里发生”来进行故作深沉的思索。我经常想，在我没有对一些东西有把握之前，我宁愿什么都不写。

这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当你永远不去开始的时候，你的脚永远不知道陷阱在哪里。在哪个地方你会栽一个跟头，在哪个地方又会有一根绳子给你拽着爬出来。假如没有一点勇气让你的屁股与书桌前的凳子建立一些亲密的关联，那么你的屁股就会很依恋沙发和床铺。

去年年中，我终于决定要干点事了。就好比是一个以打麻将为主业的农夫，闲下来不打的时候，在这片山坡上种点大豆，在那片山坡上种点玉米和高梁；在别人种玫瑰剩下的边角地里撒点油菜花的种子，又在一堆建筑垃圾里找出点泥土去栽培一下我的野菊花。有时，我一口气种下了很多，有时，却两三个月不去管它们，任其自生自灭。

这种随兴而至、懒懒散散地耕作态度，是很难有好的收成的(我在最初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收成)。这里一丛蔬菜、那里一簇高梁，这里来点化肥、那里来点天然肥料，注定种不出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我曾一度希望庄稼们能成排成行，希望我的“大树林”、“光荣镇”能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比如，公共生活问题、私人生活问题、宗教信仰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古代与当代问题等等，或者是聪明还是愚蠢的问题、残暴还是温情的问题、牛逼还是傻逼的问题，或者干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等等。

结果，我因懒散而放弃了去使我的田地变得尽可能地丰饶。随它去吧，这不过是你这一年该装模作样忙浯的农事而已。面对这为数不多、又长成歪瓜裂枣的果实，我甚至连怎么为它们命名，都不愿意花太多的心思。

我一度给这个系列起名为“饶舌”。我认为理由有四：一、它是我这些篇章所呈现的一种写作方式。在很多时候，我绕来绕去，离题万里、丧失叙事的目的。二、它是一种态度。据(《现代汉语词典》，饶舌即“多嘴巴”之意。一个嘴巴很多的人是很令人讨厌的，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应该永远保持对某些问题发表言论的激情，哪怕他说的是不经之论。三、我本来试图在这个系列中写出人身体的器官，譬如五官、心肠、手脚等与世界的关联(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我认为舌头是所有器官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与无关于尊严价值的生存(吃饭)及有关于尊严价值的生活(传递情感、言论表达)均息息相关。四、它是一种黑人音乐。如果一定要把人分为黑白的话，我以为，黑人除了贡献出马丁·路德·金博士、曼德拉先生的宽阔、丰厚之外，还贡献了这么美妙的灵歌。

承《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先生美意，在他执掌的刊物中分三期连载这个系列其中的部分时，他代为取名“花与舌头”，“取双关一些花腔、拈花微笑不语”之意(我很感谢他与漂亮而聪明的马小淘小姐)。我又求诸在三联书店担任本书编辑的文静小姐(没有她的谬奖，我或许不会有勇气写完此书，再一次落荒而逃)，她觉得此书名甚好，我也觉得这样或可挫去一些不必要的晦涩，一些戾气与尖锐，变得有一些亲和力，于是我就接受了。

更重要的是，它符合我一直在反复琢磨的美学：我以为，真正好的文字，是那种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给人以温暖、平和的感觉。当然，它不是向日葵对着太阳那副承受恩泽式的微笑，而是鲜花在夜里带着懒懒的睡意入梦的微笑。我常常悔恨我写下的文字里带着太多不健康、不光明正大的苦笑，而羡慕着那种心无所住、一切都在浩荡乾坤里的豪迈与自由。所以，我宁愿将这一年写下的这些篇幅称为“一本失败之书的四十二个开头”。

但是，促使我急不可耐地想尽早结束这些篇章的，与其说是厌倦了这种不痛不痒的叙述，毋宁说我也从这些失败中找到了一些叙事的自信。今年三月，在我第二次到德国旅行的途中，在易北河边的迈森小镇，我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的小说主题，突然在那一天找到了故事的核心。回到国内后的几个月，我就一直沉醉在那个故事框架里，什么文字都写不了。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着怎么让这个故事开始，开始说出它的第一句话。很多次，我以为我找到了，但一旦写下来，就觉得面目可憎：那不是我要说话，或者它要说话的语气，我的速度、它的节奏不应该是那个样子！八月十六日，我依然漫不经心，却有的放矢地寻找。结果，我找到了——它结束说话的那几个句子——我本来想去找我的那只亡于歧路的小羊羔，却找到了它被人宰杀后留下的那张老羊皮(这个凶手无疑是我)。在有了结尾之后的三天，我又迅速地找到了它的开头，并且一口气写了下去。这一次，我终于敢胆战心惊地说：开始吧，这一次你或许可以织一件像样的毛衣。

是的，对于讲故事，我更愿意将其比喻为一种织毛衣的过程：首先从一群绵羊的身上薅毛，然后将这些毛去除羊臊味，并且染成不同的颜色，再将其加工成毛线。接着，就开始编织毛衣。来一条经线，再来一条纬线，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时而用元宝针，时而用罗纹针，时而在这里留下些线头，‘露出一点小破绽，时而在那里扯出一条线索，织出一段锦绣。为了让女人们穿上去摇曳多姿，于是常常在毛衣的前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为了让孩子们显得活泼雀跃，于是在他们的小毛衣上绣上鸟兽与太阳。如果要使这毛衣更为暖和，最好围着冬天的火炉编织，把炉火的热度织进去(我小时候就常在炉火边看我姐织毛衣，她边织边讲故事。她有几本学针织的书，那也是我为数不多的课外书)。

在一个女人们都差不多忘记了这种手工活的时代，在故事已经搬上流水线生产的年月，我愿意做一个织毛衣的男人。

好吧，就从这里开始。

2010年9月9日，广州

我总是期待着另一种小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总归不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我不知道唠叨过多少次：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而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莫言早期的小说有一篇《透明的红萝卜》，我期待的就是那里边那个孩子。

然后，有一天，读了黄惊涛的这批小说，我说，这是野孩子。

——李敬泽

系列短篇小说《花与舌头》别开生面，文字释放出经验外的奇香，以绚烂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独特世界，神异、吊诡、甜蜜而哀伤。作者致力于表达关于人类事物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在讲述与想象的自由伸展中经受辩驳和反讽，从而达到对人的真实境遇的敏锐洞察。

——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授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