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也是涉及世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是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态势在发展。
2007年两国在经济问题上进行了两次战略对话，在政府层面举行了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这些战略对话对两国沟通信息、增进了解、扩大两国的合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谓战略对话，就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双方坦诚地交换看法，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欧盟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美国。2007年1月至11月，中美贸易额达到了2762亿美元，全年可能要突破3000亿美元。这样一种经济利益、经济关系，使中美关系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保持了合作的态势。
在国际热点问题上，中美也有很多合作领域，比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等。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不能不与中国协调立场。但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还是台湾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还是保持现在两岸关系的现状，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美国一方面宣传要坚持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同时也说要履行《与台湾关系法》，还向台湾出售武器，说是保持两岸之间的力量平衡。
美日同盟关系加强
美国在亚洲有两个铁杆盟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这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关系。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冷战后得到了加强，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的外交大臣和防卫省大臣进行了“2+2”的会晤，他们曾经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同盟的防范范围。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也要借助日本的力量。美国提出来“无敌”战略，即70天打赢一场局部战争，打败地球上任何一个敌人。一旦美国实施这个战略，在亚洲就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
日本的外交是把美日同盟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日本将对美关系放在比对华关系更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日本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地在战争问题上坚持不谢罪立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出现了“经热政冷”的局面。2001～2006年，在小泉执政时，中日两国的领导人没有互访。小泉的政策在日本国内遭到了批评，为了平息国内的批评，在2005年12月的东亚峰会上，就出现了小泉向温家宝总理借笔的一幕，这表明日本虽然在中日历史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但仍要修补对华关系。中日关系出现积极变化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破冰之旅，2007年4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到日本访问则被看作是中日关系的融冰之旅。
当然，中日两国现在还存在着很多现实的问题，特别是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和钓鱼岛的归属，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非常不容易解决。按照国际海洋法的原则，中日之间在东海大陆架的分界线应该按照冲绳海沟划分，但日本提出按中间线原则分界，就是在中日海域中间划线。于是，我们提出搁置争端、共同开发，而日本提出共同开发的领域又跟我们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在东海开发了三处油气田，其中有春晓油气田，这个油气田即使是按照日本提出来的中间线原则，也在中国一侧，但日本要求共同开发春晓油气田。此外，钓鱼岛在历史上就是属于中国的，战后美国曾经占领过，后来美国把它交给了日本。钓鱼岛的归属涉及领海的基线问题，国际海洋法中有一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这个岛屿归属谁，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
现在，亚洲的经济区域一体化采取了10+1模式、10+3模式和10+6模式，以东盟10国为主轴，加上中国，这是10+1；以东盟10国加上日本、韩国、中国，这是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10+6。亚洲将来的经济一体化，只有中日发挥主导的作用，才能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
有人拿欧盟一体化进展中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来类比中目关系，实际上，法德关系和中日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法德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法德没有领土争端问题，并且法德都是欧盟的成员国，有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约束。而中日不具备法德那样的条件，所以中日关系的发展会更困难一些，特别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解决起来要更困难一些。P008-009
出版说明
代前言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
世界潜在的七大“战略意外事件”
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福山
一个强悍而脆弱的超级大国崛起/美国《新闻周刊》
大国关系的新调整/杨闯
中国和印度：谁的崛起更令世界忧虑？/李光耀
滞胀在向全球蔓延/谢国忠
谁在制造石油泡沫？/谢国忠
改革要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
财政利益“扭曲”财政体制/张曙光 张弛
“地政风暴”为啥奈何不了“地产盛宴”/伊歌
危机催生改革/钱颖一
解构评奖委员会的官味度/顾海兵
思想解放应无止境
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高尚全
以制度改革推进思想开放/郑永年
道德建设的误区亟待纠正/许国
思想解放，永无穷期/周瑞金
权力监督是治标，权力制衡才能治本
问责不能成摆设/陈文祥
地方行政问责不要搞“人治”/刘国军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三步走/李军鹏
认真对待议事规则/仝宗锦
发展基层民主的战略选择/李凡
公路常年“高价”何谈“公”/余丽生
法律是市场秩序的“守护神”
应提高“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法定刑/朱向东 李素新
反垄断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困局/王晓晔
大国要有空间法/高全喜 李斌
刑事辩护打折的背后/李凯
中国经济，世界的“稳定器”
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卢麒元
世行重估中国经济规模的含义/《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发挥经济潜实力要迈的三道“坎”/刘世锦
中国经济发展不能釜底抽薪/武建东
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终结
城乡二元体制中的十个问题/厉以宁
南街村的辉煌还能持续吗？/新望
中国移动通讯发展或误入歧途/杜坎·克拉克
中国出口依赖度被高估/乔纳森·安德森
中国大豆“退化”之路/张曙光
竞争不能让弱者的利益“归零”
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五个问题/林双林
企业盈利不能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金碚 李钢
国外是如何稳定物价的/宋养琰 宋洁尘
医改的真正焦点：“补供方”还是“养供方”/顾昕
政府改革的破与立
大部制：再造政府权力结构的契机/许耀桐
政府改革如何推进/张路雄
打通政府合理行政的制度通道/傅达林
从“以钱养人”到“以钱养事”为何仍不成功/贺雪峰
不受制约的公权会“咬人”
要保护朱文娜，也要保护魏文华/杨支柱
警察职能泛化VS警力不足/聂日明
没有必要设“烈士节”/蔡永飞
劳动者群体事件多发呼唤法制救济/乔健
农民无地可种，就等于无路可走
中国农民有增无减，呼唤农村二次改革/陆学艺
搭在弦上的土地变革之箭/韩雪
瑞安试验：农民经济合作的方向性启示/王平
“大学生村官计划”硬伤多/郑明怀
改革要情参阅—资讯汇编
时政要鉴：
“经济大国”的快乐标识
“空巢家庭”增多呼唤社会养老制度加强
“超级车队”与“舟山张榜”彰显制度执行监督缺位
王长江：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孙立平：要增强制度容纳冲突的能力
中国改革碰到政治问题不会“绕道走”
重视民生亟需突破理念阶段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主要以功利为目的
改革推动了意识形态变革
民主的陀螺需要竞争之鞭
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名不副实”
茅于轼：经济决策机制滞后将会导致经济出现大问题
日本智囊认为2020年中国将成“未成熟大国”
西方年终评说中国的调子变了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影响发展比贪污更可恶
农民工社保“全国通”势在必行
城管打死市民折射“公务化暴力”的“权力幻觉”
“民主虚泛”现象引起学者关注
“监督创新”亟须重视舆论监督
城市公用事业“过度市场化”
消除“不稳定幻像”是制度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警惕警察权力膨胀
解放思想要给民间思想一个发言机会
吴敬琏：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重要难题
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的副作用达1．73％
权力性暴力阴影下的“株连拆迁”
以人为本是针对以官为本提出的
改革不能让弱者“一切归零”
法律虚置使“腐败型拆迁”畅通无阻
周光召：今天的科技界需要民主氛围
银行“警惕”地方政府换届
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新闻不应有“正面”、“负面”之分
党的建设迫切需要改革创新
警惕管理者“吃干榨尽”式改制
跨国公司把环境灾难转嫁给中国
中国政改新目标：“大村庄制”与“大部制”
“改革的民意基础”不是伪问题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吉：必须从“主义”中解放思想
衡阳私企老板“一个晚上就送了280个红包”
经济透视：
张五常：无固定期限合同会养懒人和搞垮经济
我国内部消费水平呈下滑态势
世行报告称中国经济缩水四成
欧洲敲打中国是危险的
国际运价已危及中国石油安全
房产高额利润致使私募基金大量涌入
周天勇：过度强调金融安全有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
中国投资过亿新开工项目13．6％存在土地审批问题
不必为“打工经济”而骄傲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不复存在
小产权房蚕食耕地底限
茅于轼：仇富是当下最应遏止的杂音
中国消费增速落后于收入增速增长
钟伟：高房价是分税制缺陷的影子
易纲：物业税将标志着中国的产权保护向发达国家看齐
理解中国货币政策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入手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尚有6000亿元历史包袱
中国应警惕美式“资产泡沫破裂型”衰退
“重复建设”背后是行政性经济问题
“中国式奢侈”令人忧
资源税过低，少数人轻松暴富
财政收支，30年转了个圈儿又回到起点
“唯经济建设”危害如同“两个凡是”
经济飙高不等于幸福，五成民众不满生活水平
阿根廷经济学家：中国是世界经济“稳定器”
外资在中国农业市场复制制造业投资模式
工资上涨推动通胀螺旋式上升将首先从垄断企业开始
“由民作主”保障“民生财政”不缩水
农民工是中国有价值的财富
国际扫描：
国际高油价一半归罪于美元贬值
“教养主义”：日本复兴之首举
美信用卡违约状况恶化有可能引领新一轮金融动荡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美国衰败论”是自欺欺人
日本静脉经济：垃圾输出带来的繁荣
美国失衡与中国无关
美元帝国的黄昏已然来临
美中可能会共同将全球经济推向衰退
索罗斯将次贷危机定性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经济衰退拖累中国
梅德韦杰夫身家大曝光，4年收入700万卢布
美元或将退出独霸地位，世界货币体系将呈多极化
全球经济格局中，美国渐露疲态
权威媒体热赞新加坡反贪模式
代前言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突显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当说是长期而深刻的。它不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发展方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大的冲击。再比如，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
(二)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消费率分别达到75.7％、64.9％和67.0％，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0％，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更是偏低，2007年仅为35.6％，2008年又降为35.3％。
(三)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
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社会体制改革，最终都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进程。应当说，近几年政府改革有明显进展，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近年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的运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加大改革力度，奠定转型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明朗，在政策刺激下，经济进一步回升已成定局。内外环境变化，也给改革带来了压力。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很难通过政策调整来适应，只能在改革中积极应对，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尽快建立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这是提高市场活力、促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基础条件。新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向富有活力的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凝聚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
(二)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建设进程
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第一，农村是潜在的消费大市场，要注重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启农村市场。第二，把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同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实质性地提高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投入，形成全社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制度氛围，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砷。第三，要特别注重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凝聚改革共识创造条件，使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持。
(三)提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政府转型力度
从30年转型与改革的历程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决策与政府转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应重点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第一，在完善政府经济职能上取得重要突破。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增强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独立地位，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加强政府对外经济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在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保障机制。按照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工体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
第三，在改革调整行政权力结构上取得重要突破。以建立健全大部门体制为重点，大胆探索建立公共权力有效协调与制衡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四，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集中解决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建立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要有新思路、大魄力
有人曾经提出，改革已基本结束。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它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却再次突显出改革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改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型，改革面临更重要的任务。实现改革新的突破，必须要有新思路，要有大魄力。
(一)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改革的主线，这是一个大思路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真正把改革深入下去，要大胆突破过去的一些理论“禁区”。从现在的情况看，突出改革的新思路，就是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主线，推进三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有了这个大思路，才能清晰地看到推进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全面改革的迫切需求，才能找到改革新的突破口。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打破行政垄断为突破口；第二，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把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第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把建立公共权力协调与制衡机制作为突破口。
(二)推进新阶段的改革要有大魄力
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改革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改革的推进动力也有明显变化。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需要有大的魄力，要在一些基础层面有大动作。 第一，坚持改革不动摇。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尤为重要。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来之不易，是我们经过长期探索得出来的结论。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
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在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困难面前，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是破解难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第二，后危机时代深化改革呼唤新的思想解放。新阶段的改革，需要有新的超越。进入以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为目标、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新阶段后，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涉及的范围更广。没有新的解放思想运动，改革很难顺利推进下去。
第三，消除不利于改革的各种认识和判断，形成全社会共促改革的合力。
发展方式的转型带来的挑战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着眼于此的改革更是呼唤大的智慧以及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读者看到的这套《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融汇百家意见、纠正理论误区，是决策者的参阅材料，也是探索改革新思路的理论平台。思想的解放是没有止境的，制度的创新也是没有穷期的。改革不会终止，改革才刚刚上路。
《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谁的崛起更令世界忧虑？谁在制造石油泡沫？“地政风暴”为啥奈何不了“地产盛宴”？刑事辩护打折的背后……
读者看到的这套《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融汇百家意见、纠正理论误区，是决策者的参阅材料，也是探索改革新思路的理论平台。思想的解放是没有止境的，制度的创新也是没有穷期的。改革不会终止，改革才刚刚上路。
本册为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