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替美国次贷买了多少单？扩大内需需要怎样的新思路？谁是高收入群体？……

读者看到的这套《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融汇百家意见、纠正理论误区，是决策者的参阅材料，也是探索改革新思路的理论平台。思想的解放是没有止境的，制度的创新也是没有穷期的。改革不会终止，改革才刚刚上路。

本册为第6辑。

《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出版说明

代前言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

“百官共廉”的体制内阻力

 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体制内阻力”

 构建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

 解放思想需领导干部树立十个新观念

 被市场经济潜规则侵蚀的干部任用体制

 警惕腐败“年轻化”

给“官轿子”装上“电子眼”

 昂贵的“官轿子”

 普京“清党”与梅德韦杰夫“反腐”

 反腐五年规划实质是政改

 追缴外逃腐败资产难的阻因与对策

 “白宫书记”张治安的三条命债

“GDP工程”——最大的面子工程

 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核心在改革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动真格了

 利率市场化正当其时

 中小高新企业：资金缺乏成发展瓶颈

中国替美国次贷买了多少单？

 次贷危机：华盛顿共识的危机

 金融风暴的影响与警示

 次债危机前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不妨揭开金融“马桶盖”

 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

 治理经济衰退：“救急”更要“固本”

 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启示

 危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金融改革

 体制政策要靠前

 扩大内需：中国要用新思路

 财政投资须防走老路

 反危机对策须防浑水摸鱼

人民币：下一种世界货币？

 欧元与美元争霸：人民币的机会

 崛起机遇，人民币如何作为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路线图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中国币制改革的建议

 警惕欧洲中心主义

扩大农民地权，限制“圈地运动”

 中国土地权利改革路线

 从耕地保护制度入手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

 不要曲解农地流转政策

 农村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

 农村改革的真假问题

 扩大农民地权的实践经验

 农地流转，农民怎么看

 我主张的土地制度改革方向

 智利土地制度和小农户支持体系考察报告

 台湾地区两次土改的启示：避免地方金权豪夺

让“阳光”普照弱势群体

 谁是高收入群体

 社保制度“碎片化”意味着什么

 印度医疗卫生体系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拯救房地产：体制改革胜于“救市”政策

 扭曲改革的机制突显

 亚洲最大“贫民窟”的基础教育

改革要情参阅-资讯汇编

 时政要鉴：

大学扩招源于行政力量越俎代庖

大学校长已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

学术垃圾化比学术落后更令人不安

有必要对“官员别墅群”的主人张榜公布

警惕“地方酋长化”

上级责任谁来追究？

中国出现“贪官潜逃潮”

官场“潜规则”源于干部选任的集权制

中国农村养老的困局

要鼓励主流网站“讲真话”

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高官频落马背后的权力含金量

取消乡镇是改革方向

“百官共廉”的神话不可信

我国财政支出仅1/3用于公共服务

传言的反抗

中国用煤方式破坏环境

中国人缺乏对话语的“释放力”

黑色新闻利益链的背后是舆论监督不到位

加紧改革退休金制度才是根本

中国须将资源转向弱势群体

沈阳市民要求政府公开招待费，官员称难度极大

煤老板在发国家的“资源财”

不计成本跟风建设很可怕

体制缺陷造成市委书记一权独大

“只强调权力监督”的反腐败存在误区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不作为

“裸身做官”现象揭示权力精英们对制度的不信任

行政体制规范还看政治改革

贪官捞钱“六大手法”

官员博士学历大跃进，权力侵蚀学历背后隐情

 经济透视：

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不会太顺利

中国得到的是“平常利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7年增加12倍

中国核心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问题

防地方债务黑洞成为焦点

房地产不“死”，中国经济难“活”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产业链的暂停时代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中国耕地保护形势堪忧：11年减少1.25亿亩

为什么目前中国的油价高过美国

“三农问题”在中国应给予更多重视和补贴

中国经济急需体制改革

中国应对危机关键在缩小城乡差距

民营油企从王者到哀兵

中国民生领域严防外资“黑屏”

统计平均薪资失真成了惯例

应对金融危机先清理“小金库”

中国已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只看GDP增长、不看就业增长的危机应对政策是有问题的

房价下跌最大受害者是地方官员

到2020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才能达到60％

强调农民地权，限制“圈地运动”

中国经济的3个特点

政府控制着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

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净得益者

行政权独大造就“世界最赚钱公司”

中国富商“是非多”的深层原因

中国发展模式突然中断的风险加大

 国际扫描：

俄罗斯外债噩梦萦绕，危机因素暗伏

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危机

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中国也要警惕欧洲中心主义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从技术层面说，美国已经破产了

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1％

全球信贷危机损失将达1.4万亿美元

全球金融体系错在金融监管分崩离析

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展示公共治理理性

世界经济步入后泡沫时代

日本已形成了一种“均富”的现实及机制

首先是利益驱动，信仰缺失。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体制外开始的，在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城市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城乡农贸市场迅速生发，悄然打开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门。这些体制外的变革既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那些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党政领导干部带来了利益和实惠。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铺开，引进外资，国企改制，企业股份化，扩大对外贸易，加入WTO，金融体制改革。除了下岗工人、失业和无业者外，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利益，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些掌握实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则在大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大搞“权力寻租”，从而获取暴利。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人民民主和法制观念，需要主权在民、为人民服务观念，需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支撑。而那些丧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丧失了人民民主和法制观念的领导干部却用“官场潜规则”抵消正规则，用“关系网”阻碍“法治网”、用人治抵制法治、用“为民做主”代替人民民主就实属必然了。

其次是领导干部的体制内监督弱化。我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后，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方式选拔公务员，收到了良好效果。一大批有学历、有专业、有知识的年轻人进入了公务员系统。然而，我国现行党政干部的考核与晋升体制存在缺陷，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党政干部管理体制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建立由人民代表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和同级与下级的考核监督机制。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犯罪后在监狱中吐露了其“卖官过程”：“通常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都要先把符合条件的人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的人员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这个过程，我们叫‘端盘子’。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我，我认可后，再‘端’到常委会上去讨论，这就是正常程序。在这方面我绝对是按规矩办的，无论选谁用谁，我都是要走这个程序的。但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我会召开书记办公会，先在会上定出个‘调子’。比如想把给我送礼的某个人从县里派下去提拔，或想让急于回城而给我送礼的某个乡镇干部回城，我就以他们的自身条件如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等为基本标准先划出个范围，绝对不点谁的名，而是让组织部按照我定的‘范围’下去‘找人’，找到后我再按程序办。表面上理由充分，程序合法，实际上是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对给我送礼的人，我都是用这办法进行回报的。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一批掌握权杖的领导干部就是这样在“职权范围内”和“正常程序”下提拔干部的，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地完成了一笔笔的权钱交易。

再次是领导干部体制外监督匮乏。体制外监督指的是来自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的公民监督、民间组织监督和公众舆论监督等。现有的公民举报缺乏制度保障，举报人常常遭到打击报复。

体制外监督匮乏，权力又过分集中，致使那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急剧膨胀，逐步走上犯罪道路。王怀忠任安徽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犯罪入狱后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就腐败了。  实际上，许多干部在刚刚步入党政系统时既上进又实干。在一步一步上升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曾经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当他们权高位重之后，由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监督制约极其弱化，使他们的私欲逐渐膨胀，走上犯罪道路。

最后是“依附型政治文化”的惯性作用。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把人类社会各国政治文化归纳为“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类型。根据阿尔蒙德的定义，中国自秦朝至清朝形成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文化”。在“依附型政治文化”中，皇权主义、专制主义、人治、官本位、宗法关系相辅相成，形成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夺，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和官场潜规则。官场关系网现象至今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P004-005

代前言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突显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当说是长期而深刻的。它不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发展方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大的冲击。再比如，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

(二)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消费率分别达到75.7％、64.9％和67.0％，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0％，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更是偏低，2007年仅为35.6％，2008年又降为35.3％。

(三)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

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社会体制改革，最终都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进程。应当说，近几年政府改革有明显进展，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近年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的运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加大改革力度，奠定转型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明朗，在政策刺激下，经济进一步回升已成定局。内外环境变化，也给改革带来了压力。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很难通过政策调整来适应，只能在改革中积极应对，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尽快建立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这是提高市场活力、促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基础条件。新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向富有活力的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凝聚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

(二)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建设进程

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第一，农村是潜在的消费大市场，要注重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启农村市场。第二，把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同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实质性地提高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投入，形成全社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制度氛围，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砷。第三，要特别注重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凝聚改革共识创造条件，使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持。

(三)提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政府转型力度

从30年转型与改革的历程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决策与政府转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应重点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第一，在完善政府经济职能上取得重要突破。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增强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独立地位，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加强政府对外经济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在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保障机制。按照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工体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

第三，在改革调整行政权力结构上取得重要突破。以建立健全大部门体制为重点，大胆探索建立公共权力有效协调与制衡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四，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集中解决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建立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要有新思路、大魄力

有人曾经提出，改革已基本结束。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它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却再次突显出改革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改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型，改革面临更重要的任务。实现改革新的突破，必须要有新思路，要有大魄力。

(一)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改革的主线，这是一个大思路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真正把改革深入下去，要大胆突破过去的一些理论“禁区”。从现在的情况看，突出改革的新思路，就是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主线，推进三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有了这个大思路，才能清晰地看到推进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全面改革的迫切需求，才能找到改革新的突破口。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打破行政垄断为突破口；第二，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把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第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把建立公共权力协调与制衡机制作为突破口。

(二)推进新阶段的改革要有大魄力

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改革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改革的推进动力也有明显变化。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需要有大的魄力，要在一些基础层面有大动作。  第一，坚持改革不动摇。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尤为重要。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来之不易，是我们经过长期探索得出来的结论。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

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在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困难面前，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是破解难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第二，后危机时代深化改革呼唤新的思想解放。新阶段的改革，需要有新的超越。进入以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为目标、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新阶段后，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涉及的范围更广。没有新的解放思想运动，改革很难顺利推进下去。

第三，消除不利于改革的各种认识和判断，形成全社会共促改革的合力。

发展方式的转型带来的挑战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着眼于此的改革更是呼唤大的智慧以及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读者看到的这套《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融汇百家意见、纠正理论误区，是决策者的参阅材料，也是探索改革新思路的理论平台。思想的解放是没有止境的，制度的创新也是没有穷期的。改革不会终止，改革才刚刚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