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经说定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后,女人从今后像男人一样工作。男人和她们平分夫妻负担,一切再好不过,是在最美好的世界里……
作为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专家,雅克-安托万·马拉维勒茨曾专门从事过夫妻心理治疗,而此前他是法国埃里克松系统技术的先驱者之一。他是《夫妻》一书的作者,《夫妻的幸福生活》中讲了14种令人泄气但却非常有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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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夫妻的幸福生活 |
分类 | 人文社科-社会科学-社会学 |
作者 | (法)雅克-安托万·马拉维勒茨 |
出版社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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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事情已经说定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后,女人从今后像男人一样工作。男人和她们平分夫妻负担,一切再好不过,是在最美好的世界里…… 作为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专家,雅克-安托万·马拉维勒茨曾专门从事过夫妻心理治疗,而此前他是法国埃里克松系统技术的先驱者之一。他是《夫妻》一书的作者,《夫妻的幸福生活》中讲了14种令人泄气但却非常有用的定义。 内容推荐 事情已经说定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后,女人从今后像男人一样工作。男人和她们平分夫妻负担,一切再好不过,是在最美好的世界里…… 有那么肯定吗?在心理治疗珍所里,在聆听处境困难的夫妻诉说的同时,《夫妻的幸福生活》的作者雅克-安托万·马拉维勒茨看见的是另一幅具有现代特色的景象。在此,女人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而男人们则习惯于缺席。人们不禁会想到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女人们的负担总是很重,要比她们的伴侣重得多。 雅克-安托万·马拉维勒茨感兴趣的正是这巨大别的日常原因和结果。他承认现实,即承认半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可拒绝接受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解释,他指出,这一争论的主要缺席者是夫妻关系,它可以说是“被归于外因”了。与此同时,在《夫妻的幸福生活》中,他给我们提供了辨别两人生活中真正的幸福生活的关键。 目录 序言/001 1 背景宪全改变了/001 关系成为间接者/001 合与分之间的身份/004 痛苦感的门槛/005 快乐感的门槛/009 个人至上问题/010 人口统计数据/013 夫妻的延续时间/014/父母的再婚/015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016/父母的松紧带/017新的乌托邦/018 2 参照标准的改变/022 关于精子的使用/022 一种无性医学/025 保健医生的幻想/026 从夫妻到社会/027 不同代人之间冲突的终止/028 法律的重要性/028 对孩子的监护权/029/补偿金/029/继承规则/030/女人的地位/031 新生代父亲在哪里/032 第三性别/034 婚姻的地位何在/035 家庭的地位何在/038 身份的明显性/040 3 关系/042 任何关系都是建立在两人之上的/1342 三种痛苦的关系/044 相互保护/045/无能和早熟/047替罪羊和牺牲品/049/男人的痛苦/050 自发性之荒谬/052 领地和挑战/1356 关系是建立在三代人之上的/058 给予和接受/061 对控制关系的迫切要求/062 4 情况/064 夫妻/064 男人的内心深处是:浮士德/065/承担人类的生成/066 性欲/067 爱情和性欲的闯入/068俭钱、性和夫妻/070胜欲和生育/076/从一种性欲到另一种/077 亲属/083 青少年父母/083抛们父亲的母亲。084/一位能够付出的父亲/089 5 超级电脑虫/095 昔日典型的垮台/095 引诱者/096/大男子主义”典型/096浪漫主义典型/097 现代男人:超级电脑虫/097 脱离时间/099/爱好挑战/100儒要解决问题/101/没有涂改/102/超级电脑虫和金钱/103托付/104/工作好比休闲/105/虚拟的关系/106/流浪生活和隐居生活/107/超脱/108/虚拟的暴力/110值和的替罪羊/110/超级丰胸/111饼戏/112既合群又孤独的人/113/超级电脑虫像什么?/114 日常生活中的超级电脑虫/116 在家里的超级电脑虫/116/做心理治疗的超级电脑虫/117馏级电脑虫的历史/118馏级电脑虫在心理治疗诊所/120 6 圣母玛利亚的形象/124 参照性神话/125 核式家庭/126慨是母亲又是童贞女/126/无法确定的事和不足/127/神话的发展/129 是一个全能型女人吗/131 感情和经济上的独立/131健免和成年人建立关系/132/一种“新的”性欲/133/一位母亲女人/133/一位很能干的母亲/134屏口父亲的一种暧昧关系/136 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137 玛丽/理发师和独身者/138 治疗中的反常现象/140 母亲和孩子/147 7 重建关系/152 漫画式的愿望/152 猎人的魅力/154/在美国/真正的男人回来了/155 心理治疗工作的开端/157 相互使对方失去资格/158 心理治疗医生的策略/162 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162伪什么和怎样/163侮一方的变化/164/擅于让对方获得资格/166摆脱从原先的家庭继承来的模式/168/一些不稳定的角色/175/一项新的契约/176 结论/178 参考书目/182 试读章节 怎样来理解夫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呢?怎样来讨论那些近乎空缺的东西?犹如在一个幽暗的剧院里,背景的界限和人物渐次消失,彼此都无法分辨戏装,它们也同样不再明显地区别于演员。照明不知不觉地减弱了,直至剧情变得难以看清。我们是在幕间休息时,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所以还有可能思索该剧的意义,以试图预见它的结尾,而如有可能,预见它的寓意。 这些不知不觉已安顿在我们周围的变化,径直闯进了我们温暖的住所和我们最个人化关系的深处。那么这些变化都是些什么呢? 关系成为间接者 我们每个人目前都生活在一个关系星座的中心,而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该星座的界限,而且更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其结果是,形式牺牲内容,成了必要的:“我表现出来的我,和实际的我同样重要,而且更重要。”形式的这一展现,也是交往的这一展现,是通过关系这个间接者来表明的,也就是说必须求助于一个第三者来显示形式的优点,或者,有时甚至是越来越经常地显示其优点的缺失。形式把迷惑人的东西强加于人,而这迷惑人的东西则对形式起决定作用。 是传媒——为了不说是灵媒——在提供认识,甚至由此提供身份。人亮相了,哪怕什么也不说,于是便存在了。事情的经过就好像在构成身份,也就是构成被认识的可能性,这是在人的表面,而不是在内在性中寻找人的根本。 这个关系星座包括好几个星球,比如,其中有政治星球、各种管理形式的职业星球、信息传播工具,当然,还包括家庭和夫妻。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先成为关系,然后才存在的。 因此,政治家学会了包装他们的演说。在记者和他们每天早晨所观察的探测试验的推动下,他们终于认为,最重要的是演说形式,而不是内容。他们注重自己的形象,策动传媒的行动,并关注自己将要出现的时刻,而不是自己要讲的话。 企业的领导者像推销他们的产品一样,也竭力推销自己。他们往往相信,或假装相信,他们的照片——拍得并不总是很有技巧的——在一场广告攻势中会起到超值的、决定性的作用。重要的是要面带微笑、讨人喜欢和使人放心,对顾客要有亲和力。可是他们明显的自满情绪只不过维持了这份虚荣的、复制了他们照片的宣传单而已。 “商标”名称中所带有的质量超过了产品本身的质量。他们竭力让大家,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信,产品的质量是名副其实的,如此,他们就能获得大量的利润了。所有这些都会使人想到,由于这些形式,消费者会更在乎一件产品的形式,而忽略它所掩盖的东西。我们显然处在获得超量信息的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往往是预先经过人工消化韵,是针对某个消费群体的。最后,夫妻和家庭成了关系的关键,它们已逃脱不了人们对质量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比男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强烈。这就是那么多的意外和失望的起因:她们希望“一切顺利”!不仅如此,她们还把夫妻的变化放在了天平上,而把求助于心理治疗医生的可能性,放进了可能有的解决办法中。夫妻和家庭的功能不再仅仅关系到一种文化模式、一些祖传准则甚至一小块土地的继承和延续。现在,夫妻的存在是自我的,是为自己的。它变成了一种寻求自我巩固的价值。 这便直截了当、显而易见地涉及要过得好,过得幸福。这其实就是某种新的、令人吃惊的东西。这种前所未闻的要求,创造了一个新词汇,一个不仅女性杂志、现在连男性杂志也在热衷传播的新词汇,这就是和谐相处:关系的质量变成了当务之急,这一当务之急是被摆在一种总的背景下的,那就是降低痛苦的门槛,提高快乐的门槛。我们将很快回过头来讲这一点。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学家”必然地符合了这些新要求。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痛苦越来越被间接化的领域里,便很容易会产生新的关系,它们的结构,尤其是它们的改善,充斥着我们所操心和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民交往”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能生存在被表达出来的、被要求具有的,并不断被更新的忧虑中,只能和他人有联系。一种新的宗教产生了,同时产生的有它的信仰、教义和大祭司,这些人多少有点是精神领袖或和社会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既是这个总机构的牺牲品,也是它的组织者。在这个机构中,每种社会学方面的现象都要被用关系学甚至精神病学分析探究一番。从那时起,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同样,一切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以至于不可能再有那种无足轻重的审判——不是司法意义上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书店的“社会学专柜”已被“人际交往学”专柜入侵,并有时被取代,或更糟,被大量自诩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确保“个人发展”的书籍取代。这类用语属于一种明显的欺骗,显而易见,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用某些秘诀来概括的,何况,这种“空洞、模糊的论说”提供了一种虚幻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只能是个人的、远东的和精神化的。社会学已寿终正寝,人际交往学万岁!P1-4 序言 我面前是位少妇。她差不多有40岁,可给人的感觉已有50多岁了。这位少妇显然很疲惫,因为生活和生活让她经受了磨难。 她是一个人来为她12岁的独生子向我咨询的。不用说,少年没在场;不用说,父亲也同样缺席。两人都不愿意陪她一起来,他们没按照我在预约时所表达的愿望去做。她没能让他们改变主意。我甚至不能肯定她曾试图这么做。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让他俩做任何事,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不管怎样,这是她在电话里向我表明的。事情一上来就清楚了,而且简直是太清楚了…… 于是她给我讲述了她的经历。而我在此将对它进行阐明,因为,从好多方面来看,它都是很典型的,类似的情况更容易在女人身上看到,而不是在男人身上;也更容易在儿童身上看到,而不是在成年人身上。对她来说仅涉及事实,如她所陈述的那样,都是一些平淡无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荒唐愚蠢的事实。她让人觉得,她经历这一切完全是命中注定的,甚至在某些时候,她自己仿佛对讲述这类事已习以为常,就像讲述一连串显而易见的事一样,而且没准她还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讲起它们。非常可能的是,她的女友们也处在同样的境地。 这位女子——我将称她为米菜耶——有个儿子。她和儿子的父亲分居已有5年了,可他俩谁也没着手办任何离婚手续。她花了好长时间给我解释道,那个男人现在和自己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而那个女的现在正怀着他的孩子。虽说不能完全肯定,不过她认为,他已有了一个小女孩,如今已3岁了。他眼下正失业,而且正在和从前的一位雇主没完没了地打官司,是为了一起工伤事故,他试图获得赔偿。我毫不惊讶地得知,他从没给她付过赡养费,也没给她提供过任何方面的帮助。 这就是那位父亲,或确切来说是那位传宗接代者的情况。其余的情况则类似。 米菜耶有两个弟弟。大的已离婚,而且3年来杳无音讯。小的企图——在冲突多于幸福的情况下——和一位已婚并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建立同性恋关系。他们的父亲是在15年前因同性恋而自杀的,当时他患了急性酒精中毒,他生活中曾有过多次这样的插曲,情况都是晦暗不明和难以解释的。她母亲和她生活在一起,帮助她料理日常生活。 至于儿子热拉尔,这次咨询的正式对象,他具备所有能使他被列入轻罪犯人之列的特征,但他那些违法犯罪行为不幸都是最无创意的。她正是为此来见我,只是不太清楚,通过这一举措是否确实能得到她所期待的结果。也许,甚至是可能,在她看来,一位男心理学家具有男性和父亲的形象,所以更能迎合她的期待和愿望,正如人们在提到“心理学家”时所说的那样。 人们很容易反驳我,说是这个故事如果真像我所转述的那样,那么它不仅是令人泄气的,而且还是夸张讽刺的。它似乎把男性的各种背叛、懦弱和退缩都汇集在一起了。然而它却是真的。它甚至不难和其他许多同类故事产生共鸣,而它们都是我在诊病过程中所听到的,而且我还将提供这类故事的其他例子。那些男人尽管没来诊所,但我也可以斗胆地说,他们和自杀或遗弃、日常生活中的卑劣和怯懦相邻,或者更严重些,是和完全彻底的消失相邻。 我一开始感到有些气愤,首先是作为男人,其次是作为心理学家。让我们把男人搁在一边,在这里他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这个心理学家经常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群女人中间,而她们至少是被男人背离的,或更糟,是被遗弃的。为此,我长时间地寻思,这些男人、这些父亲、这些丈夫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而随着思考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丰富,其他的.观点就必然产生了。 其实,也应该考虑一下别的问题,即有关女人的问题。应该让天平平衡才是,不要仅把这变成一件男人的事,而要尤其并首先把它变成一件夫妻的事。于是我便得出如下结论:在男人们过于经常缺席的同时,女人们则过于频繁地“出席”,而且是以一种大概也是使各自的角色不平衡的方式,而这一角色是按传统的方式所确定的。 因此,我觉得要想讨论这些情况,光谴责和非难这些男人是不行的。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样是达不到任何效果的,除了让他们溜得更快……当他们有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时。而且他们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所以不光是男人们缺席,女人们也完全如此,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换言之,是夫妻发生了变化,最起码是夫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这种模式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强加给人们的,而且是被1960年以前出生的多少代人视为是正常的。 构成夫妻关系性质的那种因素,大概正在经受一场深刻的变革。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较之于女人,比男人要明显得多。另外,谴责缺席者和同情出席者,比起表示不支持他们任何一方来要容易得多,就好像他们属于同一种逻辑的角色似的,而这种逻辑,在许多方面往往都超越亍他们。据我看,真正的缺席者,是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干脆就是消失了,甚至是再次消失了。这点我以后会解释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女人给人的感觉是承受了“一切”,而男人则显得像是个逃兵。 一间心理治疗诊所只是我们社会现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很容易因为痛苦、厄运、不理解、习惯势力的影响和社会问题而走样的。心理治疗专家最终只能遇到一些痛苦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所意味的缩小和夸大的一切。所以,对我而言,并不认为自己对男女关系最近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全面的看法,其实我的看法只能是片面的。我较为有限的野心是,较好地确定在某些夫妻和某些家庭的范围内起作用的东西,而这些夫妻和家庭也就是我在工作中有机会遇到的那些。男人,即男子汉,在寻找一个不同于缺席的位置时,似乎有时确实会感到有困难。女人则好像是这些懦夫的牺牲品,而这些懦夫光想着在工作和流浪的性生活中实现自我。 人们当然会同意,这种缺席是令人不满的,而且它会使这些夫妻不平衡,尤其是使这些家庭不平衡,因为,问题首先而且不管怎么都涉及到了孩子。在某种情况下,女人似乎能适应一个男人的缺席,但我觉得很难断定孩子能轻而易举地应付这种局面。很显然,孩子需要两个成年人、两种形象之间的那种差异和互补。有些女人是独自带着自己的孩子——通常是一个儿子——来的,她们竟直截了当地向心理治疗医生声明,她们期望他能为她们的孩子扮演父亲的角色! 因此,几十年来,男人(与同性恋相反的男人)在他企图不再独自代表人类的问题上变得很奇怪,他失去了他曾经赋予自己的优势地位。所有的权力都为之激动了,尤其是教会和国家。它们不约而同地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权力被质疑,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垮台。核心家庭构成了众所周知的社会细胞,而对这一社会细胞的现状的不满,对那些较大的机构的功能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首当其冲的便是一种权力的垮台,这就要弄懂这一权力的机制。然而,这一权力并未消亡,只是重新分配而已,它具有了其他形式和逻辑。在它让人觉得——经常是带有欺骗性的——它处于危机之中的同时,它变形了,改头换面了。 在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大部分人文科学在围着这种权力的再分配转。比如,精神分析学曾试图探索和解释这种男性的危机。弗洛伊德很快就与这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了较量,而他的后继者们更是如此。比如,在雅克·拉甘的笔下,叫做父亲这一名称的权力的丧失。社会学家们则考察结婚和离婚的统计数字,他们力图估计对就业和失业女性所造成的影响,并强调一些新的权力正在崭露头角。人类学家则不忘提醒人们注意男女关系的多样化。他们质疑西方的民族中间立场,这种立场试图把它从历史中继承来的家庭模式作为明摆着的事强加于人。比如,在中国的边境,人们重又发现了一个人类群体的存在,在这个群体中,严格来说男人在亲子关系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以致父亲一词是不存在的。孩子们生活在自己母亲的家庭里,而男人和女人之间惟一的“感情关系”是在被称之为短暂的会面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不说是虚拟的会面的话! 于是便可认为,在这个领域,禁忌接二连三地消失了。我们的夫妻和家庭模式远不是世界性的,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模式,它们不同于西方社会企图强加于世人的那种,而这企图始于16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化,而且是步大发现的后尘。甚至有可能我们正在走向一些新_的关系形式,它们不仅是被某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试验”过的,而且它们会要求和其他关系形式一样得到承认。一切都有一个故事,于是也便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甚至有在我们看来最为隐秘的东西。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情况,有一点首先要明确,那就是背景变了。参照标准消失了,不见了,而且它们并没有不可避免地被取代,或者说,并没有新的参照标准必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背景和这些参照标准涉及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论是法律还是医学,我们的经济约束还是我们的精神准则。这些因素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它们是以同一个整体参与的,这个整体包括我们在内,并对我们起限定作用,不论我们愿意与否。 其次,我们将来较为确切地看看,对夫妻心理治疗医生和家庭心理治疗医生来说,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最近的这些变化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因为整个痛苦状况是在它所涉及的男人和女人的串通一气中造成的,所以男人和女人都参与了这一逻辑。造成痛苦的某些规律应当予以明确。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最终来谈谈一种男女的典范可能有的定义。在我看来,这样的男女有互补的倾向,可共同构建这些新的夫妻模式。 对男人而言,其计算机的形象,与越来越能塑造我们的社会功能的东西有关,于是也与越来越能塑造我们的思维和相互影响的方式的东西有关。这种工具在卓有成效地“污染”我们的做人方式,因为我们在评价它的后果时缺乏保持距离。做这番考虑并不是愚蠢的。于是我冒昧地做出这样的假设,以试图更好地预测一下它在我们的情感深处所起的作用。 对女人而言,有关万能的圣母的神话——比起“犹太教”来,其“基督教”的色彩要浓得多——在我看来目前已和一种新的现实相结合。我们将看到,在社会经济学取得进步的同时,生物学的进步将大大促进这种再现。神话在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的伴侣,而在这方面,同样也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亲子关系中也就是在性关系中起作用的。 于是我觉得,夫妻心理治疗医生无需让缺席的丈夫回来,以安慰被遗弃的妻子。他只需负责在这对夫妻中显示出的那部分分离逻辑即可。他面临的任务,在比较有野心的同时,更是比较平稳的。惟一的真正的缺席者,是关系,为此,两位主角中的每一位都应当作出贡献,尤其是提供解决办法。于是我做出假设——在这序言中它基本是被简化了的——夫妻关系有消失的倾向,以便各自到夫妻之外去发挥作用,男人是到社会的成功中去,而女人则是到某些母爱和母子或母女关系中去。 在这番重建中,心理医生应当面对的惟一的一些限制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力以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大动荡,而这种动荡是生物学家,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今后数十年中迫使我们面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有可能谈谈一些明知必败却仍然在进行的战斗呢?谁能真正决定此举的有效性呢? 夫妻心理治疗医生在了解事实真相和建立模式方面都做出了成绩,而这只不过是成绩而已,在此我并不打算把它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准则来提出。所有这些痛苦,哪怕是因为分居和离异而变得普遍了,也只是代表我们社会的一个面。我只是斗胆地越过诊所的墙来介绍一下理解和干预工具。然而,一位心理治疗专家,也许尤其是一位夫妻心理治疗医生,需要参照标准来更好地赋予自己以思考和行动的权利,当他面对这些夫妻的不幸,面对这无数的不理解时。它们最终使一些人分道扬镳了,而在此之前,他们是能够分享一种如此重要的私生活的。 最后要明确的是,随着某些篇章的完成,我认为,转述处于痛苦之中的夫妻的故事是有益的,不过出于必要的简洁,它们是很不完整的。在撰写这部作品的全过程中,它们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能不承认,和米莱耶的故事一样,这些故事可能经常会显得具有夸张和讽刺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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