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编著者张五常。
本书导语: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类别,从经济角度入手解释的论著无数,可惜当年我有机会读到的分析,不重视交易费用(我称制度费用),一般不可观。以减低制度费用为基础来解释风俗习惯是有趣的学问。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认为我提供的解释有商榷之处,你不会否认我一九七二发表的关于中国婚姻及子女产权的文章是学问,比虚构的小说精彩(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三八九至四一三页)。几年前遇到一位来自中国某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谈及该族的婚姻风俗,恨不得自己还年轻,还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为文发挥一下。这类题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从事经济研究的没有兴趣。为米折腰,今天的经济学子走上味同嚼蜡的数学方程式与数字统计的路。我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来分析风俗习惯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难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处是可以谱入价格理论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学验证的假说。
《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编著者张五常。
《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收录张五常教授多年来的非经济类散文文章,保持了教授一贯的才思与文风,内容涵他对社会经济、政治、民生的犀利分析和评判,以及他对故去的经济学大师的追忆和自己童年经历的回忆。
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类别,从经济角度入手解释的论著无数,可惜当年我有机会读到的分析,不重视交易费用(我称制度费用),一般不可观。以减低制度费用为基础来解释风俗习惯是有趣的学问。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认为我提供的解释有商榷之处,你不会否认我一九七二发表的关于中国婚姻及子女产权的文章是学问,比虚构的小说精彩(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三八九至四一三页)。几年前遇到一位来自中国某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谈及该族的婚姻风俗,恨不得自己还年轻,还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为文发挥一下。这类题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从事经济研究的没有兴趣。为米折腰,今天的经济学子走上味同嚼蜡的数学方程式与数字统计的路。我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来分析风俗习惯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难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处是可以谱入价格理论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学验证的假说。
转谈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我当然看电视,看了几次。正在等待有影碟出售,要买几张寄给北美的亲友。尤其是,我要六岁的孙儿与三岁的孙女看。他们的父母在美国工作,不能搬到中国来吸收炎黄子孙的文化。很可惜,文化这回事,要从小学起才可以深入地体会。今天在美国,两个孙子按时上中语补习课,孙女还没进入正规的小学,每星期学普通话十多个小时。我没有见过比这个孙女更聪明的孩子——是我的母亲隔了两代的基因相传吧——但年多下来,普通话她只懂得昕,不懂得说。朋友问她:“你懂普通话吗?”她用普通话回应:“你好!”只此而已。
称赞自己的孙子们聪明是身为祖父的责任,但我那个三岁的孙女不仅聪明,而且大勇。她早就说明不喜欢我,凡事跟我作对。她无疑盘算过,只有这样,亲我一下她要求什么必如有神助。有一次,她在商场见到一只会行会叫的玩具小狗,爱不释手,我故意视若无睹。离开商场时我对她说:“你要那只小狗吗?我买给你吧。”她立刻奔跑,从架上把小狗拿下,我太太结账。过了几天,一位朋友见她拿着那小狗,问:“是谁给你这小狗呀?”她答:“是我自己拿到的。…‘是谁出钱买的?”“是另外一个人。”“是婆婆吗?”“是呀,是婆婆。”我的太太在旁插口说:“不是我出钱的。”她才勉强地说:“那就是公公吧。”没有说谎,但不是被逼到尽头她不会给我半点功劳。说她聪明因为她想得快,好比下快棋她没有走错半着。
我要让孙儿孙女看北京大阅兵的影碟,是希望他们长大后能记得这样的中国:哥哥姊姊们步操是那幺整齐,那幺好玩,那么潇洒。是的,我认为在整日的节目中,操兵最好看:每组的高度一分不差,相貌均匀,体重一样,操行直如尺画,步法的转换与敬礼的姿态半点瑕疵也没有!
我对武器的展出没有兴趣:一则不懂,二则不好看,三则记得幼年时跟小朋友下看不到棋面的海、陆、空战斗棋时,老是喜欢把杀伤力最强的棋子藏在对方想不到的位置。另一方面,当我听到演出的一百五十一架飞机皆属国产,立刻把水晶球拿出来擦一下。水晶球说:不出十二年中国制造的商业货机会打进国际市场;不出二十年中国制造的商业客机也会打进国际市场。
从国家六十大阅兵的整体看:动员十八万,其中八万躲着频频换字,孩子们一时歌唱,一时奔走,竟然从头到尾没有一次失误。我真担心那五千个孩子跑过桥时有一两个会跌倒,但没有。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呢?我想到朝鲜,但他们的规模远没有那么大,而我注意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是愉快地在笑,真的笑。我也想到一定有不少的操练了长时日但只能作为后备的人,替他们惋惜,认为胡锦涛先生说要奖赏,这些下了苦功而没有机会出场的要奖赏加倍。
整个演出使我想到一件事:一个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们要担心的不应该是武器或人多,而是中国的组织能力。我不同意香港的某些评论,说这些那些项目有点俗气。项目为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演出所见,其组织力令人触目惊心。人多办不到,强权施压办不到,金钱再多也办不到。P57-P59
散文何物我没有研究,想来是像朱自清写荷塘月色那种满有诗意与感情的文章。但散文“体”是指放开来写,不一定表达着感情,西方称essay,给人一种随笔的感受。不是浅学问:昔日英国的罗素凭散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中语文体有争议,有三方面的评价。其一是负面的:一些读者认为我的内容不错,可惜不懂得写中文。其二是正面的:一些读者举我为写散文的师级人马,也有些国文老师叫同学多读我的文章。其三是不负不正,但很一致:他们说我的风格独特,化了灰也认得是我写的云云。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教育,只是几岁开始背诵古人之作。就这样,在幼年读书不成的日子里,我可以下笔成文——错字连篇也成文。学英文我也从背诵开始。老师阿尔钦曾经详细地修改了我交出去的《佃农理论》的分析长章,不是改内容,而是改文字。我用心地写了数十页,他细心地修改了那数十页——我学会了。
认真地用中文下笔起于一九八三年底,在《信报》写专栏,当时的水平如何林山木比我知得清楚。第一本结集《卖桔者言》是我平生最畅销的书。背诵过不少中国的古文与诗词,以白话文下笔只是把鲁迅时代搞起的新文体混进去。文章的结构是从英语写作搬过来,无疑是专家了。四十多年前施蒂格勒称赞我的英语文采,我回应说是从他的文章背回来的。三十多年前William Meckling说我的经济论著是散文体,叫我千万不要改。当然听他的:我对那些以教授自居的学究文字有反感。我是个反对用术语来掩饰无知的人。
今天屈指一算,中文写了二十九年,文章无数,几百万字,算不上是多产,但说不是个专家不会有人同意。今天我认为,中文引进西方的标点是对的,但引进西方的文法却是错了。王羲之写《兰亭集序》、苏东坡写《赤壁赋》——讲什么文法呢?他们只是把一方一方的单音字砌得好,砌得妙,读得上口,表达清晰,文气如虹,就足以万世流芳而有余了。
不久前我对一位朋友说,可取的中语文字到今天还是脱不了盛于魏晋时期的四六文体,还是要讲平仄,要论韵脚,加上一些宋词长短句的节奏。不是说要刻意地这样写,或整篇要仿效古人,但如果这里那里不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流露着古人划定下来的砌字规格,中文读不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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