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历史经济地理专著。该书主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二、三、四、五章)分别对海盐产地、池盐产地、井盐产地、土盐产地、崖盐产地的分布和变迁进行了考辨、梳理,第二部分(第六章)为总论,对前面各章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对宋代食盐产地的经济地位、变迁规律、影响因素、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关于宋代食盐产地,学术界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是还很不够。现存文献资料没有得到充分发掘,没有将宋代食盐产地全部找出来,缺乏统计分析,对其经济地位、变迁规律、影响因素、历史地位等问题缺乏探讨。至今尚无对整个宋代食盐产地的分布和变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题论著,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宋代食盐产地属于历史手工业地理。笔者对每一处产地都进行了辨析,确认其为宋代的食盐产地,并且尽可能地对这些产地的出现时间、具体位置、变化情况等进行考证;与唐代和五代十国的食盐产地进行比较,弄清楚了哪些产地是宋代出现的新产地。绝大多数产地都注出了今地名。除充分利用工具书和有关论著以外,笔者还考出了以下29处产地的今地名:高家港,端平桥,大门子场,杜浦子场,南跄盐场,周家塘盐场,玉女盐场,天富北监,上马栏盐场,下马栏盐场,庄坂盐场,叠福盐场,官富盐场,博劳盐场,怀宁盐场,矬峒盐场,惠来盐场,双恩盐场,咸水盐场,博茂盐场,零绿盐场,官寨盐场,白石盐场,白皮盐场,蚕村盐场,武当盐池,马城池,车禄,永昌盐井。在此基础上,按照行政区划将产地列举出来,将产地分布情况编制成表格,绘出了分布示意图,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其经济地位、变迁规律、影响因素、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笔者研究,宋代食盐产地分布于20路、111个州级政区、173个县级政区。从地域分布情况来说,海盐产地最广,其次是井盐产地,再次是土盐产地,第四是池盐产地,崖盐产地最小。海盐盐场至少有165个,盐池有14个,四川盐井最多时有4900余口。在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宋朝的食盐产地占绝大多数,远远超过辽、夏、金。宋朝是当时中国盐业生产最繁荣的地区。在上述产地中,有17处(狼山盐场、大场盐场、大朱桥盐场、周家塘盐场、崇照盐场、大奚山、武当盐池、蓬莱盐池、长道县、盐川寨、秭归县、巴东县、长阳县、霸州、濮阳县、卫南县、永康军)是前人没有提到过的,还有很多产地前人仅仅提到过,却没有进行研究。笔者还对史籍所载7处产地(紫溪盐场、融州、熙州、秦州、兰州、会州、晋州),提出了不同看法。
北宋时期,食盐产地虽然也有停产或废弃的现象,但是总的变化趋势是由少到多。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局部统一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北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盐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广大盐民的勤劳和智慧。海盐在全国盐业生产中所占地位最高,井盐、池盐和土盐所占地位大致相仿。其中,海盐产地又以淮南东路最为重要,其次是两浙路。南宋时期,产盐区域急剧缩小,产盐州县数锐减,有的盐种产地完全丢失了。这些变化是由宋金战争造成的,引起了各盐种在全国盐业生产中的地位的变化,盐业生产以海盐和井盐为主。尽管如此,东南沿海地区海盐盐场和四川地区盐井却有明显的增加,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尤为突出,成为全国海盐盐场最多的地区。这与南宋政府以临安作为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影响食盐产地变化的因素既有海岸线变迁、湖泊涨缩、河流改道、卤水丰枯、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也有政治、战争、生产技术、水利工程等社会因素。
宋代生产食盐的县级政区数与全国总县数之比约为14.02:100,唐代产盐县级政区数与全国总县数之比约为9.28:100。仅从县级政区数来看,宋代食盐产地分布密度就比唐代高51.08%。更何况宋代版图比唐代小很多。如果仅就相同区域以内的产盐县级政区数进行比较,则宋代食盐产地增加更为明显。可见,宋代食盐产地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与五代十国食盐产地相比,宋代食盐产地数增加了2.93倍。不仅唐代生产过食盐、五代十国停产的产地基本上都恢复了生产,而且还增加了很多新产地。元代食盐产地与宋代相比,海盐产地基本上维持宋代的状况,局部地区(腹里、两淮)还有所发展,池盐产地、井盐产地和土盐产地都大幅度减少。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宋代是中国古代食盐产地发展的重要时期,是继唐代以后又一次食盐产地大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