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主求索者，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多党合作的历史丰碑上。

《张澜(民盟历史人物)》作者以尊重和还原历史为宗旨，在新史料、新观点方面有所突破，是近年来张澜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力作。

张澜(1872—1955)，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张澜生长、成就在一个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历经中国近现代新旧交替的五个不同历史时期，亲历了许多波澜起伏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主求索者，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多党合作的历史丰碑上。

《张澜(民盟历史人物)》依年谱的体例编写。谢增寿教授历时五年时间，踏遍了张澜先生的足迹，查阅了有关张澜先生的所有史料。

《张澜(民盟历史人物)》作者谢增寿教授以尊重和还原历史为宗旨，在新史料、新观点方面有所突破，是近年来张澜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力作。

前言

序言

编撰说明

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

一八七七年～一八八六年(清光绪三年～十二年)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一九○三～一九○四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一九四○年(民国二十九年)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后记

跋

12月1日 教育部正式任命张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至此。成大正式完成立案手续。

成都大学成为四川省第一所国立大学。

先生办成都大学的主要特点：

一、办学宗旨：“五四”时期，他正在北京，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办北大的情况，这对他后来办好成都大学，帮助很大。他在成大对学生讲话时，“常自谓办大学没有经验，惟师法蔡元培办北大之方针，对各科学术流派，各种政治派别、人物，均兼收并蓄，使大学得以成其大。”关于培养学生的主张，他常说：大学生毕业后，均为社会上之领导骨干，不能使学生读死书，成为不知国家大事的书呆子。他提倡学生学古代太学生干预朝政的风气和精神。他常勉励学生，要像孟子所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努力于人民的事业。

二、唯才是举，广延中外人才，为把成都大学办成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础。

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独立分办后，教师队伍一分为二，人才更显奇缺，据统计，先生1926年接任成大校长时，仅有75名教师，其中约有一半是两校共用，成都大学10个系，只有30多名专任教师，平均一个系不到4个人。

针对这种情况，先生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他在延揽人才时，不抱任何偏见，用人唯才，不拘一格。不管是哪党哪派或哪一帮的人，只要在学术上有地位，有创见，一律兼收并蓄。他不仅聘请四川的“蜀学宿儒”和新派人物到校任教，而且通过各种关系和派出专人，到省外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担任教职。如魏时珍、周太玄、罗世疑和曹四勿四人。就是他用重金从京沪聘请到校的“庚款文化基金会”的特聘教授。经过先生的努力，成大真正具备了一所综合大学容纳各派的宏大气势，校内一时群英汇集。著名学者有：熊晓岩、吴芳吉，吴虞、李劭人、龚道耕、林山腴、赵少咸、蒙文通、廖天祥、张森楷、刘绍禹、张铮、黄季陆、杨伯恺、张与九、沈懋德、魏时珍、张鼎铭、周太岳、周太玄、伍非百、叶秉诚等各派人物。对有真才实学的年青人敢于重用，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科的雷济实，年仅26岁，即被任命为化学系系主任。

先生还聘请了许多外国学者到校任教。据1929年的成都大学教职员名册记载，外国教师共28人，分别来自英、美、法、德等国。偏僻的成都大学能有这么多的外国学者任教，对于封建气息还较浓厚的四川教育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由于成大人才荟萃，教师阵容整齐，教学质量较高，在当时令人刮目相看。据1930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印的《全国高等学校统计》载，1929年国立成都大学已有专任教师14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不仅在四川的三大学中领先，而且在全国由教育部立案的2l所国立大学中，也名列第七。因此，1982年4月1日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在谈到张澜办国立成都大学的思想和成就时，盛赞张澜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三、民主办校，改革和创设学校领导管理体制。先生为改变旧学校中浓厚的封建气息，杜绝旧学校中的弊端在成都大学出现，他从改革领导体制人手，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实行民主办学的方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国立成都大学延聘细则》、《文、理、法科通则》，《学生通则》，《教职员薪俸规程》等。其中，《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校长在总辖全校校务时，“可以组织：1.校务会议；2.事务会议；3.教务会议；4.各科(院)、系教授会议；5.各委员会”。教务会议是学校最权威的机构，由校长、教务长、各科学长(1930年以后称院长)、总务长、斋务长、系主任、部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组成。校务会议有权决定系和校部机构的设置、变更和撤销，审核学校预决算，制定、修正和废止学校规程。同时还规定，校长要定时组织召开各科系教授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由于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教授，有利于集思广益，达到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目的。P98-101

谢增寿教授阅时五个寒暑，花费巨大精力编著的《张澜年谱新编》于目前杀青。作者以尊重和还原历史为宗旨，在新史料、新观点方面有所突破，是近年来张澜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力作。今年正值辛亥百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民盟成立70周年，明年又将迎来张澜先生140周年诞辰，能在这样的时刻出版《张澜年谱新编》，我认为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因为张澜先生亲历了这一波澜起伏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一幅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的壮丽图卷，一本开展爱国主义和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即使在今天，张澜先生的思想和实践仍对我们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张澜先生历经新旧交替的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中，与他同时代的仁人志士，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沉沦了，而张澜先生始终紧跟中国革命的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为了实现他推翻旧社会，建立民主、富强、文明新中国的夙愿，张澜先生不畏强暴，虽刀斧架颈面无惧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妥协。谁对国家民族有利，他就拥护谁，坚决地站到谁的一边。在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之后，他以卓越的胆识和政治远见，带领民盟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正确政治道路。在中央人民政府为他举行的八十寿宴上，张澜先生感慨万千地说：“我真是幸运，我活到了八十。我亲眼看见了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驱逐出去了，我亲眼看见中国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这是一个革命老人的肺腑之言。张澜先生一生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顽强的民主思想，对此，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表老啊，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啊！”

张澜先生的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同样令我们景仰和学习。张澜本无意为官，他只是想在纷争不已的动乱年代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尽到自己的责任，从不为权位所惑。北洋政府时期，张澜主政四川八年，在贿赂公行的旧中国官场，他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布衣长衫，从家乡穿到繁华的上海，穿到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样，张澜先生一贯最反对结党，他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在他心中，政党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民盟成立时是三党三派，各有各的政治立场，都是知名人士，起初他是不情愿做这个主席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兜党派都装到我兜里了。”也正因为他没有私心和利益，不存党派间的芥蒂，德望足以服人，才成为协调、平衡、凝聚各派力量的最佳人选。而其领导的方法，竟如范朴斋所言：就是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他的高明之处就是直，巧妙之处就是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张澜先生的高尚品德，来源于他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西方人文思想的滋养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长期修养。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更是促使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动力。他的座右铭是“四勉一戒”，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奉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信念。正是在他的道德和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我于1952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以传承张澜先生等老一辈民盟领导人开创的多党合作事业为荣。我认为，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张澜先生恪守的做人、做事、做官准则，对今天的民主党派广大成员以及全社会，仍然不失为政治素养的准绳，仍然令我们肃然起敬，仍然有着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张澜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中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足以告慰先生的是，无数先辈为之毕生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终将成为现实。纵观张澜先生的一生，就像一卷意味隽永的厚重的书，我们今天研究张澜，出版反映他生平事迹的年谱、传记及影视作品，就是要在缅怀这位民盟前辈丰功伟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他的道德文章中领悟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什么是民盟赖以薪火相传的精神，从而站在更高的历史和人生境界的起点上，不断推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出版张澜年谱更深层次的涵义。

丁石孙

从2005年夏起，经过五年多时间编撰的《张澜年谱新编》终于定稿。

编撰这部《年谱》，不是哪个部门立项或托付的科研课题，而是在张澜精神的感召下，一种充满敬意和责任心的投入。新世纪初我告别大学讲台后，用了两年时间继续完成在岗期间立项的《从南京到江安的国立剧专研究》的省级课题。此后，便以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张澜年谱的研究中。

《年谱》的编撰以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包括张澜家乡的乡土史料)为主要依据，同时经过实地考察、访问和研究，并汲取学术界基本公认的最新研究成果，三者相结合，力求掌握全面的材料，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研究和调查的重点放在南充、西充、阆中、重庆、成都，并沿着张澜生活轨迹向上海、北京拓展。我先后深入到南充张澜纪念馆、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特园“民主之家”旧址，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周公馆、桂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旧址，向有关人员请教一些问题，阅读和搜集了不少有关张澜的文献资料，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并在新史料、新观点方面有所突破。

本《年谱》按时间顺序记事。凡引述张澜的文章或函电均以最初刊行的文稿或留存的手稿为准，并参校以其他较好的或通行的版本；对于新发现的珍贵史料，除少数摘录要旨外，大都全文收录。借编《年谱》的机会给予保存，避免文献失传。《年谱》所有条目均详注出处，既方便读者查考，亦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在史实考订方面，凡对史事存在各种模糊不清的记载，力求查实明确；对歧异或有矛盾的记载，力求考订精确，取其中一说；凡访谈资料，均须佐证于文献资料；对某些难以审定的史事，予以适当说明，并提出编者的观点。

《年谱》用“按语”的方式，引述了一些涉及张澜的评论性资料，或对一些问题作些补充、更正和说明，为读者深入了解张澜提供重要参考。

特别感谢的是，原全国人大常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热情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张澜先生钟爱的长孙女张幼芳为本书惠赐墨宝，题写了书名，特向他们再表敬意！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张澜的晚辈和亲属张茂延、张惠延、张继延、张正华、张广华、张运陶等，他们多次接受编者访谈，惠赐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张广华、张正华二位，还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校核，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还有很多学者和有关人士给编者具体的指导和点拨。他们是，我的北大学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原室务委员)黄修荣，中国国家博物馆黄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迟云飞，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勇；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宗全，北大方正集团成都川藏公路公司李平；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社图处处长彭泽民；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李健，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杨和平；南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盟南充市委主委朱家媛，民盟南充市委副主委李梦华及研究室主任贾德灿，中共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洪才，副主任黄忠；广安市广安区副区长刘昌杰，广安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光辉，南充张澜纪念馆向可明、阳琼，南充市顺庆区地方志办公室卿远明、蒲国霞等，本书付梓之际，特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群言出版社为促成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责任编辑范芳女士，樊伟先生不仅对书稿作了极细致的编辑和审校，而且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谢增寿

2011年2月于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