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丛书”之一。该书选录了2009年的的文学评论。除序言外，全书共分8个模块，包括：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理论与批评，文学思潮与现象，小说家讲堂，作家作品论，现代汉诗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以及海外汉学研究。

这些文学评论都是以专家的视野，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精心挑选而出的，具有权威性，可作为世纪文学存档。

本书主要分为：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理论与批评，文学思潮与现象，小说家讲堂，作家作品论，现代汉诗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和海外汉学研究八个模块，主要收录了《“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共鉴“五四”新文化》，《方法与政治——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八百米的故乡》，《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庄之蝶论》，《范小青与当代世情小说》，《生命的再现——夏志清先生印象录》等文章。

序：在新的转折点上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

“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共鉴“五四”新文化

理论与批评

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

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二十五年文学批评论回顾

方法与政治——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

文学思潮与现象

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

从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审美怪圈

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80年代”的认识问题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70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

论“80后”文学的写作姿态

小说家讲堂

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

文学是灯

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八百米的故乡

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

作家作品论

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

阎连科的乡村伦理——评《我与父辈》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读《生死疲劳》札记

庄之蝶论

“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

《平原》的虚和实

魂系彼岸的此岸叙事——论迟子建的小说

范小青与当代世情小说

谁读齐国老顽耿

刻舟求剑人——朱天心小说印象

打开日常生活的隐秘之门——魏微小说阅读笔记

现代汉诗研究

“后锋”写作及其他——诗人杨炼、唐晓渡访谈录

在碎片上

当代外国文学

拥抱情节——当今西班牙语小说概览

海外汉学研究

《诗经》的逃亡——阎连科的《风雅颂》

生命的再现——夏志清先生印象录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

时代的书：你几乎能触摸一个中国农民的“二十二条军规”

中产阶级的上海——王安忆的怀旧小说

中国幻象

一、“五四”了不起

刘再复：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香港三联约我一本书，我就把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于“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汇为集子，也借此更加明快地表述一下自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此集您如果能作序言就好了，可惜您已封笔，只好作罢。不过，今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对于“五四”有没有新的想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告别革命》中，您已作过充分论述。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语境变了，不知道您有无修正或补正。

李泽厚：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书屋》的文章和访谈，写得很好。我对“五四”的看法没有改变。在诋毁“五四”、盛行尊孔成为时尚的今天，我更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看法。“五四”了不起。胡适、陈独秀、鲁迅之大功不可没。

刘再复：“五四”了不起，您的态度一直很鲜明。我虽然谈论“五四”的缺陷，但也充分肯定其历史功勋。白话试验，文字奉还，个性呼唤，发现传统资源不足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和理性逻辑文化的阙如等，都是功不可没。

李泽厚：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胡、鲁。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可以不讲陈寅恪、钱锺书，但不可不讲鲁迅、胡适。

刘再复：陈、鲁、胡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并辐射了几代人。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着眼点还是“群”，陈独秀、鲁迅、胡适却破除“国家偶像”，着眼点是“己”，突出的是个人。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还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三者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

李泽厚：“五四”时期各种思潮聚会，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很盛行。“五四”突出个人，张扬个性。可惜后来“个性”又被消灭了。“五四”的了不起，正在于它的主题鲜明，击中要害，中国缺的正是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

刘再复：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在中国，支撑个人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不容易。我喜欢用“个体灵魂主权”一词来表述。觉得康梁时代关注的重心是国家主权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而“五四”关注的重心则是个人灵魂的主权。反对奴性，反对国家偶像，反对族群偶像孔夫子，都是在呼唤灵魂的主权。

二、反孔也了不起

李泽厚：“五四”批判孔家店不同于“文革”的批孔，两者实质内容恰好相反。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唐、宋、元、明、清都尊孔，其中的确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方面。康有为的变法改制还必须打着孔子的旗号，可见走向现代化，行步维艰。直到“五四”才直接挑战孔子，结束两千年一贯的尊孔历史。“文革”时的批孔尊法倒是维护专制统治。第一幕是了不起的悲剧，第二幕是可笑的闹剧。

刘再复：第一幕中孔子虽然承受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历史罪恶，但批判的毕竟不是孔子儒家的原典，而是被宋儒明儒和后人改造过的变形的孔夫子。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的批孔，反而去伪存真，扬弃了真孔子的覆盖层，使孔子的原典学说具备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您写《论语今读》，不就得益于“五四”的批判，直面没有被遮蔽、被改造的孔子吗？“文革”第二幕，我们亲自经历过，那确实是相反，狠批的是孔子原典和孔子本人，把孔子说成是“巧伪人”，把《论语》一段一段宰割，而把“五四”批掉的“忠”字举得高入云天，愈批愈走远，不仅离孔子原典愈远，也离“五四”的现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民主精神愈远。去年我应《金融时报》张力奋兄的邀请，写了《谁是最可怜的人》，认为孔子最可怜，因为他被随便揉捏，随便解释。其次，孔子的儒家原典具有很高的伦理价值、教育价值，甚至有很高的哲学价值。正如您在《论语今读》中所评价的那样，孔子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确实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孔子学说后来被改造成为帝王服务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三从四德”等一套行为模式，就变得面目可憎了。“五四”攻击的实际上是变形变质了的孔夫子。您在《波斋新说》里首次把儒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我很有启发，《红楼梦》作为异端之书，它反叛的是儒家的道统即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对您所说的“情本体”这种深层内涵，却极为尊重，所以贾宝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个逆子，但在伦理情感层面上却仍然是个“孝子”。

李泽厚：你的《谁是最可怜的人》，写得很生动。对孔子的尊敬，不是让孔子去媚俗。记得李大钊等当年也说过，他们批判的孔子，是宋明道学家塑造过的孔子。其实只有批判掉这个孔子，才能恢复原典儒家的孔子，只有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尊重心性修养的孔子，才能恢复重视情感、重视物质生命、重视人民现实生活的孔子。“五四”反对的是在孔子名义下的君臣秩序、父子秩序、夫妻秩序以及所延长的妇女“节烈”观，(连僻远的山区如张家界也可以看到贞节牌坊)，如此等等，这一套确实非常不符合于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是“五四”发出第一声强烈的抗议呐喊。

刘再复：鲁迅所憎恶的“二十四孝图”，什么郭巨埋儿，曹娥投江等等，每样行为语言，都是在孔子孝道名义下吃人、吃孩子、吃妇女。批判这种变态的孔夫子，也属天经地义，九十年过去，中国人再也不必去充当悲惨可怜的孝子节妇了，这要感谢“五四”的先人先贤。可是，这几年，孔夫子恢复名誉之后，又有一些知识人要把老师当父亲，行拜祭大礼，不知又要把孔子揉捏成什么样子？P36-39

编选2009年的文学批评，似乎比以往的几年要显得特别和艰难。

这个年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六十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三十年，据此，六十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今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今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虽然不乏及时性的，但它结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今年的编选特别而艰难。

因为有了六十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我选择久违了的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两位先生谈锋甚健，风格不同，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上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六十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去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这篇《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从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79—1999)·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做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和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青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所选的这类文章中，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80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70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青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80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原有的“海外汉学研究”栏目之外，今年特地尝试增加了“当代外国文学”，收录了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班牙语小说概览》。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这篇论文为我们认识当代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海外汉学研究”收录的论文中，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编辑好这本集子，写下这篇序言的最后一段时，沈阳下雪了，而且是很大的雪，我开始有理由期待明年，期待明年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