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国内第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帝王的书；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国内第一本叙述平易，又有很强的思想性、批判性，且避免了学术硬伤的皇帝读物。

本书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堪称这条原理的最形象的阐释。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不能不承认，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整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完全能够想象，当事人明太祖从中获得了多么大的心理满足……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

在物质享受上，称帝后的朱元璋，其场面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身旁的儒生也早已给他制定了一整套象征帝王权威的礼仪，他的举手投足，乡土味都越来越淡，但其视野还是走不出他少年时的那个乡村，其治国的理念仍然牢牢地建立在小生产者理想的基础上。

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和成绩，但其却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影响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忘怀。

穿越历史的迷雾(序)

第—辑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草莽中崛起的枭雄

 元末三雄大结局

 小明王：乱世中的超级玩偶

 玩权力平衡木的大师

第二辑 辣手治国的得与失

 “功狗”们的命运

 胡惟庸：“反臣”，还是“棋子”？

 胡惟庸案之实质

 开国丞相李善长之死

 废相与“自虐式勤政”

 以猛治国：“猛火烤赢羊”

 “说的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朱元璋的反贪困局

 恩威莫测的恐惧：所谓“纳谏”与“拒谏”

 完美主义的破产

 骨未寒，国先乱

第三辑 洪武盛世的另一面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不合作即死”：高启被杀传递的信号

 在雄主手下讨生活不易：真实的刘伯温与朱元璋

 洪武朝：“没有私生活”的一代

 争当“教主”的明太祖

 八股、文祸与学校同兴

 枭雄也有幻灭时：暮年朱元璋

第四辑 一代雄主的盖棺论定

 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帝国深宫中的“小农”

 海禁：寻找虚幻的安全感

 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朱元璋究是几流帝王

附录 朱元璋大事要录

草莽中崛起的枭雄

前辈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中国历代帝王中，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得位最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人出身微贱，非豪门世家，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而这两人中，要比“没有凭借”这一点，朱元璋无疑要过硬得多。刘邦大小是一个亭长，家中还有几亩良田，朱元璋则到了靠做游方僧人、当乞丐来填饱肚子的地步，是货真价实崛起于草莽的一代枭雄。

最初，朱元璋在元末大乱中加入红巾军之一支一郭子兴的部队，本来是乱世下混饭吃、谋自保，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也并不讳言这一点。然而就是这一权宜之计，最终催生了一个新朝和新主。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崛起？和其同时的乱世英豪很多，为什么成功的偏偏是朱元璋？

神话很荒诞，天资是事实

朱元璋从投军自保，到独挡一面，最后又在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最先抢得“神器”，说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我是不信的。

这种天赋，旧史家曾附会神异之说，竭力让人相信朱元璋荣登宝座是天命所归，后来的人们，因为不信天命之说，则又完全否定朱元璋的天纵之才。在我看来，两者都失之于偏。

朱元璋小时候替人牧牛的一则故事已经证明了其天分。据《龙兴慈记》记载：有一天，朱元璋和几个同村伙伴到山里放牛，遇上雷雨，避雨闲谈中，大家都称肚饥，感叹没有好东西吃。朱元璋说我们面前这么多牛，为什么不杀它一头解解馋呢？说干就干，很快一头小牛就被他们烤熟吃光了，美餐之后才感到后怕。朱元璋出主意说，我们把牛骨牛皮和血迹都弄干净，把牛尾巴插进一条石头缝里，就说是小牛受惊掉进裂缝里了，田主能把我们怎样？回去后这般编说的朱元璋虽然挨了一顿打，可是田主也只好自认倒霉。这个故事不见于他书，是否属实有待考订，但朱元璋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却和成年后的他决无二致。如果属实，则朱元璋的智商和情商在幼年时就已显示高人一头：在别人意想不到处能拿出办法，这是智商；一旦事情不妙，也勇于面对，有魄力，能担当，这是情商。

朱元璋投入到郭子兴军中，从最低级的步卒开始做起，一步步升迁，逐渐进入主帅郭子兴视野，直到妻之以义女（即后来的马皇后），其中没有一点侥幸成事的成分，而是以乱世中实实在在的军功和智略来奠定其地位的。自然，朱元璋之所以在郭子兴军中鹤立鸡群，也还要依靠“鸡”的“衬托”。起初郭子兴的手下将领并不服他，一起开会议事，都抢着坐正位，朱元璋有意后至，坐一末席，可是等到商讨公事的时候，那些昂昂然坐在正位的人，却变成了木偶，只有朱元璋“剖决如流，咸得其宜”，于是“众心稍屈服”。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够高人一头？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但毫无疑问，对每一个流浪儿来说，这种底层漂泊的经历不一定都能变成宝贵的财富，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存在的。

策略最重要

除了天分，朱元璋的策略得当，则是其终能成功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讲到策略，第一要说到收服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窥伺神器的人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虽然熟悉，临到自己行事时，许多人却常常要忍不住把它抛在一边，原因就在于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利诱，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朱元璋的高明就在于懂得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收服人心，朱元璋做了两件工作，首先是笼络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不论是隐居的，还是下野的元朝旧吏，也不论是真有才干，还是仅拥虚名，朱元璋都要访求，都要加以礼遇，并听取其谏言。在当日读书人拥有广泛资源和深厚人脉的社会，朱元璋的这一动作不仅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能安定一地之人心，而且更因网罗了像刘基、朱升这样的奇才异士，等于建立了一支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强大智囊团。在收服人心上面，朱元璋其次是能够较好地约束军纪。关于这一点，因为史料所载不尽相同，史家们一直有歧见。明朝官修的资料，如《太祖实录》等自然是竭力宣传朱的部队是仁义之师，朱元璋登基后也夸口说，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嗜杀人”，然而其劫掠的事实却留在了一些野史上。究其实，现在可以认为，朱元璋的部队在当时的形势下，要争战，要有供给，绝不可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完全没有劫夺民家财产和妇女、胡乱杀人的行为，但和其他部队相比，其军纪相对较好是毋庸置疑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乱世之中老百姓的要求极低，别人杀人盈野，据史籍记载有的部队更有食人之举，而朱元璋只要稍加节制，就特别能够彰显其仁义，使天下之民望风归附。

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二点是，哪怕战术上偶有疏忽，战略层面上却几乎完美无缺。

先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安徽老儒朱升的献计意思是要朱元璋在实力尚未笑傲群雄的情势下，先建立稳固的后方确实保障后勤的供给，同时还要避免做出头椽子。试观后来朱元璋的一系列部署，无一不是依计而行，朱升乃名垂史册。但实际上，朱元璋对朱升的嘉许，正是因为这和他原来的思想如出一辙，他自己只不过未在朱升之前系统归纳罢了。早在蛰伏于郭子兴军中时，他就已经领略了“缓称王”，以避免树大招风，偷偷发展实力的妙处。郭子兴器小易盈，打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就想关门称王，几次都是在朱元璋苦谏下而作罢。而通过屯田，以解决军需，则早就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后来还曾以此自矜，说有了屯田政策，就可养兵百万，而不用民一钱。

逐步翦除群雄，这是朱元璋的宿愿，但究竟如何实施，孰急孰缓，则颇可思量，稍有不慎，小者实力和地盘受损，大者甚至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当时局势是，中原有元朝大军，实力还十分强大，却被红巾军所纠缠，一时无法把触角伸到朱元璋所在的江淮地区，对元朝势力，朱元璋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态度，而在他自己所在的江淮地区，面对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大劲敌，则无疑是你死我活，非出于全力争胜不可。但究竟是先解决陈还是张，这是一个让人踌躇的难题。先解决张士诚有一大堆理由，比如张士诚盘踞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符合“远交近攻”这个通常的战理，又比如张士诚相对陈友谅实力稍逊，易于解决，……但朱元璋最终选择的是先灭陈，再灭张。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先解决张还是先解决陈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要违背常理？朱元璋即帝位后，曾与诸臣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尽管有许多让人一时难以决断的因素的干扰，只要透过纷繁的表象抓住要害就够了。这个要害就是，朱元璋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两大劲敌。陈友谅有争雄天下之心，又十分好斗，而张士诚则只图自保，所以，如果舍陈而攻张，凶悍的陈友谅绝不会甘于旁观，一定会倾城出动，使朱元璋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如果先攻陈，在姑苏（即苏州）苟且偷安的张士诚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朱元璋看得很准。有人说这一决策为刘基所上，即使属实，朱元璋采纳之也表明他自己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朱元璋消灭陈、张两大劲敌后，在如何击破元都的问题上又面临着一次抉择。当时勇冠三军的常遇春主张挟连胜之威，挥师直捣元都北京，一战成功，被朱元璋所否决。因为他看到，从自己的根据地江淮到北京有漫长距离，而听命于元朝的军队散布于陕西河南等地，一旦攻北京坚城持久而不能下，势必援兵四集，进退两难。朱元璋制定的先取山东、河南、陕西，逐步撤除元都之屏蔽，然后从容兵临北京城下的进军路线，最为明智和稳妥。没读过多少书，但依靠阅历和军旅磨炼，朱元璋在军事上堪称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其征战生涯中几乎很少打败仗，原因就在于他目光远大，又能谋定而后动。

P3-7

这不是一本朱元璋的传记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写朱元璋传已失去必要性，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

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那么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正是这样一种初衷，本书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间代史学”：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

说历史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首先，这当然是因为历史本身是有趣的；其次，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可以从历史中各取所需，做皇帝的说“可知兴替”；大臣们说“可明得失”。知识分子说“鉴古知今”；普通大众则说“让人聪明”……

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交，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嬉笑和调侃的东西。于是，理论家告诉我们，在以往单一的“专家史学”之外，诞生了“平民史学”或日“草根史学”。现实又告诉我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坊间打着历史的旗号，卖得最好的书，往往就是“草根史学”。这真是风水轮流转。

我敬重专家史学，专家意味着他对史料的充分占有，意味着专业知识的丰富储备，比如你想得到关于朱元璋比较准确、翔实的知识，还得到专家著作里去找；我也欣赏草根史学，“草根”们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历史推到受众面前，他们仿佛具有四两拔千斤的功力，总能把沉重化为一笑。

对历史感兴趣者中，不是任何人都能当好“专家”和“草根”角色的。因为我的天资和客观条件，我注定成不了专家，同时由于我个人的趣味，我也当不好能够将历史之千斤当四两拨弄的“草根”。那么在专家和草根以外，难道就没有了别的空间？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禁想生造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熟悉当代新诗的人一看即知，这是从“中间代诗人”这个概念中偷来的。不过，我并未像诗歌理论家那样，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一种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我之所以标举“中间代史学”，既是缘于自己做不了专家和草根，也是因为对这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也许正因为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难免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大陆的老一辈专家更存在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外发现，并非专业研究明史的陈建华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对我的启发还在很多专业明史学者的论著之上。有些明史专家的著作，看得出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我们现在读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差了点什么呢？舒芜先生评陈迩冬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闲话三分》时，曾经说过，“说历史要能撄现代人心”。窃以为，不少专家之书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无法“撄现代人心”。你通过披阅史料，把一个帝王的生活描述得非常精细，供给了读者知识，当然不错，但如果无法激发当代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思考，还怎么“撄人心”？而草根史学，则越来越沉迷于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但却因为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带来的硬伤，更常常贻笑大方。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就是要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它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而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它也愿意尽可能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

我这本书就是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一次尝试。我希望它所反映出来的，将是用大历史的眼光、以当代人视角观察得来的崭新的朱元璋的形象。这样一个标准，对我这个天分和努力都不够的人来说真是太高了一点，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能的一点新意

由于我的写作旨趣，故本书或许会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新意：

放弃贴标签的做法。先根据某种先验正确的理论，给历史人物贴上程式化的标签，然后无论这个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标签都会如影随形，万变不离其宗，而不管在具体的场景中，这个标签离基本事实和情理有多么遥远的距离。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是不是就成为了史学家所指称的“明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朱元璋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蜕变”，即前期造反代表农民利益，后来削平群雄则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又比如朱元璋打击富人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利好等等，我都立足于史料提出了个人的私见。私见未必对，但肯定地说，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不是根据某种理论推演、套来的。

对历史中的每一个体平等看待，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由于重集体轻个体的传统，又因为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所以我们向来习惯于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评判，然后得出貌似客观实为冷漠的结论，却常常忽略历史曾经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上演的，这些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的血泪不能轻易被一些宏大的符号所遮蔽。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都是予以盛赞的，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但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逼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21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

“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是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来的。所谓“历史意见”，就是指当初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有关各方对某一人或某一制度意见之反映，所谓“时代意见”，就是指时过境迁，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评论过去时代中的人物和制度。我所理解的钱穆先生的“历史意见”，就是要求论史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不超越历史人物所置身的时代，不以今人事后之高明来嘲弄古人。虽然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时代意见”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读钱穆先生的书，就知道，他是偏重于“历史意见”的。而本书写作，则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这不仅仅因为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套话，更重要的是，对朱元璋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以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观照，说出我们的“时代意见”，其中全无讥诮和炫耀高明之意，而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试举一例，关于海禁，我们讨论这一历史事实，固然应该分析当时客观情势，和海禁所发挥的一些现实作用，但它对后来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极大负面影响，如果不结合今人关于当时全球局势的了解，予以重新认识，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努力避免情感的渗入。在中国历史上，在帝王行列中，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人物，几乎到了褒者扬之升天，贬者抑之入地的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差地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论史者不同的境遇、立场和诉求，对这个历史人物寄托了迥异的情感，或者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联想。而我则努力避免这一点，只是把朱元璋当作一个冷静观察的客体，史料是怎样记载的，我自己看到了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无论好坏都心平气和地摆出来。自然，人的眼力有优有劣，看走眼的地方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