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朝枢与民国外交》以史实的梳理和考证为主，尽管作者张金超也就“近代外交转型”问题、大革命年代的“革命外交”问题等进行了思考，书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也不乏新见，但都是建立在史实研究的基础上，将理论性的探求与实证性的考索密切结合，不尚空论。本书的几个附录也是他踏实治学的成果，尤其是长达数万字的“伍朝枢生平大事记”，是他花费很大心血编制而成的。这个大事记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尽可能详细而清晰地展示了伍氏的活动与交游，几乎每一条记载都标注资料出处。相信它和本书正文一样，对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伍朝枢是民国时期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典范，是“革命外交”论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张金超的《伍朝枢与民国外交》从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与职业外交家的群体兴起为切入点，以人物生平为径、外交事件为纬，采撷海内外有关档案馆、图书馆等所藏的稀有资料及近代报刊多种，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分五章展开讨论。作者认为，伍朝枢对于民国外交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参与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健全外交部内制、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抵抗外侮、保护华侨、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等方面。并着重强调，学人对革命外交不能简单地否定，而应从学理层面加以重新审视。书末附有伍氏生平大事记。

本书对深化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等研究将有所推助；而总结民国时期中国对外交涉的经验教训，有益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的教育。

序

序

引言

 一、选题依据

 二、学术史回顾

 三、资料来源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伍朝枢的家世和早年历练（1887-1917）

 第一节 外交世家

 第二节 鄂府起步

 第三节 赞翊袁氏

 第四节 倾向对德参战

 小结

第二章 南方政府时期的外交实践（1918-1926）

 第一节 出席巴黎和会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尝试——截取关余

 第三节 审慎调处商团事件

 第四节 参与解决省港罢工风潮

 第五节 对华侨的保护及出访菲律宾

 小结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对外交涉（1924.4-12）

 第一节 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外交部内置的完善

 第二节 抗议列强侵染中国主权

 第三节 “废约”问题上的践行

 第四节 处置海防惨案

 第五届 与苏俄绝交中的急先锋

 小结

第四章 使美期间的外交折冲（1928-1931.6）

 第一节 从被放洋到交涉“济案”

 第二节 商撤领事裁判权的努力

 第三节 活跃于国际舞台

 第四节 中东路事件的斡旋

 第五节 签署中美公断条约

 第六节 促进中美交流

 小结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主张（1931.9-1934.1）

 第一节 客串“特外委会”委员长

 第二节 支持抗日义军

 第三节 对日绝交计划的制定

 第四节 倡言自立御侮

 小结

结语

 一、再说革命外交：学理层面的检视

 二、伍氏革命外交的内涵与外延

 三、派系斗争滞缓外交进程

 四、弱国也有外交

附录

 一、伍朝枢生平大事记

 二、民国历任外交部（总）长简介

 三、晚清民国驻美公使一览表

 四、照片、手迹选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伍朝枢的家世和早年历练

(1887—1917)

伍朝枢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中英文俱佳，熟谙西方法律，了解世界大势，回国后顺势走上政治舞台，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家。

第一节 外交世家

伍朝枢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外交家，这与天时、地利、人和及其自身聪颖的素质密切相关。

伍朝枢出生十四年后清廷成立外务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在英伦学成归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设置外交部。中国正值近代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应对纷繁复杂的对外关系，政府急需延聘大量新式外交人才。此乃天赐良时也。

伍朝枢的家乡为著名侨乡广东新会，距离省垣广州百余公里。广州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地位独特，“在这中外交往频繁，洋人汇聚的地方，人们见闻广远，他们既热爱祖国，又有国际思想，对外来文化既不排拒也不盲目崇拜，中外文化兼容并包，取长补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岭南文化。岭南文化铸就了一批懂洋文、识洋务的人才，也铸就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大批华人从这里出发到南洋和美洲打工，大批商人也从这里出发浮游海外经商，学生从这里出发到海外留学，士大夫从这里开眼看世界，探视外洋的奥秘，连清政府考虑派遣驻外使者时，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因为在这里容易挑选到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又了解外面世界的外事人才。”还有学者在论述近代广东人才辈出的原因时特别凸出“海味”元素：“近代国门洞开后，粤人眼界阔了，忧患意识升华了；商品经济发育，开辟了多元的人生道路，思想随之冲破禁锢而多样化；海洋不再成为畏途，华侨与侨乡的密切交关，为新思潮的风行与领潮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更广阔的海外平台。以是，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就显得自然而然。”其实，孙中山于1895年10月6日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就慨言：“伏念我粤东一省，于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缙绅先生不少留心当世之务，同志者定不乏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外事人才，除了伍廷芳、伍朝枢父子之外，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陈兰彬、容闳、黄遵宪、唐绍仪、梁敦彦、刘锡鸿、何如璋、梁诚、郑藻如、张荫桓、张荫棠、梁如浩、王宠惠等。这些人集中在同一部门任职，乡情旧谊，门生故知，势必会相互提携。

 生在外交世家，伍朝枢已比别人赢在了起跑线上。父执的言传身教，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人难以企及。

 祖父伍社常(荣彰)，家境不富裕，早年只身赴南洋谋生计。据《中国快讯》(The 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记载，伍荣彰，“原是广东人，后来到了新加坡，并在那里结了婚。他的妻子余娜，是一个中国客家女人。……他们在新加坡生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叫伍阿叙”。

父伍廷芳，本名叙，字文爵，又名才，号秩庸。1842年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早年人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1882年人李鸿章幕，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7年任清廷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公使。后主持修订法律，主张删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辛亥革命后，代表南方光复各省参加南北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司法总长。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6月，陈炯明部兵变时，惊愤成疾，逝于广州。

母何妙龄，祖籍广东南海，1847年生于香港。为中华基督教第二位华人牧师何福堂次女，香港著名华人领袖何启之姐。1864年与伍廷芳结婚，以私蓄助夫留学，后随夫出使各国。1922年捐私蓄在香港创建何妙龄医院，一生热心教会事业。1937年逝世。在伍朝枢去世后，有媒体披露，伍为“独子庶出”，嫡母何妙龄，生母叶氏。据此可知，伍朝枢成年后娶何启的女儿何宝芳为妻，就不会有近亲结婚之虞，两人实际上并无血缘关系。

舅父何启(后成为伍朝枢的岳丈)，1859年生于香港，字迪之，号沃生。毕业于皇仁书院，1871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鸭巴甸大学(univeiosity of Aberdeen)取得医科硕士学位及在林肯法律学院取得高级法律学士学位，在伦敦与雅丽氏结婚。1882年返港，成为大律师。1887年与人共同创办香港雅丽氏利济医院，附设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0年获任立法局议员。1909年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2年获英国政府颁授爵士勋衔。1914年病逝。

连襟傅秉常，亦戚亦友，后成为伍朝枢外交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傅原名襞裳，广东南海人，1896年生。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1918年任广州军政府总务厅印铸科科长，后赴沪任职于沪杭铁路局。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处秘书。1920年后任……

伍朝枢25岁那年，恰逢清朝垮台，民国建立。他迅速投身革命一方，开始他的外交家生涯。此后20余年间，他一直活跃于民国政界。不过，伍朝枢并不属于民国时期最受瞩目的政治家之列，其声望甚至无法与乃父伍廷芳相提并论。这或许与他盛年而逝有关。1934年他猝然病殁之时，正值中国多事之秋。他本可运用自己的学识才华，在挽救国难的努力中大显身手，但他的生命却过早地画上了句号。

不过，即便如此，伍朝枢仍然是民国史上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人物。他的政治生涯长达20余年，无论在朝在野，大部分时间与外交活动联系在一起，见证了民国前期中外关系的风云变幻。他数次位居要津，在南方革命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先后身膺外交部长之职，参与乃至主导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交涉事务。他也是国民党内地位逐渐上升的政客，去世之前可以算是“粤系”的一员健将。故研究民国外交史和政治史，若不能对伍朝枢有所了解，未免不是一种缺憾。

史学界对伍朝枢的研究，成果却不可谓多。20世纪90年代，台湾李恩涵先生等几位学者发表过研究伍朝枢的专文。但总体来看，研究者多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提到伍朝枢，有关他的学术专论却很少。现在，张金超博士的著作《伍朝枢与民国外交》正式出版，可以一举改变这一局面。这部专著达数十万字，内容充实，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伍朝枢20余年的政治经历颇为丰富，在高层担任过多种职务。不过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本书即以伍朝枢的外交活动为主题，对他的外交经历与相关史事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论述，从他早年外交生涯的起步阶段，到南方政府时期他投身“革命外交”的作为，再到国民政府时期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本书均予以详细的论述。本书将伍氏的个人经历与数十年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阐述，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伍朝枢作为外交家的一生，而且进而可以窥见20世纪前期风云激荡的时代经纬。作者试图在书中对伍氏外交生涯的全过程作巨细糜遗的交待，故对其外交活动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予以关注。这样挖掘出来的细节，对丰富人们对于民国外交史的认识，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但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一些专题上对他的活动进行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例如，对伍朝枢与出席巴黎和会、越南海防惨案交涉、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外交体制建设和作为特使赴美签订《中美公断条约》及驻美期间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努力等专题的研究，即可弥补前人未曾关注或研究不足之憾。而对于20世纪20年代南方政府的“关余”交涉、省港大罢工调停、1927年“宁案”交涉、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与苏俄绝交及中美间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等，这些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但又和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作者也以伍朝枢在其中的角色与作用为视角进行探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进展。我以为，对伍朝枢的外交生涯作出全面的、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述，是本书的主要贡献所在。

伍朝枢的个人著述不多，已刊文献中与他直接相关的史料也较少，这或许也是专门研究这一人物的论著较少的原因之一。因此，金超撰著本书，在史料收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作为他的导师，对他在这方面进行的努力是很了解的。金超攻读博士学位前后六年，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收集史料上。读者可以发现，本书正文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并无近代人物研究通常会有的该人物文集、资料汇编或“整块”的未刊史料，大部分资料都是通过对各种资料集、档案、报刊、年谱、日记、近人著述等的仔细研读而获得的。除广州地区的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外，金超还到北京、上海、南京、香港、台湾等地查阅文献。其中，报刊史料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研读近代报刊20余种，既包括《申报》、 《广州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在中国大陆发行的报纸，也包括《香港华字日报》、加拿大《大汉公报》、香港《工商日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以及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The Times(《泰晤士报》)，The North．China．Her-一ald(《北华捷报》)等海外或境外英文报刊。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金超还得到机会前往台湾，查阅台北“国史馆”“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文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的相关原始档案，和美国外交部档案外交文书(FRUS)等，同样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他从这些文献中从精心蔸集散见于各处的史料，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下苦功，而他的研究工作最终比较顺利地完成，也证明他的功夫没有白下，由史料人手的路子是走对了。

本书是金超在中山大学读书六年的心血结晶。在这数年中，金超为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应该说做到了“兢兢业业”四个字。他为人敦厚朴实，学风亦可谓平实谨严。本书以史实的梳理和考证为主，尽管作者也就“近代外交转型”问题、大革命年代的“革命外交”问题等进行了思考，书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也不乏新见，但都是建立在史实研究的基础上，将理论性的探求与实证性的考索密切结合，不尚空论。本书的几个附录也是他踏实治学的成果，尤其是长达数万字的“伍朝枢生平大事记”，是他花费很大心血编制而成的。这个大事记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尽可能详细而清晰地展示了伍氏的活动与交游，几乎每一条记载都标注资料出处。相信它和本书正文一样，对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对伍朝枢的研究，是在前人成果较少且资料寻觅不易的情况下进行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如书中对一些史实的阐述，尚嫌不够深入，对有的重要事件的研究亦难称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掌握的史料尚不够充分，而辨析考据的功夫也有待于提高。以金超的心愿，是希望在史料搜集方面做到“竭泽而渔”的，但有的问题，相关史料很可能就是存世不多，客观条件如此，难遂人愿。不过，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也是存在的。作为一项以外交家为对象的研究，注意外文资料的运用是理所当然的。金超注意到对美国外交文件的搜集和运用，但对英国及其他交涉国的外交档案却未予以同样的关注。如果在这方面也能下些功夫，对这项研究的完善定会大有裨益。

本书的出版，对民国外交史和民国人物的研究，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是金超个人学术生涯中一件重要的大事，谨致祝贺。相信他将来会继续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进人更高的境界。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拙作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也是笔者近些年来倾力完成的课题之一。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吴义雄先生。2006年忝列门墙以来，本人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恩师言教身传，金针度人，论文从选题、资料搜集、框架设置、具体论证到最终定稿，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吴师还推荐我赴台湾学习和参加中外关系史学术会议，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笔者查找资料的单位有(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欧美研究所图书馆，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国史馆”等。谨向上述机构和为本人服务过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撰就的，笔者尤其从林孝庭、李恩涵、王建朗、石源华、金以林、陈红民、蒋永敬、卢权、左双文等前辈学者的有关著述中汲取了不少养分，借此机会，向以上诸位先生说声由衷的谢谢。

感谢王建朗、罗福惠、熊月之三位先生中肯的审稿意见。感谢答辩委员会严昌洪、邱捷、桑兵、关晓红、刘增合诸位老师提出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两年来，笔者对之予以充分吸收，补充了一些史料，删除了若干枝蔓，合并了部分章节，力求论证有所完善和提高。

回首人生，庆幸还遇到了其他几位恩师。十七年前，刘望龄师、王杰师千里北上选材，我有幸入闱，自此命运改变，走上学术道路。王杰师视弟子如子弟，常常予我谆谆教诲和积极开导，生活上帮我解决后顾之忧，业务上毫无保留予以传授。参加工作后，作为黄彦师的学术助手至今，长期得到他的点拨栽培，在为编纂《孙文全集》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积累了知识，增长了见识。李吉奎师自我读硕士起就对我关爱有加，允许我不定期到他的书斋看书和请教，受益无穷。近年来在与林家有师的合作中，多次得到他的指点，获益良多。江中孝师平日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在我每次有困难之际总能倾力相助。诸位先生的提携，学生没齿难忘。

工作中，还得到李庆新、张磊、方志钦、赵立人、章扬定、赵细康、刘路生、李兰萍、李振武、陈志雄、徐素琴、梁碧莹、李联海、萧润君、倪俊明、丰建泉、赵立彬、谷小水、敖光旭、曹天忠、何文平、郭秀文、蓝晓蔚、袁汉生、宋秀芳、黄健敏、王俊辉、李兴国、王华生、戴勇、侯京吾、侯中军、安东强、赵虎、蓝薇薇等先生的帮助和勉励。

诚然，要感谢内人李红伟女士和父母的默默理解与支持，在我撰写论文和修改书稿期间，她们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还对我不良的生活习惯予以宽容。女儿张怡然的出生，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愿她健康、快乐成长。弟弟妹妹们在事业上的不断进取，也是我这个做大哥的感到比较欣慰的事。

最后，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黎捷女士、卢雪华女士为本书的编排、出版付出的辛劳。

张金超

二0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逝世八十九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