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FASHION》是一部讲述上海开埠至今150年来的上海风情的书。
FASHION,可作时尚、风情之解。其实在城市风尚的背后,主导其走向的仍是传统,这是城市精神之根。继《上海探戈》、《上海LADY》、《海上萨克斯风》等上海系列纪实散文集之后,海派作家程乃珊的视角继续专注于“老上海时尚”,操笔写下了《上海FASHION》。与以往不同的是,曾经绘制过《山乡巨变》的已年过八旬的我国连环画坛的泰斗人物贺友直老先生新绘插图,取代以往充溢程氏作品的上海老照片,共同解读上海韵味。两位名家首度联袂出书,再一次将上海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的民俗风情的变更展现在世人眼前,堪属难得。
FASHION,可作时尚、风情之解。都会时尚的纷繁和日新月异,似是没有“永恒”可言,其实在城市时尚的背后,主导其走向的仍是传统,这是城市精神之根。作家程乃珊饱含情致,用隽丽感性的语言,通过对冰冰淇淋、西餐、花边、缝纫机、弄堂、茶馆、亭子间等这些我们已十分谙熟的城市生活场景的剖析,展示了百多年来上海时尚发展的踪迹。而当代画坛大师贺友直为本书倾力推出45幅风神毕现的上海图画,堪属难得。两位名家首度联袂出书,一如双峰并出,显山彰水,可成一段出版佳话。
本书可为今日新上海人一本浅显有趣的海派文化入门ABC教材。
中国饮食传统素来忌生冷,推崇热食。
广东人有“够镬气”的讲究,上海人喜欢“热灼火烫”,北方人要“滚得冒泡”……可见不论南北,中国人忌生冷的传统是一致的。
《红楼梦》中宝钗劝宝玉不要饮冷酒那一番苦口婆心,足见国人对冷寒食物的忌讳,或者因为古代医药不完善,摄入的卡路里又不够,因而肠胃较娇弱,受不得半点寒气。
今天冷饮风强盛,三九寒天孵哈根达斯,天寒地冻饮啤酒,威士忌里放冰块……真正三九严寒何所惧!冷饮,已成都市时尚生活的佐证。
冷饮一词,是解放后才叫出来的,老上海话称之为冰淇凌。冰淇凌!那三个字内涵的那抹璀璨锦簇、温情浪漫,哪是“冷饮”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冰淇凌在上海的历史,应与上海开埠史同步。初时只在洋人餐桌上显身,因为电冰箱在上海尚属奢侈品,连一般中产人士家居,都罕有冰箱,更遑论市面上的小商小铺,所以在上世纪初,冰淇凌这个名词十分华丽娇贵,代表一种奢华。而且还得有点洋思想的上海人,才敢品尝这种冰嚓嚓寒咝咝的物事。
上海和香港,可谓中国最早有冰淇凌的城市,那时吃冰淇凌,也属开洋荤之举。
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的食品厂,如益民四厂前身沙利文、可的牛奶公司、屈臣氏等在上海纷纷建立。此时在上海才开始有批量生产的冷饮走上市场。冰淇凌也是从那时走出深闺,但也只是进入上海一些为中产人士服务的洋烟纸店及网球场跑马场,还有电影院及咖啡馆,与广大市民阶层,仍是缘悭一面。
因为其市场定位的特殊性,冰淇凌的零售点大多设在租界地沿马路公寓大楼底层的洋烟纸店——洋烟纸店之有别于上海人的夫妻老婆店,在其是以一众西洋侨民和上海生活西化的中产专业人士为对象,老板大多本身为西崽(boy)出身,熟谙西人生活习惯口味,并能扯几句流利洋泾浜英文,上海人俗称这样的洋烟纸店为“士多”(store),即英语杂货铺的意思。也只有这样的士多,才有经济实力置一台电冰箱。
士多出售的冰淇凌,有家庭型包装的,如半加仑装、一加仑装的,价钱相对零星小买要便宜,但购买家庭需要冰箱。
士多里最受小孩子欢迎的,是蛋卷冰淇凌、纸杯冰淇凌和涂上一层淋淋漓漓的巧克力——Ice-creamBar,上海人称之为紫雪糕,以此区别纯白的香草冰淇凌。
那冻津津、甜腻腻的冰淇凌,因为价钱不菲,一直是几代上海孩子童年的向往,即使对中产家庭孩子,也是一个惊喜。于是连带那马路边垂着蓝白相间的帆布篷下的士多,都成为老上海们成长回忆中的一个情结。
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胜利后,大量美军剩余物资倾销上海,从克林奶粉到军用听装巧克力,其中包括大桶听装的冰淇凌粉。
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家用电器开始抢滩上海,包括电冰箱,著名的有“北极牌”、“奇异(GE)”,“西屋”等,并开始在上海中产时尚和富有之家亮相。有了家用冰箱,总会出点新花样做点家制冷饮,如杏仁豆腐、冰冻果汁……自制冰淇凌,也成当时时尚,在上海一些有闲人中十分时兴,有如今天上海时尚人士时行自己烤蛋糕一样!
家制冰淇凌全靠人工摇出来。在一只木制的内有铝制内胆的尺把高桶里,四周铺满碎冰块,然后要不断摇动把柄,原先调好的冰淇凌酱就会变稠变厚,成为冰淇凌。
家制冰淇凌,全在其娱乐性,通常最起劲的都是家中年轻人、小孩子,享受的是那份热闹和开心,根本已不在冰淇凌本身。 (二)
对都市来讲,冰淇凌贩卖的已不只是炎炎夏日中的一个清凉世界,更是一份温情和童真。
一个到老仍对冰淇凌有嗜好的人,一定是个乐观、健康和幽默的老顽童。
八四老人,美籍华人马克,我的忘年之交,就是一个爱冰淇凌的快乐大孩子。“二战”期间他入伍参战,参加过残酷的冲绳岛登陆。
回忆每次登陆前后方驻地总要以丰盛的大餐为出征壮士送行。很多战士忧心忡忡根本咽不下去,唯他乐呵呵地从头盘吃到甜品,从牛排吃到冰淇凌。
即使身在大都会纽约,对一个唐人街的穷孩子,冰淇凌仍是一种奢侈。
入伍后在后方驻地可以开怀对着冰淇凌大快朵颐,这令他很开心。
“就是打死也死而无憾——吃饱冰淇凌再死,死了也开心!”他这样说。“冰淇凌样子是那样动人可爱,凉笃笃的让人头脑清醒,精神振作。不像白兰地,让人越喝越沉沦。冰淇凌让我相信,生活是那样美好,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一定要活到那天,然后恋爱、结婚、生孩子……”
他活下来了,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成为1971年度的纽约成功人士中唯一的一位华人。他仍爱吃冰淇凌,特别是顶端那粒艳红的櫻桃。
“二战”结束那年,他从菲律宾调防到远东第一都会上海候轮回国。候轮期间,他任美军第四海军陆战部队俱乐部(南京西路春雷集团现址)餐饮部沙展(类似餐厅大堂经理),日日可以尝到餐台上的各式冰淇凌。
“上海的冰淇凌比美国的口感要细腻得多,甜得适中,糯软得多……”他如此评述。
早从20世纪20年代始,上海的时髦家庭,已开始在炎炎夏日用冷饮款待客人,直到五六十年代,用冰淇凌招呼客人,在上海,仍属十分有品位的待客之道。
年少时逢夏日家里来客,我和哥哥总会十分雀跃,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叨光吃一次冰淇凌了。
果然,妈妈会慷慨地扬起一张五元面值的钞票,差我们去对马路的冷饮店(前身就是解放前的士多)买大瓶装汽水和冰砖。为了怕冰淇凌顶不住三伏天太阳的烘烤,家里有专门的五磅广口保暖(冷)瓶。
那时市面上已没有“海丝娃”、“Dairy Farm”,只有单一的“光明牌”,但就一只光明牌,已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限欢欣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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