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北京大学的纪念文集，也是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经年论北大之文章合集，亦为先生与北大半生因缘之文字见证。对于北大，北大人，北大精神，北大传统，钱先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之期许，为之歌哭，为之浩叹，为之神伤……发而为泣血之论，激切之语。

本书乃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经年论北大之文章合集，亦为先生与北大半生因缘之文字见证。对于北大，北大人，北大精神，北大传统，钱先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之期许，为之歌哭，为之浩叹，为之神伤……发而为泣血之论，激切之语。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如是，方可体会先生辛辣文字背后的热减与温情。本书虽说论的是北大，但又不止于北大；所渭北大者，当是中国一象征耳。

辑一 百年光荣和耻辱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

辑二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

 1997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北京大学《蔡元培》话剧缘起

 另一种民间纪念

 湖畔招魂

 旧文重抄并抄后感

 我所看到的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牧羊少年、过客及其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命运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我与北大

 和当代大学生谈王瑶先生，以及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追求文、理的融通

 也算“立此存照”

 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辑三 寄语北大

 我的告别词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人?

 “永远的北大人”的历史聚会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后记

近年时有朋友谈及大学人文精神丧失，大学精神价值失落的问题；我因此而想起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即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在会上提出两个重要提案。一是废除前清学堂管理通则中有关“拜孔子仪式”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议员经过热烈讨论，认为若将此案明白公布，恐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故只需在学校管理规程中删去这一项，此议案因此而不予成立。第二项重要议案是拟定“教育宗旨”，蔡先生提出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俾知注意。”后议长又以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观”与“美育”两条被拦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先生因此连呼“大奇！大奇！”

此事发生在1912年，即本世纪初。处于世纪末的我们今天看来，教育宗旨中砍去“世界观”与“美育”，后果不只是“奇”而已，简直是埋下了祸根的。

我们还是先集中讨论蔡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说的是，蔡先生提出的两项提案是有内在联系的，目的是在与传统的“君主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以为全国教育改革扫清道路。因此，蔡先生在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报告开会宗旨时即指出，君主时代的教育的最大特点与弊端就在于，引国民“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因此，蔡先生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国民与受教育者从“服从”他者(君主、政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废止祭孔，自然是因为要避免思想“定于一尊”；强调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也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着力于自身精神(人格、思想、感情、心理、审美趣味……)上的自由、健全的发展。蔡先生所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根据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划分，将“军国民主义”(据蔡先生解释，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道德主义”(相当于“德育”)归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它是以“现象世界”为立足点，是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民主、平等、自由，追求“现世幸福”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在蔡先生看来，人除了现象世界的现世的追求之外，还有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实体世界”(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彼岸世界”)的终极性的、理想的、信仰的、具有宗教性的精神追求。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停留于现象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而必须“超轶政治之教育”，“进而提升实体观念之教育”，即“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他具体解释说，所谓“世界观教育”有两个方面，“消极方面，使(受教育者)对于现实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其)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唯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可以看出，蔡先生的“世界观教育”，是要引导受教育者悟“道”，进入形而上的、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浑然”境界，这与宗教境界确有相通之处。但蔡先生又希望能够摆脱宗教的独断，使人(受教育者)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进入宗教性的境界。为解决这一难题，蔡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他认为，“美感者……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它一方面源于现象世界，又具有“超脱”性(“全无利益之关系”)、“普遍”性(“人心所同然”)，“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同时，与宗教的强制不同，它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为前提，最大限度地焕发起人的内在的创造精神与能力为目的。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两大部分，前者是现象(此岸)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国家本位的，形而下的，经验的，相对的，偏于“术”的；后者是实体(彼岸)世界，超轶政治的，人的个体精神本位的，形而上的，超验的，偏于“道”的。两者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制约，渗透与影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表现了蔡元培先生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家与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统一，因而，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但蔡先生同时又强调，“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也就是说，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世界观的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参看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有关论述)。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他为教育与大学所下的两个定义上：“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而在学问的研究上，他又主张：“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他强调的是终极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大学正是责无旁贷。在具体学科的设置与安排上，他明确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

前文所引最后一句“迄未实行”，说到了蔡先生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实中的命运：尽管人们以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但他的教育思想却从未完整地实行。——这恐怕也是中国一切先驱者的命运。正像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从民国初创立教育宗旨时，即已被阉割：只剩下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与德育的教育这下半截，而上半截世界观教育与美育则被腰斩了。这腰斩又意味着什么呢？蔡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就是说，如果教育只剩下下半截，局限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尽管蔡先生仍是很重视这些方面的教育)，教育就不能从根本上与专制时代或含专制性质的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完全走出其阴影。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蔡先生曾谈及中国民族、国民常“见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的思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形而上问题的回避，导致中国宗教传统的匮乏，缺少终极性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致蔡先生所倡导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与超功利的美育，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更谈不上不变形地实现了。这正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难点吧。

我想，理清发生在本世纪初的这场历史的公案，对我们认识今天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是会有启示的，至少说明积弊已深，必须从根柢上，对教育的基本观念、宗旨——例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中、小学校？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些原点进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P14-17

本书所选大都是“旧文”，散见于我的各种集子里，如《六十劫语》、《走进当代的鲁迅》、《拒绝遗忘》、《与鲁迅相遇》、《我的精神自传》等。现在“新编”成《论北大》一书，是为了纪念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就我个人而言，算是了了一段“情缘”。——我曾说过，自己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为贵州，一是北大。今年我将在贵州教育出版社出一本《漂泊的家园》，讲的是贵州“情缘”；那么，这本《论北大》就是它的“姊妹篇”，某种程度上，也都是《我的精神自传》的一个补充：有了这三本书，我的自我“清理”就大体完成，可以更轻松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但既是“新编”，自然也要追求点新意，主要是要集中显示我的“北大观”，其实也是我的“大学教育观”。所编三辑也各有侧重。辑一“百年光荣和耻辱”，是我的“北大历史叙述”，集中了我对北大校史的研究成果。我的方法，依然是个案研究。一是选择了三个历史关键时刻：1917—1957 1980，展现了发生在各个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一九民主运动”与“校园竞选运动”中的北大的历史风貌。这本是北大历史的三个亮点，除五四运动之外，另外两大运动却长期被遮蔽，我的研究就具有了“拓荒”的性质，而我自己则是一次“拒绝遗忘”的自觉努力。另一是选择了对北大传统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三位历史人物一一蔡元培、胡适、鲁迅，讨论了他们的北大观，并旁及其大学教育观、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他们的思考、主张中的同与不同，都会对我们后人对北大传统、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有重要的启示。我期待着“辑一”里的研究，能够有助于今天新一代的北大人和关注北大的年轻朋友“进入历史”，在历史中感悟和体察北大所代表的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

辑二“校园风景中的永恒”的主体，是围绕“北大百周年纪念”所写的文字，今天已成为历史，但却是我自己和许多北大人都参与的历史，因此是一份历史的现场记录。而我们参与的，又是其中的“另一种纪念”。因为不满于现实中“北大失精神”，因为不满于国家与学校政治功利化、商业化的纪念，我们要“寻找真北大的声音”，就开展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问纪念活动。意识到自己是自觉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五四开创的启蒙传统，进行北大历史的新创造，我们自称为“志愿者的精神自由集合体”，并在活动过程中和以蔡校长为代表的师长进行心灵的对话，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当然，我们也因此承受了许多的压力，付出了代价。我有幸亲历了这百年一遇的校庆民间纪念，从收入本辑的第一篇：1996年10月25日的《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公开演讲，第一次发出民间纪念的呼唤，到最后1999年4月10日在中文系演讲的“立此存照”，正是一段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一辑里的大部分文字都真实地展现了我们当时的思考，情感，外在和内心的矛盾，冲突，痛苦和欢乐，其所显示的个人与北大历史的心灵纠缠，或许是更有意味的。

辑三“寄语北大”，是我从北大退休时和退休后所写的关于北大的文字。尽管我一再说到北大在我的感觉中已经渐行渐远，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内心深处的北大情结，稍有触动，就会喷发。在这喷发里，有热切的期待，也有理性的观察、思考与追问，更有和新一代北大人的对话，捧出的是一颗“永远的北大人”的赤子之心。因此，就有了说不尽道不清的爱与恨，焦虑与忧伤——哦，“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此刻，我的心又被2008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所牵动。我知道，今年的校方纪念依然和我无关。但我依然要自作多情地表达自己的心意，本书就是献给新老北大人的心的纪念。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在作这样的民问纪念。前不久，就有一群十年前的学生，与今天的在校学生一起编了一本回忆北大生活的散文集，却题为《寻找北大》：这又让我怦然心动。于是，就写下了这样一篇序言，照录如下，权作本书的结语——  本书以《寻找北大》为题，初读以后，却觉得似乎有些“题不对文”。因为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清晰而具体的北大，何需“寻找”！如一位作者所说，这是“个人亲身感受到”，个人心灵中拥有的“北大”，一百个北大人就有一百个“北大”。我读本书，最感兴趣的，就是本书包容了几代人(从“30后”到“80后”)的北大记忆，不用说描述的北大生活大相径庭，各异其趣，就是叙述的语言，语调，方式，都是绝不雷同，色彩纷纭的。“北大的伟大在于其丰富”：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但我们确乎又要“寻找北大”：这几乎是面对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每一个老北大人、新北大人共同的心愿，真实，沉重，而执著。

这是为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我们经常想起鲁迅的沉痛之言：“北大失精神。”这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唤回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北大精神。

这同时也是对理想，信念，以至信仰的追求。那是一代又一代的百年梦想。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做梦的精神净土、圣地，那是可悲的。

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的精神梦乡。

如我们的“校歌”《未名湖是个海洋》所唱——一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的梦

就在这里。”

2008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