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是了解日本历史的入门书，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坂本太郎的著作，由中国社科院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汪向荣等人译成，原著与译作均佳。《日本史》简明扼要，实事求是，不回避不夸张，是一本优秀的日本史著作。

坂本太郎被中国学者视为“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有数的日本史权威”。曾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教席(27年)，日本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在二战后日本人所撰众多通史性著作中，本书被认为是一部“既不套公式，也不虚构捏造”的研究日本历史的“入门书籍”……

译序

原序

第一章 序说

 第一节 风土

日本列岛 地壳的变迁 地形 气候 海流

 笫二节 民族

原住民族的问题 基本民族及其混血过程 语系

第二章 古代前期

 第一节 原始文化的展开

世界的石器时代 无土器文化 绳文式文化

弥生式文化

 第二节 统一国家的建立

文献的性质 汉代的倭 魏代的倭

统一国家建立的年代 统一的过程

统一势力的所在地 国家统一与天皇的系谱

 第三节 古代国家的发展

入侵朝鲜半岛 统治半岛的消长 国内形势的演变

社会组织 文化的进步 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

第三章 古代后期

 第一节 文化立国的观念

文化立国的含义 文化立国的基础 改革的具体内容

佛教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 国政改革

改革国政的必要性 大化改新 政治形势的演变

《大宝律令》 官制 身份制度 土地制度

财政制度 司法制度 天皇的地位

 第三节 古典文化的繁荣

奈良时代 政界的变迁 经济的进步

版图的扩大 文化的特点 学问 佛教艺术

 第四节 律令政治的复兴

平安时代 严格修改律令 政治形式的完善

与社会实际相乖离 对外关系 文化 佛教学问 文学 美术

 第五节 贵族政治的成熟

藤原时代 摄关政治 承平、天庆之乱

庄园制度的成熟 对外关系 佛教 学问

文学 美术

 第六节 古代国家的瓦解

院政 佛教政治 佛事的世俗化

武家的兴盛 平家取得政权 文化

第四章 中世

 第一节 武家政权的建立

武家政治的意义 讨伐平氏 武家政治的开始

武家政治机构 武家政权的建立 蒙古来袭

幕府的衰颓 社会经济情况 文化 佛教

学问与文学 美术

 第二节 公武势力的对抗

时代的趋势 公家的情况 幕府的灭亡

建武中兴 中兴政治的瓦解 吉野朝廷

文学 室町幕府

 第三节 中世社会的终结

时代趋势连续内乱 公武关系 平民的抬头

产业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 对外关系 佛教

学术与文学 美术

第五章 近世

 第一节 统一的意识高涨

战国及织田、丰臣时代 各国群雄 分国法的发达

欧洲人的到来 织田信长的霸业 丰臣秀吉的统一

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 文化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建成

德川家康的霸业 整顿幕政 幕府的基础与机构

对外关系

 第三节 国民文化的昌盛

礼教文化政治的开始 经济的发展 学问的独立

文艺的大众化 美术

 第四节 封建社会的动摇

时代的趋势 幕府政治的变迁 农民的贫困

对外关系 学问 文艺 美术

 第五节 武家政治的结束

幕末时代 锁国政策的结束 尊王攘夷论的崛起

穷途末路的幕府 大政奉还 官军东征

第六章 近代

 第一节 复古维新政治

维新初期的政治 废除封建制度 调整对外关系

反政府的武力行动 经济的革新 宗教管理

教学与思潮

 第二节 近代国家的发展

明治大正时代 自由民权运动 宪政的发展

大陆政策的展开 政党势力的发展

日本在国际政局中的活跃 资本主义的发展

教学与思潮 文学与美术

 第三节 毁灭与重建

军阀的专制 侵略战争 太平洋战争

同盟国对日本的管理 重建之路

附录：古今地名对照表

弥生式文化

在绳文式文化陆续开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压倒绳文式文化的弥生式文化首先出现在北九州，并逐渐由西向东传播，一直达到奥羽南部。(奥羽是陆奥、出羽的略称，即今日本的东北地方，包括青森到山形、宫城一带地区。——译者)弥生式的名字也和绳文式一样，是根据象征这一文化的土器而起的。所谓弥生式土器，是为纪念明治十七年(1884)最早在东京本乡区的向冈弥生町发现的土器而命名的。

这种弥生式文化。很明显的是从一开始就伴有铁器，进行农耕，特别是栽培水稻。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由绳文式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无疑是以某种形式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从文化阶段看来。石器始终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利器的，但这时使用了铁器和青铜器，因而不能叫作石器时代；而青铜器也不像青铜器时代那样成为主要利器：金石并用时代这个名称。从各外国所用的含义看来，也不够确切。它是一种在长期闭锁的环境中，突然接受高度的外国文化时出现的异种文化的混合物，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变形。在日本历史上，后来也常常有过这种情况。这里且不拘泥于其属于哪个阶段，具体地叙述一下这种文化的状况。

首先。根据土器的样式，在编年上把这一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以福冈县远贺郡水卷町立屋敷为中心，以在远贺川流域大量发现的土器即所谓远贺川式土器为代表。这种土器首先在北九州发展起来。不久传到畿内。唐古式土器中最初的就属于这一类。中期在北九州是以和中国、朝鲜有很多相似处的须玖式土器为代表，从畿内到濑户内海周围，盛行的是像梳子痕纹那样的栉目纹系统的土器。东日本的弥生武士器也创制于这一时期，但必须注意的是，它不像畿内和北九州等处的土器那样具有鲜明的特性，在受到栉目纹影响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绳文式土器的传统。到了后期，畿内的无纹土器风靡全国，将以往九州和畿内的两个中心合而为进一步发展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瓦器。

弥生式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金属器，在这一点上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铁器与青铜器并存这一事实。以往的学说重视青铜器，轻视铁器。但最近各地都有铁器出土，这说明具有普遍性的不是青铜器，而恰恰是铁器。铁器好像从这一文化阶段初期就有了。例如在工具方面，有铁斧、枪刨、刀等；在农具方面，有锄头、镰和掐谷穗用的刀形铁器；在武器方面，有箭头、铁刀、铁戈等，都已实际应用了。另外，从大和的唐古、静冈的登吕等遗址的出土物来看，木器在这一时代已大量使用。这些木器的制作，由于使用了铁制工具而有显著的进步。

青铜器有铜剑、铜矛、铜戈、铜铎、铜镜、铜箭头等，其中可以清楚地分出舶来品与国产品，实用品与非实用品的区别，并且其分布的区域也不相同，自古以来著名的青铜器是铜剑、铜矛、铜戈与铜铎。

剑、矛、戈三种在中国都是用作利器的，先是传到朝鲜。不久又传到我国的北九州。在我国出土的遗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样式，剑有细型与平型之分，矛、戈有狭锋与宽锋之别。细型、狭锋的器身细长而尖端锋利，是用作武器的，是舶来品；平型、宽锋的器身扁平、尖端很钝，刃在铸造后未经加工，根本无法切割，当然无法用作武器，它是国产品。这点已由在北九州发现了铸模而得到证明。剑、矛、戈的出土地点以九州为中心，集中在四国、中国地方、近畿等西日本地区。特别是供实用的舶来品，绝大多数都在以福冈县为中心的地区。在坟墓中作为随葬品发现的。非实用的国产品虽在北九州也很多，但还进而分布到四国、中国地方，有的甚至更往东部地区。不过，这些似乎都与坟墓无关。

铜铎的形状好像是从侧面压成扁平状的寺钟，小的高度有12厘米左右，大的高达150厘米。大体上有三种样式：第一种小而厚，呈黑色，在周围横带之间铸着各种各样的花纹。第二种形状稍大，刻着流水纹或纵横花纹。第三种大而薄，呈青绿色，一律是纵横花纹。这种类型的含锡量低于其他类型，似乎为了便于制作而减少了合金中锡的分量。铎的出土地点与剑、矛、戈的出土地点，有明显的地域性区别，即西在岛根、广岛、香川、高知各县的连接线以内，东在石川、长野、静冈各县的连接线以内。这三种类型各有其分布中心，第一类是在中部濑户内海地方，第二类是从东部濑户内海到畿内，第三类是在南海地方与东海地方。从小而厚到大而薄的形式演变，与从中国地方到畿内、从畿内到东海、四国这种地域的扩大相适应。说明了铜铎的发展过程。

铜铎有什么用处？其祖型是什么？向来就议论纷纭，现在都认为它起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乐器——编钟。还发现过几例铜铎内部带有下垂的舌，可见其原来的用途是用作乐器的。不过，超过1米的大型铜铎，已经失去了实用性，而具有祭器或礼器的性质了。铜铎没有舶来品，全都是国产品。因为国产青铜器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把舶来青铜器回炉熔化的，所以，在制作大量铜铎的背后。恐怕牺牲了大量的舶来铜利器。

铜铎的出土地点多数在远离部落的小丘陵的斜坡上，一般是单独一个埋在地下，但也有十几个，七八个埋在一起的情况，显然这都不是偶然埋藏的，而是人为地埋下的。究竟他们为什么埋藏的呢？现在这样解释似乎比较稳妥，即：靠土地生活的农耕民为了保护共同社会的安全，出于迎神、祭神的意图，把用作祭器的铜铎埋下了土中。这种解释也适用于国产的剑、矛、戈等利器。而在坟墓中发现的舶来铜利器，可以解释为是用来显示个人的荣誉和权势的，而国产的铜利器其所以与坟墓无关，而在丘陵等处发现，可能是出于人们怀着祈求守护一个部落和共同体的愿望而埋藏的。从时代看来，铜利器与铜铎的制作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铜铎是后来发现的，最初北九州的人们接触到舶来铜利器，是用来供实际应用的，但不久有了铁利器，就不再用铜利器，而制作一些非实用的国产铜利器。后来传播这种制法的中国地方、畿内的人们，又通过独自的想法制出了铜铎。青铜文化的传来，输入了制作青铜器的技术。这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尤其是他们不满足于输人品，自己制出了仿制品以至新制品，这一点是应对弥生时代人们的才能做出应有评价的。

铜镜作为青铜器也是不应忽视的。在这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铜镜有两种，一种是汉镜，是经朝鲜输入的，在北九州，是作为随葬品而出土的。另一种是多钮细文镜，这种铜镜在中国没有类似品，而朝鲜有，可能是从朝鲜传来的。当时日本还没有进步到能制作仿制镜的水平，在了解弥生时代的真实年代上，舶来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根据墓中有汉镜存在，可以了解其年代的上限不能超过公元前2世纪。另外，由于王莽时代的货币与弥生式土器同时出土，可以作为旁证。确定其年代在公元1世纪。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弥生式时代延续的时间是以公元1世纪为中心，前后各延伸二三世纪。P23-27

一套煌煌的大师学术名著，当有一篇正大序言，就学术而言，不外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大师们的著作之学术价值无需赘言，编者的文化理想与学术追求虽在丛书编选的过程中得到凸现，而编选者亦有话告于读者。

吾国有“天朝上邦，万国求拜”的傲慢，也曾有“九·一八”等幕幕被践踏的历史。美国有被英国殖民统治多年的屈辱，也有莱克星顿枪声响起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荣光。日本有地小物乏的天然劣势，亦有以蕞尔小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自豪。历史的精彩在于其不可复制，各国以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演绎着自身的兴盛与衰微；历史的残酷在于其不可彩排，各民族用自己的坚忍体验着自身的辉煌与悲怆。

史家如一沧桑老人，他们讲述了他们所能陈述的历史，诸如吕思勉《中国史》(原名为《白话本国史》)、坂本太郎《日本鉍、屈勒味林《英国史》……这便是我们的“大国历史”，望读者通过大师的作品能了解古今大国之历史，让历史之大智慧，点亮吾人心中的灯塔。然你我更需用一种平静的视野和纯真的姿态去了解过去，国家无论大小，历史无论长短，种族无论优劣，其强有时，其弱亦有时，观今宜鉴古，明其强盛之道，察其衰败之机，方是我们的目的。

“大国历史”是历史沧桑的陈述者，“大国性格”则是历史深邃的思考者。这些辉煌文明的思考者，诸如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桑塔亚那的《美国的民族性格与信念》、爱默生的鍥国人的特性》……用他们的智慧和对生命的热情穿破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偏见和隔阂。他们用激情洋溢的智慧文字与各国文明神灵契合，不论是英国人的优雅，或法国人的浪漫，或美国人的自由，或日本人的尚武，或吾国人的仁德。历史均是人在演绎，然而这也不过是自由与民主康庄大道上同工之异曲。

几千年血与泪的浸染，我们渐摸索出共存的规则。几千年来国度之间的交往和各民族智慧的融合，我们的人类有了一幅新的面貌。几千年来在各自道路上的奋力前行，人类已逐渐锻造出一种灵魂的宽容与融洽。你我之间是那么地陌生却熟悉，是那么地遥远却贴近。

触感历史的变幻，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地球村落中显得那么苍白；感动人类的共融，各国的历史不再被我们误读，各民族的性格不再被我们错解。幸福的生命是我们最为纯洁的心愿，自由与民主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文明的生命是我们最为温暖的灵魂，让我们激情掀开这历史的一页页、一幕幕。

坂本太郎是日本老一辈的史学家，有数的日本史权威，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教席和日本历史学会的会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在撰写这部《日本史概说》时，当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熟悉的观点、方法来处理其本国历史的；但他毕竟是个历史王作者，不能也不会无视客观的存在。因此他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对某些历史现象、事件做出评价时，绝大部分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过去目为禁区的皇室历史方面，他对历代天皇的实际存在；对于过去被强制说成历史的传说解释等方面，都不是其他日本学者所能比拟的。他对圣德太子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对院政的看法，对镰仓幕府成立后，公武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元师侵日所予影响等等方面的立论，都很精辟，完全和生搬硬套的不同。特别是在最后，他谈到日本在战后很快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经济大国时说这是“日本人民能忍受苦难，勤奋劳动，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而努力争取复兴的结果”。这不是说教，也不是夸张，而是从历史中得到的结论。

——汪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