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如火话周扬》是一部艰难曲折、成败交织的文坛风雨史话，反映了周扬作为思想者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是集周扬研究于大成的有思想性和可读性的评传。书中以周扬的文艺活动为主线，将周扬波澜壮阔的整个一生写了下来，向世人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生动的、没有扭曲的和没有矫饰的周扬。

周扬，20世纪30年代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之一，那时他才20出头；50年代，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个特殊岁月，姚文元直斥他为“反革命两面派”：80年代，胡乔木又指出他有严重政治倾向错误，最后郁闷成疾，于1989年7月病逝。在长达60余年的文艺生涯中，他还先后与胡风、王实味、冯雪峰、丁玲等发生过论战，丁玲至死都“不原谅”他；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陆定一及江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过从较密，而江青后来却公开宣称：“我恨死周扬了！”在周扬身上，几乎浓缩了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特别是文艺思潮演变史。

郝怀明先生积多年之功，以周扬的文艺活动为主线，将周扬波澜壮阔的整个一生写了下来，向世人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生动的、没有扭曲的和没有矫饰的周扬。

序

1.好学多思一少年

 破落的“周家大屋”

 考大学名列榜首而不就

2.上海求学与东瀛取“火”

 急切吸收外来知识

 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

3.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

 从“跑龙套”角色到“左联”常委

 激情燃烧的红色文艺鼓吹者

4.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一次纠“左”出“左”的错误

 重大变化：开始强调艺术特点

5.在危局中开出新天地

 文艺大众化的提倡

 严酷的斗争，险恶的环境

 抗日救国开启了新的机运

6.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

 论争骤然爆发

 鲁迅为化解纷争抱病为文

7.“错就错在宗派主义”

 鲁迅被激怒了

 “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不应互相反对”

8.初到延安

 到延安去

 就任教育厅长、鲁艺副院长

 毛泽东谈两个口号论争

9.窑洞灯火

 主张“生活是第一义”，提倡“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

 评鲁迅、郭沫若

 开始了与毛泽东的文字之交

10.从“小鲁艺”到“大鲁艺”

 毛主席、朱总司令来了

 “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

 “提高”是对的，但不该“关门”

11.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整风开始了

 同仇敌忾批判王实味

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确立

 “鲁艺家（秧歌）来了”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13.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

 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赵树理的大众化道路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

 评判旧戏的标准是“有利、有害与无害”

 “文艺为政策服务”的偏差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

 电影市场的巨大变化

 戏曲改革“五五指示”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形成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

 谁说《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

 周扬在《武训传》问题上的前后变化

17.在曲折中前进

 强调艺术规律和特点，推动创作走出低谷

 第二次文代会

 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

 《（红楼梦）研究》批判

 批判之火从胡适烧向胡风

 胡风冤案的铸成

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

 对文学就看两条原则：为人民服务、从生活出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

 解决艺术生长的“土地”、“气候”问题

 “反修正主义”任务的提出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

 《大辩论》一文的产生

 周扬在反右斗争中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22.在“大跃进”年代

 大跃进民歌运动

 “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就是好的”

 “普及愈广愈好，尖端愈高愈好”

 “文化领导者要有建设的思想”

23.第三次文代会

 为政治服务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批判人道主义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无人道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两个文艺工作方面的会议

 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鼓励个人独创性，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25.高校文科教材建设

 “现在要提出相反的要求：未立不破”

 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召开教学和教材编选指导思想的确立

 “最根本的要求是拿出货色”“学术上你负责，政治上我负责”

26.中心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材料和观点相结合，给学生以全面的知识

 “只有多样化才能发挥创造性”“谁在学术上搞垄断、简单化，以行政方法来领导，大家就起来反对和纠正”

 “用摧毁的方法搞不成文化建设”

27.暴风雨到来之前

 大连创作座谈会和“反党”小说《刘志丹》

 对内纠“左”，对外“反修”

 戏曲改革成绩应肯定，鬼戏有害无害可讨论

 “我就怕来一个大运动”

28.“不能只破不立”

 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文科教材受到谴责

 “文革”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29.“文革”狂风恶浪来了

 批判《海瑞罢官》

 “文艺黑线专政”论

 《五一六通知》

30.“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代表”

 不容置辩的批判

 “怎么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

 在关押中接受审查

31.从敌我性质到“属人民内部问题”

 “我绝不是敌人、叛徒、特务”

 毛泽东为解决周扬问题发话了

 “属人民内部问题”

32.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

 探望冯雪峰，批判“四人帮”

 面向世界，改革开放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到党和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33.“历史是从错误中走过来的”

 第四次文代会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

 多年来主要是、基本是“左”的错误

 “不能把责任都往上推，我也有责任”

34.为了学术和艺术的繁荣

 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创造一种有领导的又是平等的自由讨论的空气”

 “人才不可多得，要特别加以爱护”

 “勇于改革，立志改革，不怕被打倒”

35.“理论探讨”起风波

 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禁区在突破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探讨》的发表成了“大问题”

 “我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违心的检讨

36.了犹未了的《文集》

 选得精一点，要能够反映时代，保存历史原貌

 并非所愿的结果

 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

37.寂寞又不寂寞的余年

 在矛盾和痛苦中挣扎

 难以愈合的重创

 继续为发展科学、繁荣艺术献计献策

 来自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厚爱

38.彗星陨落

后记

湖南省益阳市，北邻洞庭湖，全省四大河流之一的资水穿市而过。这里山清水秀，茂林修竹，水田密布，是一块美丽而又富饶的土地。从市区到乡下，一去30余里，上世纪初，路上经过的村子里没有别的姓氏，都是周姓人家。周氏可谓益阳的大姓，现代文化史上的大名人周谷城、周扬、周立波，人称“益阳三周”，都是这块宝地上的骄子。

1908年11月7日，一个漂亮的男孩在新市渡镇莲庄湾的“周家大屋”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周扬。周扬原名周运宜，字起应。周扬是他在后来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用的一个笔名。那时，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常常变换笔名写文章，曾用过企、周笕、绮影、企扬等，周扬是他后来用的也是用得时间最长的一个笔名，以至于取代了他的本名。

莲庄湾离县城十余里，坐落在帆影绰约的志溪河畔，不远处就是云蒸霞蔚的会龙山，是个风光秀丽、钟灵毓秀的村庄。村上的“周家大屋”是远近闻名的富户，因地多房多而得名。它背靠着山，满山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形成了一座月才形的绿色屏障。掩映着三进大院，据说，当年仅房屋就有50间左右，还有两个水塘，一个在院中，一个在院外，院外还有一口又大又深的甜水井。如今保留卜来的只有两间破旧的东西厢房，还有那口水井。

周扬的祖上不曾为官，亦不曾经商，也算不上什么书香世家。曾祖父周翰巨通过送钱送礼买过个直奉大吏，祖父周宋哲用钱买过个国子监，父亲用钱买过个相当于知县的同知衔，但都没干过一天官事。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出家中好像有人做官的样子，在大门两旁的墙上写有“肃静回避”四个大字。

周家拥有很多田产，每年能收很多担租子，又有那么多房子，虽说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名的富户，不过，到周扬父亲这一代，家境就日益败落下来了。他父亲身体很不好，周扬刚两岁，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个什么样子，在他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父亲去世时，他家尚有田500亩，每年可收租谷700担，家里有五个佣人。

周扬是由祖母、母亲抚养长大的。祖母在当地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母亲待人也很厚道。她们都深得远近村民的好评。据说，当地绿林人物率众路过这里时，从不骚扰他们家。善良的祖母，对周扬后来性格的形成影响颇大。

周扬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前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小三。他生得浓眉大眼，鼻梁高耸挺直，黑发浓密，肌肤洁白，非常聪明，深得家人尤其是祖母和母亲的厚爱。那时，周氏家族中有一家没有儿子，族里开会，商定要把周扬过继到那一家去。母亲心痛周扬，不舍割爱，为此整天哭泣，万分伤心。族里的人见她这么难过，只好另打主意。人生的道路，充满无数的偶然，对周扬来说，这仅仅是第一次。晚年周扬在医院中忆及此事时说：“如果过继了，我后来就可能走另外一条路，整个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

由于家中无男子当家，祖母和母亲两代居孀，家中除周扬和比他长两岁的哥哥周谷宜外，别无其他男子，势单力弱，有时不免受人欺侮。因此，在周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快快长大成人，替父母争光雪耻。

周扬自幼体弱多病，好哭，晚上睡不着觉，常常产生幻觉，看见蚊帐顶上或窗户上有鬼，这种幻觉持续了好多年，到十一二岁依然存在。祖母和母亲很是担心，生怕他活不长，因此对他就更加溺爱。真可以说是又怕撑着，又怕饿着；又怕磕着，又怕碰着；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书也不敢让他多念，生怕把他累着，伤了身体。因此，起初他读书不多，但他记忆力极好，特别是爱动脑子想事情，有时说出来的话令大人们都感到惊奇。周扬的二儿子周迈曾听祖母说过父亲小时候的一件事：“一天早上，他睡眼惺忪，站在床上让祖母给他穿衣服时，忽然冒出一句话：‘妈妈，我们要这些田做什么？以后不要这些田。’祖母一听，心想，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想到这个。解放前祖母想起这一情节仍感到惊奇，她对我说：‘真怪，你爹爹那么小就显出他同共产党有缘。’”(李辉：《与周迈谈周扬》，《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第405页)

周扬在14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延师教学。来家里教周扬学习的老师是刘宜元先生，主要是教他学习古文，教材便是《御批通鉴》。内容尽管古老，但这位刘先生颇具民主意识，思想相当开明，教学方法也很活，一点也不死板。他强调学生自学，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写出与御批不同的批语。周扬打心里喜欢这位先生。刘先生很有见识，对周扬的要求很严格，曾批评他的作文老是写些表面的东西，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不含蓄，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刘先生还针对他的文章的毛病，写过一个批语：“水清无大鱼”。刘先生甚至还用这样的话来激他：“你将来做不了官，长不了命。”周扬是个很要强的孩子，好学多思，记忆力很强，刘先生对他的启迪和教育，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从中得到的益处，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同文集编辑组的同志谈话，在谈到他儿时的一些情况时这样说，我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家中没有有知识的人，父亲早死，又没有伯伯、叔叔。我十二三岁，请了一个先生刘宜元，是我父亲的先生，教了我两年。我身体不好，娇生惯养，根本不去上学。后来刘先生来了，我才开始读书。原来的先生叫我背书，背不下来就打手心，我不喜欢。现在想，严格训练，背背倒好了。刘先生来后，不背书，也不打手心，对我是个损失。但当时觉得对我是个大解放，很高兴。再一点是让我看康熙御批《资治通鉴》，书童跟着我挑了一担回来，看到自己像个大人了，大为高兴。刘先生还让我在上面夹批，皇帝批的还可以批，提倡作翻案文章。刘先生还教我《孙子兵法》。刘先生比较民主，对我影响很大，可惜时间太短了。周扬深情地怀念着他的这位启蒙老师，每当忆及他的童年生活时，总是不时提起。

周扬上学很不正规。按他的年龄来说，该上中学了，但学历不够，进不去。上小学吧，他已经十三四岁了，显然大了一些。为这件事，他非常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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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出的周扬传记——郝怀明写的《如烟如火话周扬》，就要送到读者面前了。我一直关心着此书的写作，在它即将出版之际，愿意为它写几句介绍的话。

周扬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如何？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观察。

在八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既没有成为正式中央委员，也没有成为中央部长，更没有进政治局、没有进书记处，党内的地位应该说不能算是很高。但是，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作为一位党的文艺干部，他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时代就当了左联的党组书记，在延安时代就成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重要代表，建国以后又成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最主要的党内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又应该认为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在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理论界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是远远超出一个候补中委甚至一个正式中委的。

周扬一生，伴随着争论，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争论。

上海时代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周扬就是争论一方的主将。延安时代，关于王实味及其作品《野百合花》的争论，周扬是一篇主要的、带总结性的文章的作者。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作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一直不是风平浪静，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更比一波高。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作了一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五次大论战、大批判：一是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二是一九五四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三是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四是一九五七年批判丁玲、冯雪峰，五是六十年代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五次大论战，周扬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的总结者。建国以后周扬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与这五次大论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在文艺和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后人应该仔细发掘和总结(这方面正是郝怀明这本书有所建树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周扬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还是因为他在这些批判中所起的作用和给人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扬被打倒，被揪出，被囚禁，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条文艺黑线甚至被简称为周扬文艺黑线。谁会想到呢？把他揪出来，首先一条罪状，竟是他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接着就是清算他在建国以后五次大论战中的作用。他作为这五次批判的指挥者和总结者，被称为是伪装革命的一面，而他在这五次批判之前和之后所做的政策调整性的工作和文艺建设性的工作，则被称为是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的一面。《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文章的标题，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周扬的结论。这是一个多么颠倒黑白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这样，周扬才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虽说从宽处理，还是有罪之身。粉碎“四人帮”之初，还有人把“四人帮”同“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捆绑在一起批判！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周扬才被还以清白无罪之身。但同时，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的历次运动中的作用，也在人们的重新思索和审视之中。这种思索和审视，周扬自己走在前面。从监狱释放之初，还在待罪的他，就毅然前往冯雪峰的病榻前探视问候，两位年轻时的战友尽释前嫌，为此，冯雪峰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寓言《锦鸡与麻雀》，而周扬则写了一封不自量力的恳求最高领导满足冯雪峰重新入党愿望的信件。粉碎“四人帮”后在文艺界各种场合，周扬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周扬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但是，大概周扬的道歉有足也有不足、有痛快也有不够痛快吧，对他的谅解也有深有不深，有些同志则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复出后的周扬，很快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重新主管文艺工作。因为年高，他没有担任更高的党内职务。他致力于重新调理被“四人帮”整得七零八落的文艺队伍，调理文艺界内部被严重扭曲了的关系，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而且致力于从理论的高度进行这种反思。作为这种反思的一个成果，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有不少赞成者，也有许多批评者，有的批评还很尖锐。由此引起了又一场大论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论战。

周扬作为论战的一方，当然认为他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有他的道理，那道理就写在他那篇文章里面；而论战的另一方，批评周扬那样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胡乔木，当然也认为那样的批评自有他更大的道理，那道理也写在那篇批判文章里面。这两篇文章现在都收在他们两人的文集里。胡乔木的文章，把这场争论定性为“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虽然有前面那个定语，关键词还是“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是“复杂的理论问题”那就“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胡乔木还表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尽管如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扬还是成了被批判者。这使晚年的周扬，又成为一位有争论的人物。

胡乔木发表那篇批判文章以后，写了一首诗送给周扬。诗分两段，第一段是作者问剑，第二段是剑的回答。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的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这首诗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我宁愿相信诗作者的真诚，一方面真诚地相信在他认为的理论政治原则问题上亮出剑来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真诚地希望“伤口会愈合”，“雨后的阳光”会照见“拥抱着一对战士”。毕竟，他和周扬年轻的时候从上海左联时代开始就曾是“一对战士”。不过，这首诗似乎并没有收到像《锦鸡与麻雀》那篇寓言那样的效果。那原因恐怕就在于《锦鸡与麻雀》的作者是受伤害者一方，而“一对战士”那首诗的作者却非是吧。

一九八八年上海一个内部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胡乔木那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胡乔木的意见。别人向我说了，我向胡乔木转达了。胡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地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我把胡乔木的这个意见转告了上海那位编辑，但是已经无法转告周扬。因为周扬此时已经一病不起，渐成植物人，直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离开人世。

周扬逝世，到今天已经十七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场争论，到今天已经二十三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两个口号的论战到现在已经七十年。分别隔了一代人、两代人以至近乎三代人的时间，可以说都是陈年往事了。

人们说，往事如烟。人们又说，往事并不如烟。人们还说，往事如火：回忆起过去的如火的斗争如火的论辩如炙的痛楚如炙的悔恨，今天心情依然如火。如烟也好，如火也好，依稀如烟总没有逝尽，炽热如火总不似当年。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再来回首往事，总可以更清楚，更冷静，更坦然，更宽容大度了吧。

这部《如烟如火话周扬》，原来拟的是另外一个书名，作者接受我的建议，改成现在的书名。

作者郝怀明，一九六〇年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中宣部教育处工作，我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开始同事了。学生时代的郝怀明就读过许多周扬的文章，到中宣部以后算是周扬的部下了，对周扬也没有多少接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和他在不同的机构工作，但是共同参加过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后来，他奉组织之命参加《周扬文集》五卷的编辑工作，对周扬才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研究。他在参与编辑周扬文集的基础上写这本传记性质的书，我认为应该说是具备了很好的条件。

当然，写这本传记并不像编《周扬文集》那样是奉组织之命。这是一本个人著作。现在我国出版的人物传记，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组织上布置写作的，一类是个人研究而写作的。前一类多是有关机构为党政军领导干部编写的，好处是写作力量强，查阅档案的条件好。后一类则为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编写的，弱点是不如前一类条件好，但也有好处，就是自由度大一些，表达的意见是个人性质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组织的意见。对于有争议的人物，前一类形式会有诸多障碍，后一类形式则更为可行可取。

虽然是个人的著作，总要力求客观、冷静，叙事论人力求科学公正。不溢美，不掩恶。我看郝怀明写这部书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如此，或因个人的感情，或因对材料的掌握，或因对问题的看法，难以避免对人对事的评论还会发生偏差或者还会发生争论。我看，不能也不必要求全无偏差或争论。有别人认为不当之处，批评讨论就是了。这也就是个人著作比起某个机构的职务著作来有更多自由的好处。

纪念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耀邦传》第一卷。这样一位重要而又有过争议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不是那个机构写的职务著作，而是五位作者署名的个人著作。这在我国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可能为我国的传记出版、历史写作开辟新的蹊径。

二〇〇六年五月九日于万寿路寓所

《如烟如火话周扬》经过近6年的写作和等待就要出版了，是非好歹将接受社会的评判，在这里，我想就个人的经历和本书的写作经过再简单说上几句，并向促成此事的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和朋友表示谢意。

敝人家境贫寒，从初中到大学，都读师范。196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即被派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师从唐弢攻读新文学史。瞍公是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常直接或间接听到周扬关于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讲话。两年研读，获益匪浅，颇受弢公器重。我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一文，弢公在给我的短信中说写得很好，随即打印送有关同志参阅。1964年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工作。抛开痴迷的专业，确乎难舍难割，但作为党的“驯服工具”，倒也没有二话。“文革”中在“阎王殿”经风雨，见世面，受锤炼。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四年后分配国家体委体育报社任编辑、记者。1975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拟奉调前往，中经几番风雨，于1977年底成行。此时已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成为写作组的一员。不久，机关并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后又改名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理论组工作。1987年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奉调即将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遂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工作并任副组长，直至1993年改任综合组组长。可以说，多年来一直“摸、爬、滚、打”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有时甚至处在风云变幻中心的边缘上。岁月如流，昔日“阎王殿”的“小鬼”，如今已成了一个“老鬼”了！

周扬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革命文化运动和文艺战线的卓越的领导者。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巨大的功绩，也有不少失误，涉及上下左右，要理清头绪，作出客观、公正的科学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更是令人发憷。如何透过纷纭杂呈的历史现象，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周扬，我深感自己力所不及，难以胜任。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文革”期间除外)担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多次鼓励我写本关于周扬的书，说我在周扬身边编文集达一年多的时间，参加他召开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听他讲话，并跟随他到多个省市考察工作，接触多，同他面对面平等交谈过，对周扬相当了解，但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不敢动手。

直到2001年，退休数年之后，闲来无事，才抱着学习研究的态度，在键盘上“玩”了起来。好在既非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亦无出版社相约定货，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就这样，在一种比较轻松自在的状态下默默地开始了。也许是因为早已有所准备的缘故吧，进展倒也还算顺利，一路敲来，大约用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弄出来了。

龚育之同志早就表示乐于帮忙，我立即送他审看。他历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是公认的理论大家、党史权威。在“文革”前，他就多次参与周扬文稿的起草，多年来同周扬接触甚多，对周扬了解和研究甚深。他仔细审阅后，约我谈了整整半天，从政策的掌握、资料的补充到语言文字的表述等，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包括建议将书名由原来的《如歌如烟话周扬》改为《如烟如火话周扬》，并慨然应允为之作序。我大受鼓舞。

我根据龚育之同志的意见很快作了修改，即经老友中国文联出版社原总编辑贺新辉同志引见，送该社朱辉军副总编辑。朱总盛情接待，浏览书稿，当即表示竭诚支持，决计推出此书。

书稿经中国文联审读后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领导、专家审读。他们在充分肯定书稿的同时，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和中央政策与时俱进的角度，就如何严格掌握原则，妥善处理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很有帮助。作者一一作了修改。

书稿亦曾送请露菲同志审看，得到她的赞同，并吸收了她的意见。

现在，谨以此书献给在千回百折的风雨历程中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学术和艺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以及一切不畏艰险矢志不渝为此而奋斗的人们。我为此感到欣慰，又不无酸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周扬逝世后鲜有纪念文章发表。1997年，王蒙、袁鹰主编出了一本《忆周扬》，经费还是由家属卖了两位画家在周扬生前送他的两幅画筹措的。至于传记，这些年来文艺家的传记不知出了多少，周扬却还是个空白。本书没有采用“传”或“评传”那样庄严的书名，一是不敢那样自许，二是觉得这样写起来也许随意一些。本书意在真实反映周扬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功绩和错误，他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他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建树。历次政治批判运动的经验教训应当总结和记取，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应当抛弃。叙事论人，力求客观、公正，扬善而不隐恶。尽量多摆材料，少发空论，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结合。由于自己了解的情况、掌握的材料不够充足，驾驭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水平和能力有限，这样那样的不当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愿意在较为宽松的自由讨论的环境中继续得到改进和提高，更期盼着多种多样的周扬传记的问世。

在这里，我特向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悉心指教并拨冗为之作序的龚育之同志；向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给予精心指导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领导和专家、中国文联的有关领导和同志；向一向鼓励和支助本书写作的露菲同志及老中宣部的其他有关同志；向倾情相助，为推出此书付出智慧和辛劳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朱辉军副总编，责任编辑周完淳、杨小葵以及贺新辉、江晓天等同志；向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给我以帮助的周扬同志的子女、有关人士和朋友以及我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深知，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这件事情是难以办成的。

作者 2006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