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文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本书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自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修复记忆,扫描名流世界。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慕客书的形式出版,扫描名流世界,管窥历史碎屑,近观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本书会使人获得异乎寻常的人生趣味。
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其委托,斯诺向鲁迅询问了二十三个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提到茅盾、丁玲、田军等人后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问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是年,冰心三十六岁,自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十七年;丁玲三十二岁,1927年12月以《梦珂》登上文坛以来,从文也近十年;而萧红这时刚刚二十五岁,初涉文坛不过三年,她的受重视,实在是鲁迅独具慧眼。
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一一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得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冰心高年悼丁玲
1919年9月,身为“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过两篇职务内应做的宣传文字后,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稿《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了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并选了“冰心”做笔名。小说很快就印了出来,只是名字后却多了“女士”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这两个字无疑是个很大的卖点,编辑先生也显得颇具包装意识。冰心为此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但木已成舟,她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于是随后几篇小说的署名都成了“冰心女士”,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冰心时很少有单称“冰心”而不呼其为“女士”的。
冰心对“女士”称谓的默认,以及后来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号”应约写稿,一方面表明了她随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丁玲相比,冰心的确算不得一个女权主义者。丁玲似乎很讨厌别人称她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杂志为“女作家号”登门求稿时,她则大叫着“我卖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编辑拒之门外。
自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的两三年里,冰心自叙她“写滑了手”,《晨报》副刊上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她的小说、诗歌发表,以后则扩至大牌杂志《小说月报》,冰心一跃成为当时文坛最多产、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正当冰心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丁玲还是那个风风火火从县里跑到省里、又从省里跑到大上海的名为蒋冰之的女学生。1923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在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进入上海大学就读,这是丁玲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所国共两党精英联办的学校里,她不仅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大批日后名震一时的政治名流,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体验到了情感的冲击,一颗桀骜的心从此变得敏感细腻,好友的悲剧人生为她准备了第一份创作素材。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随便补习一点功课,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着瓶瓶罐罐,学业上虽然毫无着落,却意外地收获了胡也频的爱情,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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