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高君宇同志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出版，这无疑是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最好纪念。该书作者王庆华同志以高君宇同乡后辈学人的身份，满怀对传主的崇敬、热爱之情，从1977年起开始搜集、整理、研究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的历史资料，至今已近20个年头。

这部《高君宇传是全面研究高君宇的一部著作，也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生动而形象的好教材。

值此高君宇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一部反映这位革命先驱“闪电般耀亮”的一生的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是对这位革命先驱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又一部生动、形象的教材。

高君宇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生活和战斗在我党诞生前后那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年代里。早在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他“目击时艰，痛国沉沦”，毅然抱定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将自己与民族的命运、租国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中。从“总统府请愿”，到伟大的五四运动；从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到为解决时局问题而进行的奔波，在他身上始终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当他在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艰难和挫折之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接触到并很快接受了梦寐以求的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

从此，高君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高君宇同志走上了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党的“二大”、“四大”代表，历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团一居中央执行委员、党的二居中央执行委员、党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共北京区委宣传委员等重要职务，以及《向导》、《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先驱》等党团刊物的编辑、记者。他在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们今天纪念这位革命先驱，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继承他的思想遗产，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种力量，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卷首语 写在高石之墓前

第一章 少年时代

 诞生

 “野孩子”

 私塾内外

 鹅城求学

 剪掉“猪尾巴”

第二章 在省立一中

 希望，在闪光

 幻灭

 反袁救国

第三章 求索之路

 北大涌来新思潮

 总统府请愿

 从救国会到《国民》

 红楼星火

第四章 在“五四”风暴中

 激战前夜

 火烧曹宅殴国贼

 在北京学联

 “六三”怒涛

第五章 醒来吧，睡狮

 战斗未有穷期

 唤醒民众

 第一个“五一”节

 “解决时局的我见”

第六章 为真理而斗争

 红色堡垒

 并州播火

 金陵论战

第七章 “一大”前后

 党，诞生了

 西子湖畔

 一切听从党

 康慕尼斋

第八章 苏俄之行

 伊尔库茨克

 “远东大会”

第九章 归国之后

 陶然亭

 五月，在羊城

 “单刀赴会”

 党中央执行委员

 《先驱》

第十章 战斗在《向导》编辑部

 《向导》问世了

 联合，并不忘记斗争

 事事关心

 以笔为刀枪

第十一章 冲向工运的战场

 暴风雨到来的时候

 “二七”风雷

 怒斥总统黎元洪

第十二章 迎着腥风血雨，前进

 “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愿你自信”

 纵论天下大事

第十三章 火热的斗争火热的情

 点燃滴血的诗心

 加拉罕抵京

 此情绵绵

 一片红叶

第十四章 国共合作形成之后

 遥祭列宁

 “虎口”脱险

 晋阳建党

 向国民党右派开火

第十五章 北京政变前后

 笔底风雷吼

 “双十节”的血

 偕孙中山北上

 为国民会议而战

第十六章 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病榻上的恋情

 彗星殒落了

结束语丰碑永矗陶然亭

后记

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从晋西北山区的万山丛中，蜿蜒曲折地伸向地势平坦的晋中盆地……

沿着这条路，满怀求学深造之热望的高尚德风尘仆仆地来到坐落在晋中盆地北端、汾河岸边的北方古城——太原。

这是在1912年(民国元年)春。

作为山西省会的太原，是三晋大地上一颗光彩灿烂的明珠。如果说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和华夏文化摇篮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太原就在山西这一“部分”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了。大量史料和遗址雄辩地证明，早在10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息了。距今2400年前的春秋时代，这里就建有城邑，名目“晋阳城”。之后，相继为赵国之都城、秦汉之重镇、北齐之别都，盛唐之北京，以及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的宫阙之地，还有不少帝王由此起兵举事而成帝业，故素有“龙城”之誉。宋太祖一统天下后，为了保住赵家天下不受“龙城”的威胁，断然下令火焚水淹了这座古城。但由于此地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价值，北宋统治者后来又不得不在此重建了唐明镇。之后，经历代扩建，一座“绵绣太原城”又雄踞于三晋大地之上。13世纪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路经太原，不禁为之而赞叹：“抵一国，名太原府，所至之都城甚壮丽，与国同名。”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在其《适晋纪行》中也说：“太原城壮丽甚，二十五睥睨作一楼，神京不如也。”高尚德来到这里时，因时值袁氏当国，列强横暴，国事艰难，民不聊生，“锦绣太原城”之气象已大大不如从前了。然而对于高尚德这位来自山区的少年来说，这里较之故乡的县城，城廓市井是那么壮丽繁华。

这时，曾以雷霆万钧之力掀翻了清王朝“金銮宝殿”的辛亥革命风暴渐趋平息。但是，这场风暴在高尚德心上激起的希望依然是那么灿烂夺目。他决心继续深造，发愤读书，力争成为一个有济世之才的人物，以为用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和鲜血建造起来的“中华民国”的大厦添砖加瓦。

于是，高尚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这是山西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学。该校最初是清代山西科举考试的贡院，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此创建了山西公立中学堂，1910年(宣统二年)改名为“晋阳中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3月，改名为“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高尚德入学第二年8月，该学堂改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

这所学校座落在碧波粼粼的文瀛湖畔。文瀛湖最初只是两泓积水，北称“圆海子”，南称“长海子”。清康熙年间集水满溢成灾，太原知府王觉民捐俸银疏通水道，引水入汾，遂使两海合二为一，这里便逐渐成为一个人们乐于游览的地方。当时一位裴姓通政还给这片海子取了一个颇为文雅的名字——文瀛湖。而此湖因景色秀丽成为当时阳曲(即今太原城郊一带)八景之一的“巽水烟波”。之后，人们陆续在湖畔兴建了影翠亭、劝工楼(即劝工陈列所)等建筑，与湖水相映成辉。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始辟为文瀛公园。

然而，高尚德所以对这所省立模范中学堂颇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而是因为这所学堂与故乡那座死气沉沉的县高等学堂相比，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充满勃勃生机：学习的内容丰富多彩，除了“三皇五帝”外，还有“大洲大洋”；除了“天地玄黄”外，还有声、光、电、化；除了临摹法帖外，还有音乐、图画；此外，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科技方面的新鲜事物，诸如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方面的知识，而教师则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这些教师大都有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在他们身上绝没有那种“老学究”的沉沉暮气。有的教师还著书立说，如英语教员李汉成和崔孟宇两人合作的《英语十讲》一书，就是其中之一。学校的设施设备较为齐备，除了教室、宿舍外，还有礼堂、游艺楼、图书馆、博物室、操场……再如体育器材和活动项目，除了足球、网球、篮球外，还有天桥、秋千、单杠、双杠……此外，还聘请武术教师向学生教授武术。为了激励学生修身、苦学，这所“以增进学生之智慧技能，预备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为宗旨”的学校，不仅制定了“勤俭自立，诚毅有为”的校训，而且还编了校歌，歌词中融进了校训内容：“须知道勤补拙、俭养廉……及早回头莫迟延，忍教纷华靡丽累我性天”；“须知道诚无伪、毅不挠……希贤希圣励前程，与我第一中校大放光明”。这一切，对于高尚德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醉心。他仿佛从一个幽暗的山洞里，一下子来到了广阔的原野上，只觉得满眼都是花草和阳光！

置身于这样一个新鲜的环境里，立意深造的高尚德自然更加勤苦力学。他对各门功课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刻苦钻研。学校里设有自习院，无论朝夕，他总是来得最早、去得最晚的同学中的一个。课业之余，他常常埋头于图书馆里的书籍之中，从先秦诸子、到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散文，无不涉猎。有时，他还和师友一起切磋学问。一位管理图书馆的老先生勉励他说：“根深然后叶茂，源远方能流长。只有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将来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后来，读新书的风气渐渐在校园里盛行起来。一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报、刊，开始在学生中间传阅。当高尚德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书刊和报纸时，就像铁屑遇到了磁石一样，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觉得，读这些内容新颖的书籍、报刊要比读《古文观止》《御批通鉴》等更有兴趣。于是，他订了京、沪不少影响较大的报刊，如《晨报》、《申报》、《新闻报》等，还购买了《康梁文钞》《章太炎文集》《西欧漫记》等倾向进步、蕴含变革思想的书籍。这些书籍报刊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渐渐地启开了他的心扉；而他的思想则如一叶扁舟，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被那来自远方的清新而强劲的春风摇曳着、荡漾着……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位温文尔雅中蕴含刚毅、庄重稳健中流溢聪慧的青年学子正视乃至羡慕了。一位教授语文的老先生对高尚德尤为青睐，常常发出由衷的赞叹：

“尚德聪颖好学，识见不凡，日后必成大器。”P46-49

值此高君宇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一部反映这位革命先驱“闪电般耀亮”的一生的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是对这位革命先驱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又一部生动、形象的教材。

高君宇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生活和战斗在我党诞生前后那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年代里。早在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他“目击时艰，痛国沉沦”，毅然抱定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将自己与民族的命运、租国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中。从“总统府请愿”，到伟大的五四运动；从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到为解决时局问题而进行的奔波，在他身上始终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当他在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艰难和挫折之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接触到并很快接受了梦寐以求的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

从此，高君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高君宇同志走上了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党的“二大”、“四大”代表，历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团一居中央执行委员、党的二居中央执行委员、党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共北京区委宣传委员等重要职务，以及《向导》、《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先驱》等党团刊物的编辑、记者。他在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高君宇同志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彭真同志曾评价说：“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党、共(社)青团是在他的联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我们今天纪念这位革命先驱，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继承他的思想遗产，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种力量，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6年9月

当本书付梓之际，我不禁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为自己终于了却了一椿多年的心愿而感到欣慰。

我是高君宇同志的同乡后辈，对于这位革命先驱那“闪电般耀亮”的革命业绩，以及与“五四”新文学创始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女士那令人艳羡的爱情佳话，自然早有耳闻，并深为感动。多少年来，一股强烈的仰慕、崇敬的感情潮水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曾不只一次地这样遐想：有朝一日，我若能用笔将这位先驱者光辉的一生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们，那该多么好啊！

机会终于来了。70年代末期，忻县地区拟搞专业文艺团体汇演，我奉命为静乐县剧团创作剧本。时值全国文艺界出现革命历史题材热，受其影响，我便选择了高君宇这一题材。这一想法得到有关领导的赞同后，我便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剧《高君宇》剧本。没想到，这一剧本被搬上舞台后，竟受到人们的好评，地区领导和文友们还鼓励我继续搜集资料，创作一部长篇传记。这自然与我的初衷不谋而合。

于是，我开始四处奔波，在北京，在并州，在娄烦和静乐，查阅和采访历史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经过长期努力，我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研究。1980年，我应山西文史研究馆馆长霍成勋同志之约，编著了《高君宇生平·年谱·文稿》一书。此书出版后，曾在省内外史志界引起反响，不少史志研究人员纷纷来函索书，《山西政协》约我写了关于研究高君宇的体会文章，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京、沪等地的一些学术性刊物还来函约稿。这一切，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于是，我在工作之余笔耕不止，写传略，写“考证”，写“专题研究”，也写传记文学和散文，迄今为止，先后被多家出版社选用，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80余篇。其中《高君宇》一文(与他人合作)被收入全国党史权威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五四新文学创始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在全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史料》上刊载后，台湾《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还发文予以介绍，并引用了其中部分段落。此外，我还应邀参加了省内外关于高君宇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纪念展览等众多活动。以上这一切，无疑为《高君宇传》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由于我从事的是新闻工作，采编事务日日缠身，创作《高君宇传》的事一直无暇进行。直到去年，我才下定决心，开始在工作之暇写作此书。在写作前，我为此书的写作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尽量用生动的笔触，力争写出先驱者的思想、人格、情怀、学识和爱情。因为我知道，人们最喜爱读的人物传记是那些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安德烈·莫洛亚的《雨果》、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卢棱的自传《忏悔录》等，莫不如此。我不愿写一部只有史料性而无文学性，或只有文学性而无史料性的传记。

然而，当我提笔创作这部传记时才深深感到，这两者的巧妙结合实非易事。传记文学往往受到真人真事的制约，如时间、地点、思想、言行，都很少有回旋之余地。再者，传主的有些事迹由于时隔久远，难以查考；或者有所记载，但只有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不要说很难写成生动感人的情节，甚至就连上下文都不易衔接。如果将传主一生的事迹喻作一堆碎珠的话，那么，创作传记则是用一条红线将这些碎珠串连起来，既不遗珠，也不将鱼目混杂其间。但作者在“串珠”中，确有一些遗珠虽遍觅而不得。这些，无疑会给传记创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原则是首先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其次再去追求文学的生动性。因为，一部传记作品的生命在于真实。创作传记只能是实录，既不许有所虚构，也不能任意变动情节。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反映历史，给传主以正确的历史评价，也才能保证传记本身的质量，使作品产生较大的说服力和教育作用。当然，在写作中作者不应被动地叙述史实，而应对材料进行选择、概括和适当的安排，并且尽量通过文学手段对史实作生动鲜明的描写，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过，这只是我为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加之此书是在业余时间赶写出来的，这一目标肯定尚未达到，这是令我深感惭愧和遗憾的。在这里，我还感到有必要说明以下两点：一、为坚持“实录”之原则，体现时代的语雷特色，书中传主的重要讲话、对话，我主要是采自传主的文章或有关文献资料(个别地方略有修改)。由于表述方式今昔有异，其中个别语句在今天读者看来似乎不甚流畅。二、关于“帝国主义”等词，是传主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通用词，在传主的文章和讲演稿中又屡见不鲜。为了尊重历史，同时也为了求得行文与引文的统一，避免因更换词而引起读者的误解，本书在行文中亦沿用了这类词。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和体谅。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高君宇传》所以能够创作出来，并得以顺利出版，绝非我一人之功，而是与各级领导、革命前辈、史志专家、传主亲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扶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薄一波、许德珩曾分别接见我们采访组；薄一波还亲笔给我复信，以示鼓励；许德珩不顾年事已高，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五四”和建党初期的老人沈雁冰、罗章龙、刘仁静、包慧僧、郭绍虞、顾颉刚等，全国著名党史专家胡华、朱乔森、萧超然等，以及先驱者的亲属高全德、高丕存、侯贵萍，或通过信件，或接受采访，为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口碑资料和资料线索。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予以很大的关心和扶持。省委副书记郑社奎就本书的出版问题作过5次批示，并为本书撰写了序善。市委副书记李雁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征，以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世英，对此书的出版予以具体指导，李雁红同志还为本书作了序雷。

书稿交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后，该社领导非常重视，迅速作了安排；老编辑刘德斌、梁申威等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不少修订意见；该书责编田红同志为了早日出书，日夜奔波，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建华同志从史料的角度也对全书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核。

出版经费出现困难时，省史志研究院副院长梁志祥、张国祥，省劳动厅副厅长邢林先，太原市军分区副司令员邓守义，山西保险柜产品工业公司总经理郭维民等同志，纷纷予以扶持。

对于所有的扶持者和帮助者，我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者

1996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