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一部以的里雅斯特和意奥、意南（南斯拉夫）边界为题材的哲理小说。作者采用游记的形式回忆了他所经历的时代，追述了记忆中的人和事，“我”贯穿全书，却并不直接露面，是“我”在作旅游。旅游从的里雅斯特的圣马可咖啡馆开始i然后沿边界前往瓦尔切丽纳，格拉多的环礁湖，内沃索山，都灵的科丽纳，阿西尔蒂迪，安霍尔兹，再返回的里雅斯特的公共花园，完成于的里雅斯特中心的圣心教堂。通过这次漫长的旅游，“我”会晤那里的人们，他们或是王后、将军，或是反叛者、领土收复者，或是诗人、学者，或是地理志专家、雕刻家、德国文学研究者；这里有苦恋的女子、牌桌上的牌友，有大海边上的小孩、孤独的老妇、公园里高傲的女孩，有渔民、神父，还有河边的洗衣女工……说到底，构成这个“微型世界”的，都是些小人物。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他们的从故乡离去、返回，又都是边界动荡的结果。

这是一部具有随笔风格和哲理思辨的游记式小说。作者的出生地的里雅斯特地处意大利、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三国的边界地带，历史上曾经被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占领，因而在文化和政治上深受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影响，使其居民形成复杂的种族和国家观念。 “我”引领读者游历了这个有着鲜明的多元文化和民族特性的地区，触及了历史、地理、文化和风俗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一个既是种族冲突的焦点、更是异族文化交流的汇聚点的的里雅斯特，而这也恰恰是中南欧这个冲突多发地区的缩影。

小说上起罗马帝国，下至二十世纪中后期，构成作者笔下这个“微型世界”的，都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命运，总是随着无形的边界的动荡和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同时，动物、植物、历史、自然等各种事物和现象，都是这个“微型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把它们拟人化，让它们思想、说话。“微型世界”折射出了每一种存在重大的、意味深长的、不可重复的意义。

圣马可咖啡馆

面具悬挂在雕花乌木的柜台上方，这雕花乌木来自名扬遐迩的甘特木匠铺——至少从前是很知名的，然而在圣马可咖啡馆，这种表明荣耀的标志和名望延续了一个更长的时间；作为被人回忆得起的唯一凭证的那个人的面具，只不过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已不算少了——即他在大理石小桌上度过了许多的岁月。小桌的桌脚由铸铁做成，桌脚的底部则是做成狮子脚掌的形状。他在啤酒和宇宙的恰如其分的压力下不时地讲述他的名誉的故事。

圣马可咖啡馆是挪亚方舟，所有的人，不论是那些下大雨时想要寻找避难所的夫妻，还是那些离异的人，这里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对谁来讲，既没有优先权，也不被拒之门外。再说，我对大洪水的故事一点也弄不懂，某个人回忆说，那是舍恩虎特先生说的，他是附近的犹太庙的清扫工，他说，正当雨滴噼噼啪啪地下着，猛烈地抽打着窗玻璃时，公共花园的大树——那个花园位于巴蒂斯蒂路的深处，要是你由咖啡馆出来，那正好在你的左首——在呼啸的风中，在如铅的天底下，狂呼乱舞，枝叶纷坠。假若是出于对世人的罪过的惩罚，完全彻底地一次性地把一切一扫而光，那也是值得的，可是为什么整个地摧毁后，又一切从头开始呢？后来呢，事情并没有变好些；相反，尽是没完没了的杀戮、残酷，大洪水却再也没有了，甚至许诺不再拔除地球上的生命。

可是为什么对于大洪水以后来到世间的凶手们给予那么多的善心，而对于以前那些像老鼠一样被淹死的凶手却毫无怜悯之心？他应该知道，和所有的生物——不论是牲畜还是人——一起进入方舟的还有邪恶；那些让他产生同情心的家伙，其实个个包藏着一切仇恨和痛苦的瘟疫的胚胎，这些瘟疫单等世纪之末就释放出来。舍恩虎特先生大口灌着啤酒，肯定事情就此结束，因为他能够说的，正是以色列的上帝所要说的，不管是好是歹，全部留在了家里，在别的人看来，那是粗俗的，在某一些时间里，被认为是个胆小鬼。

您的头发太乱了，到盥洗室去整理一下吧，那次，老妇人严肃地这么对他说。要去盥洗室，坐在放着柜台的厅里的人，必须打假面具底下通过，从那些贪婪而可怕地斜视的眼睛底下通过。紧紧包裹这些面孔的背景是漆黑一片，在这片黑暗中，狂欢节点燃猩红的嘴唇和双颊；鼻子粗野而弯曲地前伸，鼻钩弯弯的，刚好能够钩住站在下面的人，把他生拉硬扯地钩向那个黑暗的节日里。好像——绘画所属权不确定，尽管学者们很耐心地做着研究，他们要证实这些画，仿佛圣马可咖啡馆是一座古庙一样——这些面孔或其中某几个是出自彼埃特罗·卢卡诺之手。他在圣心教堂——离咖啡馆不太远，只须穿过公共花园或沿着紧挨公园的马尔可尼街往上行就可到达——为半圆形后殿绘了两位手托两个火圈的天使，艺术家迫于耶稣会神父的压力，只得将这两位永恒的卖艺者的小裙子延长，一直画到踝骨以下，以使其具有两性特征的大腿不暴露出来。

某些人认为，有几个假面具是蒂默尔画的，也许他是另一个厅堂的一位淑女肖像画的作者。假设是各种各样的，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大约三十年代末，这位“大街上最受欢迎的人”——正如这位生于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来完成他的自我毁灭的流浪画家喜爱自况的——有几个晚上还过得去，有几个小时能够从生活的重压下摆脱出来，来到咖啡馆，向的里雅斯特的富商们，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者们的这一位或那一位赠送一件小小的杰作，以换取豪饮。豪饮使他能够度过夜晚，并将他一点一点地推向深渊。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一个艺术家，如同一只供人逗着跳舞做怪相的狗熊。

蒂默尔回忆起他的童年，他讲述说，所谓他小的时候患过脑膜炎，纯属他的双亲出于对他的憎恨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当他的头脑和记忆一层层剥开时，他写作《魔法记事本》，这个由抒情诗式的耀眼显现与被健忘症肢解的临近失语的啜泣言语组成的混杂物，他称之为怀旧病，是想要清除在这世界里诱骗个人的所有名字、所有标志的愿望。这位本应关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的叛逆的长途跋涉者，来到这个极端的避难所之前，企图逃避现实的触角，把自己关在空虚的头晕目眩的懒惰之中，“懒懒地缩在一个角落里，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反背着手，一动不动，满足于感觉到自己在空虚中与大地一同旋转。他寻求消极，欢呼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把他从责任的烦恼中释放了出来，让他省掉追随自由而又找不到它的窘迫，把他再次推回到童年的顺从之中。“为了达到美好的境界，就必须绝对服从”。

咖啡馆呈L字型结构，因而穿过咖啡馆的路径也不是直线的。这种结构也只是为了满足卢纳尔迪斯校长的紧急的如厕需要，可他从来不让人这么下定义。咖啡馆深受到棋手们的喜欢，因为它很像一个棋盘，人们像马一样在它的小桌子间穿行，如同做着跳鹅游戏，走着走着，常常又回到了起点桌子。过去正是在那张桌子上，他准备德国文学考试，许多年之后，又在那张桌子上写作或回答有关的里雅斯特、关于它的中欧文化和它的衰微的无数次的记者提问，离桌子不远的地方，他的一个儿子在修改毕业论文，或者另一个儿子在最里边的小厅里打扑克。

咖啡馆人进人出，他的肩旁，两扇门在不停地摇晃，一阵微风将凝然不动的烟气吹得袅袅飘荡。摇晃造成的呼吸一次比一次短，心跳一次比一次快。烟雾中，明亮的微尘带在晃动，蛇形的圆圈缓慢地转动着，仿佛紧紧抓住木板的沉船失事者脖子上的易枯萎的花环。烟雾用轻柔的不透明的被子将万事万物统统遮住，如同茧子，蝶蛹想要在茧里无限期地隐藏起来，以免除蝴蝶的痛苦。可是胡乱涂写的笔给茧捅了一个窟窿，放出了蝴蝶，蝴蝶一点也不害怕，抖动起翅膀。

阳台上，水果杯和香槟酒瓶闪着光芒，粉红色的透光窗是一条彩虹色的水母，高处，吊灯光华四溢，如同水中明月一般地晃动着。历史说，圣马可咖啡馆于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开张营业——的里雅斯特咖啡馆老板协会拼命阻挠，为了阻止圣马可的开张，他们徒劳地求助帝国特派长官——咖啡馆很快成了领土恢复主义者青年团的聚会场所，为那些要逃到意大利的反奥地利的爱国者制造假护照的制造间。“对那些年轻人来说，那太容易了，”皮希勒先生这位一九一六年大屠杀时期加利齐亚前线中尉，说道，“他们把剪下来的照片粘在一起，贩运过来，搞假护照让他们高兴得发了狂，搞这种把戏就如同从这上面扯下一副假面具，罩在自己的脸上，根本就不去想一想，它能把你扔进黑暗，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跟那一次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们中的许多人消失在加利齐亚，在卡尔索……我们不要夸大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由奥地利警察对咖啡馆搞的那起耸人听闻的破坏，是的，那帮警察，就如同后来的警察和警棍们，我同意，事情做得很缺德，到处打得稀里哗啦，打得破破烂烂，这么漂亮的一个咖啡馆……可是奥地利，凭心而论，笼统地说，是个文明的国家，战争期间，弗里耶斯凯内总督甚至请求一位领土收复主义者西尔维约·班科的谅解，因为他奉上级的命令必须对他施以特殊的监视。倘若我们这儿仍旧是帝国统治，一切仍将是一模一样的，整个世界会继续是个圣马可咖啡馆，您若由这儿往外瞧瞧，会认为这一切都不值得？”

圣马可是个真正的咖啡馆，是被其常客中的保守党的忠诚和自由党的多元性打上了印记的历史的郊区地带。一帮假喝咖啡者，在喝咖啡中，结成唯一的部族，并不在乎对方是正经的绅士，还是前程远大的年轻人，是博学多闻的知识人，还是互不相容的团体。每一种内部通婚都是没有生机的协会，学院，大学的校园，排他的俱乐部，领航阶级，政治集会和文学研讨会都是生活之否定，而生活是一个海港。

生气勃勃的、带血的多样性，在圣马可咖啡馆高奏凯歌。远洋老船长，准备考试研读爱情谋略的学生，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然处之的象棋手，对早已和桌子融为一体的标志大小文学荣光的小牌牌表现出很大兴趣的德国旅游者，安静的阅报人，一群用巴伐利亚啤酒或弗留利葡萄酒寻欢作乐的人，针砭时弊的怒气冲天的老人，假装博学的否定一切者，自认为是被埋没的天才，某些低能的雅皮士，瓶塞冲天，如同欢迎的礼炮，尤其当布拉达施亚博士——他已经由于名目繁多的受贿，其中有他的博士学位的头衔，而受到不信任并被禁止行使职权——向坐在他周围的人以及从他面前经过的人大胆献酒时，气氛达到了高潮，他用不可争辩的口气吩咐堂倌把酒钱记在他的账上。

“说到底，我爱上了她，可我不喜欢她，她喜欢我，可是她不爱我。”帕利希先生说，他生于卢西诺，正在综述一本苦恼的约婚小说。整个咖啡馆人语嘈杂，形成一种不连贯的单调乏味的合唱，除了在一个桌子上，棋手们偶尔惊呼几声外，或者在晚上，普里尼奥先生的钢琴的弹奏——有时是摇滚乐，更多的时候，弹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行的充满了阿谀奉承的音乐，在你的黑眼睛里闪现快活的光芒，命运迈着矫饰的舞步前进。

“嘿，不是为了钱，你想一想，一个像韦伯那样的老汉，会让别人诓吗。再说是她很有钱，而不是他有钱，她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他不会给她留下什么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纽约留下一个小小的套间，那也是一种福气呀，可是一个像她那样的人，才不理会这个呢。是他要结婚的——他的堂兄埃托列也这么说到他，他们几乎有五十年没有彼此讲过话，是由于在戈里齐亚的老家的墓地里的那件事，可是不管怎么说，当埃托列晓得比他年幼两岁的老人只能活几个月时，马上坐飞机到纽约去找他，而另一位呢，还没让他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一个大好消息：一个星期之后，他要结婚了——是的，为什么，他对他说，他这一生，除了结婚，几乎什么都做过的，在没有尝到婚姻的滋味之前，他是不会告别人世的。那是真正的婚姻，他明确地说，无论从哪个规则上说，在没有结婚之前，是不会死的，所有的人都能共同生活，你也会的——他补充说，给他堂兄递过去一杯马拉斯加产的露霞多牌的酸樱桃酒——大家都这么说。埃托列说，是的，穿过了整个大西洋，我也必须喝一口这种马拉斯加酸樱桃酒，我年轻时起，还在扎托，就得了胃炎。他到底还是安静地死了——现在，我得填完调查表的最后一行，正如他说的——必须承认，他从没向任何人扯过谎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总是一个叫人厌恶的人，看得出来，结婚让他好多了。”

声音扬起，互相混合，又消失了，在自己的肩膀旁就能听到这些叽叽喳喳，大厅的最底端发出一阵嗡嗡的响声。声浪如同烟圈一样渐渐远离，可在某个地方仍清晰可闻。声音总是存在的，整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声响，一位新的马尔科尼会发明一种获取各种声音的仪器，然而死人的无穷无尽的声音却记录不下来。不死的非物质的灵魂，是宇宙中游荡的超声。胡安·奥克塔维奥·普伦兹这么想，他在这些桌子上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他把这些听来的话写进了他的小说里，《清白无辜者的神话，无领式女衣领口》，一个奇异的超现实的故事，全是由声音交织成的，融化成的，这些声音纵横交错，互相超越，即逝即离，来去无踪。

普伦兹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原籍内陆克罗地亚的伊斯特里亚，意大利语教授，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一会儿在大西洋这边，一会儿在大西洋那边的不同国家浪迹、授课，也许在的里雅斯特做更长的停留，因为这座城市让他回忆起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之间的恩塞纳达·德·巴拉甘的船和船头雕饰墓葬，而现在墓葬仅活在他的诗篇的干枯乏味的纸页里……有一首诗是写给狄亚娜·特鲁基的，她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时的助手。有一天，在军人统治时期，姑娘永远地消失了。另一首诗讲到缺席，某个人或某个物体不复存在了。很小的一个东西，一首诗，那是放置在一个空虚的位置上的一个小纸片。一个诗人知道它的存在。他不给予它以过多的信任，然而他对世界给予的信任要少得多，世界让他著名，或让他默默无闻。普伦兹从口袋里抽出旱烟管，朝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两个女儿露出微笑，跟在桌子间转来转去地卖些破烂东西的塞内加尔人聊天，向他买下一个打火机。聊天胜似写作。塞内加尔人离他而去，普伦兹抽起旱烟，埋下头写起来。  P1-6

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将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的小说《微型世界》奉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出生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城，现任教于的里雅斯特大学文学系，教授德国当代和现代文学，并在都灵和德国许多大学教过书。他于一九六三年发表第一部著作《现代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这部书成了他此后所有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参照点。一九八六年，马格里斯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多瑙河》，这是一部精神和文化的杰作，在公众和评论界引起了特殊的反响，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一九九一年，马格里斯发表了小说《另一个海》，一九九七年《微型世界》问世。这中间作者还发表了短篇小说及话剧。他得过多种文学奖，一九九八年被授予总理文学特别奖。他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成就成为了国际知名作家。

《微型世界》是作者的一部以的里雅斯特和意奥、意南（南斯拉夫）边界为题材的哲理小说。作者采用游记的形式回忆了他所经历的时代，追述了记忆中的人和事，“我”贯穿全书，却并不直接露面，是“我”在作旅游。旅游从的里雅斯特的圣马可咖啡馆开始i然后沿边界前往瓦尔切丽纳，格拉多的环礁湖，内沃索山，都灵的科丽纳，阿西尔蒂迪，安霍尔兹，再返回的里雅斯特的公共花园，完成于的里雅斯特中心的圣心教堂。通过这次漫长的旅游，“我”会晤那里的人们，他们或是王后、将军，或是反叛者、领土收复者，或是诗人、学者，或是地理志专家、雕刻家、德国文学研究者；这里有苦恋的女子、牌桌上的牌友，有大海边上的小孩、孤独的老妇、公园里高傲的女孩，有渔民、神父，还有河边的洗衣女工……说到底，构成这个“微型世界”的，都是些小人物。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他们的从故乡离去、返回，又都是边界动荡的结果。边界是人为的，是看不见的，是政治的结果，犹如大海、森林，本没有边界，边界是无形的，变化不定的。可是，有多少人，由于边界的翻来覆去而丧失家园，远走他乡，甚至连命也不保。他们为边界而战，被各种政权召去服役，他们想方设法逃避服役，寻找各种借口，搪塞推脱，或敷衍了事。他们有的人忠诚于意大利，有的人随波逐流，变动国籍和语言，不知自己究竟是哪国人，有的人因忠诚于一种政权反而遭到怀疑和虐待。书中对前南斯拉夫联邦政权多有微词。

作者是描写大海的高手。在他的笔下，大海充满了魅力，神奇的景象，万千变化的色彩；大海孕育了生命，作者将希腊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赋予大海以新的意义。书中的动物、植物，各种事物、现象，都是组成这个“微型世界”的重要成分。作者赋予它们以生命，加以拟人化，让它们来开口说话、思维；历史也是一个人，它也在说话，在记录我们人类，和人类一样，和世界一样，它也有其生，有其灭。在那些河谷里，有着特殊的风土人情，每年的夫西纳节，即玉米初穗节，人们从四面八方返回，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天，也要千里迢迢重返故土，哪怕生活多么的艰辛，也要享受片刻的宁静和欢乐。丧宴，也是聚会的好机会，平常难得一见的人们，亲朋好友、四方八邻，纷纷赶来。给死者送葬是名，联络感情是实，借机也谈谈生意经。书中，到处是富于哲理性的语言，深刻的思辨，万物归于空无的觉醒；充满了对自然的崇敬，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意识。驾着一叶扁舟，邀三两个朋友，穿行于小岛运河之间，访问留在那里的人们，描绘那个神奇的世界，一草一木寄托幽思情怀，这个世界非常美丽，值得人们留恋、爱护，可是战乱有时破坏了它们，那些美丽的小岛，变成了不毛之地，弹痕遍野，残存的茅屋前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在哀叹人生……。小说向我们讲述了多个故事，初看起来它们互不连贯，也不完整，这正是这部小说的特征，作者并不需要每个故事的完整，他只选取有用的情节；用自己的旅游加以串联，但每个人的故事不是孤立的，都是历史的命运的结果，有其必然。作者用人和物做深刻的对比，有时它们之间显得很不协调，有着强烈的反差，人的命运难以捉摸，而物是永恒的、不死的。

公共花园里的雕塑记录着家乡的文化传统，文学代表人物，虽然对每个人物着墨并不多，但每个人物都很有特点，鲜活，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他们对作者的文学爱好、思想深度，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中有中欧颇有影响的诗人萨巴，有写哲理小说《泽诺的日记》的作家斯韦沃，有的里雅斯特文化的灵魂的斯拉塔佩尔，有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然而那些可爱的鸽子，无视他们的伟大，在那些半身雕像上面尽情地拉屎，给他们的身上留下白色的污痕，它们俨然成了公园的主人。于是一场剿灭鸽子的大战开始了，战斗的结果是鸽子大胜，它们照样向雕像撒下白色的秽物。

书的结尾很有特点，那个男孩，也即“我”，因暴雨躲避到圣心教堂，怀着犯罪感向圭多神父做忏悔，本想多做一会儿的，可是忏悔室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圭多神父说：“难道你没有看见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做忏悔吗？你相信你是唯一的一个人，而其他的人必须因为你的怪念头而白耗时间吗？”有过失的人太多太多了，神父应接不暇，干脆不予理睬，溜之大吉。

作者试图通过这部小说寻找的里雅斯特的文化特性，追溯其文化根源，作者的边境之行，意图也不外乎此。小说的时间跨度极大，上起罗马帝国，中到萨沃依王国，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世事沧桑，王朝替变，的里雅斯特永远是意大利的。书中处处体现作者的爱国之情，爱的里雅斯特的情结，对人们遭遇的历史的苦难深表同情。小说的语言是真诚的，富于哲理的，多思的，深沉的，有时是苍凉的，凄惋的，因为它是历史的，回忆的。可以说，这不是一部轻松的小说，消遣的小说，它没有吸引人的情节，没有热闹的场面描写，却有太多的议论、醒悟、理性、历史的感悟、令人清醒的说教、于朴素的文字中深藏着的道理。它所反映的只是一时一地的文化、历史、风物人情，然而，读了它，你会联想得更多，会哲学地历史地思考问题。

祝本雄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

这是一本非常欧洲化的书，它涉及的是欧洲在灾难性的边界争端和丰富的跨边界文化交流两方面的巨大遗产。

——弗里茨·特罗洛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人，但也是动物。咖啡馆和海岛的居民，内沃索山的熊和环礁湖旁被人遗弃的狗，被人遗忘的不屈的革命者，像赌输了一局牌一样输掉了自己的生活的人的流浪和疯狂。这本书的主人公还是石头和潮水、雪和沙、边境、一种口音的扭曲和一个也许是无意识的动作……

——意大利出版者

这是对绝大多数人尚不知其存在的欧洲的一个角落所作的精彩而深刻的探究。

——P.罗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