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柔水温的江南，他叫邢肃芝；在太虚大师身边，他叫碧松法师；在荒寒的雪域寺院，他叫洛桑珍珠。他是第一个获得西藏三大寺，拉然巴格西学位的汉人。他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国立拉萨小学校长。他的人生横跨汉藏两地，他的身份涵盖僧俗两界。当年的游记、日记、藏品和照片与他一起走过了二十世纪。世纪末的口述自传记录了他见证的历史——宗教、民俗、政治、社会、文化……

一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一个人的传奇故事。

《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是原书的修订版。口述者邢肃芝是一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动荡年代中亲身参与了汉藏两地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的枢纽式人物。他曾皈依佛门接受正规严格的佛学教育，进入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西藏语文，同时成为中国佛学会会长、近代佛教界泰斗太虚大师的秘书。1937年只身赴藏，进入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学习藏传佛教五部大论，拜多名活佛为师。后来，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人(史上迄今只有两位)。

邢老的经历所涵盖的时空广阔，人物众多，尤其是涉及到佛学及藏传密教的部分，需要参证大量的文献，才能达到真实的复原当时佛教活动的历史面貌的目的。往往为了一项细节的查证，要经过洛杉矶一北京之间横跨太平洋的数次联络，三年内点点滴滴的工作持续不断，直至各项因缘具足，方才功德圆满，使这部口述自传得以问世。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为近代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这也是邢肃芝老人的心愿。

修订版序

前言

第一章 童年记趣

 乱世记忆

 初入佛门

 大明寺出家

 种善寺的香火

 太平庵的小主人

 新式佛学教育

 初闻密法

第二章 入藏缘起

 汉藏教理院

 传法上师

 太虚大师

 准备入藏

 成都小住

 本光法师传奇

 福缘轮上的向领江

 二十五个比丘尼

第三章 步入西康

 嘉定遇贵人

 雅安风情

 炉城观俗

 紧要关头贵人相助

 骑马抵达折多塘

 泰宁的喇嘛寺和农业实验区

 道孚素描

 炉霍的奇人趣事

 闻名西康的女土司

 大金寺的战火

 独一无二的甲喇嘛

 德格求法

第四章 藏地风情

 两个不寻常的徒弟

 金沙江的关卡

 江达受阻

 查验香疤的烦恼

 藏兵护送登山

 藏军司令的款待

第五章 走近拉萨

 西藏纸币

 从谭兴沛的遭遇说起

 山中奇趣

 在罗隆宗巧遇刘曼卿

 硕督汉人的生活

 康藏人的区别

 夏工拉雪山中的神庙

 牛厂娃讲笑话

 难以入眠的荒原之夜

 工布江达见闻

 拉萨河中沐浴

第六章 喇嘛生活

 进三大寺当喇嘛的学问

 在康村的布施

 喇嘛寺的管理机构

 铁棒喇嘛与习武喇嘛

 五部大论与四种格西

 上下密院与噶丹赤巴

 拜师学经

 结场辩经

 喇嘛寺的生活

 慕朗青波——大愿节

 降神的习俗

 三大寺的汉人喇嘛

第七章 汉藏关系

 拉萨的汉族商人和居民

 西藏的贵族

 噶厦和西藏的官吏制度

 达赖喇嘛

 中央政府的驻藏办事处

第八章 咱日山朝圣

 圣山的传说

 山南路途中的见闻

 辅政大臣的款待

 米及顶的遭遇

 深山遇袭

 莲花生大师显圣

 尧西朗顿的趣闻

第九章 后藏考察

 从拉萨到聂塘

 曲水到龙蚌宗

 巴朗宗的贵族之家

 前藏统治的日喀则

 那塘寺的风貌

 达拉与朗拉

 朝拜神奇的萨迦寺

 农产区至拉孜

 彭措林——觉囊巴的今昔

 江孜的英国势力

 金刚亥母寺的传闻

 返回拉萨

第十章 西藏办学

 重返内地

 蒋介石见到了一位汉人喇嘛

 衔命返藏

 入关涉险

 国立拉萨小学小史

 藏兵被殴风波

 应邀访问尼泊尔

 他心通喇嘛的预言

 驱汉事件和噶厦政府的通牒

 恐怖笼罩的城市

 撤出拉萨

后记 曲终人散以后

每年到秋收的时候，学校便放假了，这时我便离开种善寺，回到乡下的太平庵，在那里度过假期。

太平庵是我的师父自坛和尚买下来的，属于他自己的庙子，我作为他的徒弟，将来可以继承下来。庙子地处乡下，四周是农田，后面有一片竹林。庙的周围有一条小河环绕，小河与一条大河相连，每年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运送稻谷的船只从大河顺流而下进小河，一直到达庙子的门口。由于太平庵是私庙，除了过年，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庙子的门口有一座吊桥，平时拉起来，有人上门时，庙子里的人先看清来人，再放下吊桥。环绕寺庙的小河成了一道屏障，将寺庙与尘世隔离。

太平庵周围有一百多亩的农田，原本是属于当地一位姓华的大地主所有。华家有几个兄弟，为了争这片田地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家族决定把这块地捐给太平庵，免得兄弟为此而不合。庙子接受了这块田产，将它租给佃户，每年向佃户收租，因此能够自给自足。佃户姓徐，是两兄弟，庙子里的人称他们徐大、徐二。他们常年耕种太平庵的土地，向庙子缴租，有时也为庙子做些杂事。

自坛师父本是大明寺的方丈，平时大部分的时间在大明寺，不住在太平庵，庙子就交给了两个老佣人打理，一个佣人负责种植庙南的菜田，另一个负责管理寺庙。从我来到太平庵，便成了庵里的小主人，每天看着佣人打理寺庙和田产，很快就学会了不少这里面的诀窍。

江苏一带的农田每年收获两季，一是麦季，另一个是稻季。麦季在四月，稻季在八月。那时乡下的习惯是，租税由主人向县政府支付，春天的小麦和田埂附近所种植的蔬菜及黄豆、蚕豆等杂粮，甚至附近空地上种的菜，收获后全部归佃户所有。他们把大部分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余下一些自用。佃户到春收秋收的时候要往田地中施肥，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农具，如供灌溉用的木制水车等等归主人家修理。每年要把水车搬进庙子，由庙子请木匠涂上桐油进行保养。稻季收获了以后，佃户要向主人缴租。收租的时候就有很多名堂，乡下一石米约为一百斤重，十斗为一石；两斗半为一斛，四斛为一石；一石为十斗，十升为一斗。用斛是有讲究的，当把稻子往斛里倒的时候，中间是不实在的，看上去满了，实际上中间是空的，只要用脚一踢，稻谷马上就会下沉一大截，一般来说至少会沉下去一升，以斛顶的木杠为准，斛里的稻谷就显得不那样满了，这时必须再往上补，直到补满为止。每年到了佃户上门交租时，我们做主人的要备下饭菜，好好地招待佃户，菜有四大碗，有肉有鸡，全部是荤菜，因为乡下人可不稀罕素菜，还要加上一个汤，让佃户们吃得满意开心为止。

为了图一点小利，农民有时候会玩一些小花样。我们的家乡出产菜籽，到了收购菜籽的那一天，有的农民就把菜籽放在大坝子上铺平，然后在菜籽上泼上几担水，这样菜籽的分量加重了，便可以多卖些钱，我亲眼看到他们在做手脚。菜籽被泼上几担水一般不容易发现，可是泼了水的菜籽是不能榨油的，时间一久便会发霉。我们的庙子的后面有一片竹林，每到冬天，庙子周围的小河结了冰，这时就有人在夜里踏冰过河，偷砍庙里的竹子，防也防不住。

农民耕地的时候往往会向外扩展，这样逐年累月，地就慢慢地多了出来。每隔若干年，地主就会要求清丈，即重新丈量土地的面积。这是农民最不情愿的事情，因为第一，清丈要办酒席请客，由佃户负责，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第二，清丈后量出的土地多了，就意味着要多缴租，对于佃户当然是不利的事情，因此佃户不会轻易答应。但是由于利益关系，主人也不会放弃，一旦主人坚持要求清丈，佃户们是无法拒绝的，往往就产生了矛盾。每次清丈时要由佃户办酒席，由地主请出当地乡绅做公证人，以及清丈的工作人员负责丈量。丈量的方法是把滕子连接起来测量田地的面积。  记得有一年太平庵上提出要清丈，佃户徐大、徐二两兄弟心里万分的不乐意，但是主人的要求不能不答应。庙子请来镇上姓胡的乡绅做公证，这胡家是泛水镇上最有名的家族，胡老太爷是当地的乡董，讲话很有分量，地方上打官司闹纠纷时，通常先请他来调解，他往往说句话就能将事情摆平。我们的自坛老和尚时常去拜访胡老太爷，陪他打小纸牌，大家相处熟了，庙子上一旦有什么事情他自然会照应，为了寺庙的生存，这些世间法的事情不得不做。这胡家又是我的私塾先生张小湖的儿女亲家，张先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家的大少爷，于是镇上最有学问的人家与最有钱财人家便结了亲。胡老太爷应了庙子上的请求为这次清丈担任公证，派了几个手下的人来监督清丈，清丈的结果使徐家兄弟破费了不少：要办酒席招待乡董，清丈多出的土地以后还要多缴租，自然少不了一肚子的怨气。

每到秋天的收获季节，送稻谷的船沿着大河顺流划进小河，一直抵达庙子的门口。稻谷运进寺庙后，庙上并不立刻出售，而是先囤积在庙中，到了庙里要用钱的时候再把粮食卖出去。乡下有专门的人打听谁家要卖稻子，然后前来收购。由于寺庙里储存有充足的稻米，不但不用去市场上购买粮食，还可以用米去交换别的食物，比如说遇到卖豆腐的小贩来了，庙里便用米去和他交换豆腐，彼此以物易物，而不需付钱。庙里的一个老佣人负责管理粮食，他用一种叫砻子的工具，把稻谷的外壳去掉，然后再碾成细米。筛出来的稻米外壳可以用来喂庙里喂养的鸡鸭，庙里是不养猪的。

由于是私庙，太平庵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过年的初一到十五的这段时间敞开大门，让左邻右合的乡亲前来进香，唱戏的、要饭的都来，热闹非常，一直到正月十五为止。每年初一第一位来上香的便是将田地捐给了庙子的华家，由于是大施主，每年的第一炷香照例是留给他们来上。到了这一天，华家全家老少一大早就来到庙子，敲锣打鼓而来，来上第一炷香。从前的大施主来了，庙子上自然要特别招呼。华家的人平时是不来的，初一这天来了就要呆上一整天。全家人先是恭恭敬敬地礼佛上香，祈求佛菩萨保佑合家平安，福报增长；然后到庙子后面休息，赌钱作乐。他们用六粒石子，分成庄，大家都有输赢，这种赌法在乡下很流行。华家的人用铜板赌，来的时候腰里绑了腰带，腰带里装满了铜板，沉甸甸的。过年在乡下是最大的节日，每到此时，男女老少总要玩到尽兴，华家人要在庙子里呆到天色差不多黑了，人也觉得疲倦了，一家人才慢慢离去。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全家再来进香一次。

庙子虽然对外开放，但偶尔也会接待一两个熟人朋友。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我的师父有个朋友，也是和尚，欠了人家的钱还不出，过年时就带了徒弟跑到我们的庙子躲债，这叫作躲年，因为债主一般是在过年的时候上门讨债。和尚在我们这里一直住到正月过了才走，这样就不用还账了。出家人也免不了要躲债的，有时和普通在家人一样也会债务缠身，为了躲债藏在庙子里。

在泛水镇我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平日在镇上跟随张小湖先生读书，放假的时候便到太平庵消暑。张先生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几年下来，我读书进步很快，已经通读了《古文观止》和《四书》等，能作对联、作文了。

在十二岁的那年，为了使我早日开始学习佛教理论，我的师兄，即我的师父自坛和尚的大徒弟雪松法师将我送到扬州附近的放生寺，这是一座属于天台宗的寺庙。在那里我开始学习佛教的基本理论以及天台宗的四教仪、大小止观等，同时跟随一位前清贡生马老先生继续学习国文。又过了一年，我收到了师兄雪松法师的来信，他本人在九华山接受了系统的佛学教育，对于因明学有很深的造诣。在信中他告诉我说在乡下受的教育属于旧式教育，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他要我去镇江接受新式的佛教教育，那时他正在镇江超岸寺的玉山佛学院任教，希望我能去那里学习。于是，我听从了师兄的建议，告别了放生寺，前往镇江求学。P32-35

本书自二○○三年一月第一次出版后，即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兴趣及出版界的关注，购书者甚为踊跃，两岸三地的诸多学者及专家们就此书提供了精彩的书评。两年多内，本书在书市销售一空，陆续有很多读者询问何时会再版。本人因此于二○○七年八月与三联书店接洽再版事宜，蒙三联书店欣然允诺，令本书得以顺利再版。再版书中，大部分的人名与地名经过重新核对，尽量改用现今的标准汉语翻译，同时对书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本书的笔述者张健飞与杨念群二位先生为此付出辛勤劳动，三联书店编辑郑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及再版鼎力支持，始终如一，对此我一并致谢。

出乎我的预料，远在欧美的读者亦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读者相继打电话来要求访问我，我一一谢绝了。其中有一位英国读者两次飞来洛杉矶登门拜访，其诚意令我无法拒绝。二○○六年八月他初次登门拜访，告诉我他本人爱好西藏的宗教及文化，曾是黎吉生(H.E.Richardson)的学生。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八年我从西藏回南京参加中国边疆教育会议时，曾到当时英国驻拉萨商务处申请路经印度过境哲孟雄的签证，黎吉生即是当时英国商务处首席代表。他在西藏居住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是当时英国驻西藏政界的名人。他听说西藏拉萨小学办得很出色，希望和我这位校长见上一面。为此他专门设宴邀请我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官员参加。我们见了面，从此相识。他于1947年印度独立后退休。时至一九五九年我来到美国，他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以后回到英国继续教学工作。交谈中，这位英国读者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当年英国势力企图入侵西藏，你恨不恨？我说当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有志振兴边疆建设，故看到英国人有侵藏之心当然十分气愤。

第二次来洛杉矶时，这位英国读者随身带来了很多他收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西藏照片给我看。我们谈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那是在一九四○年的二月七日和八日两天。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央政府特派主持坐床仪式的吴忠信委员长排在第一日参加，也就是大典的正日，而把英国驻锡金省长古德(sir Basil J.Gould)排在了第二日。事后这位英国代表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Report on the discovery，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14th Dalai Lama”中，流露出被西藏地方政府冷落安排之忿忿不平之鸣。更有趣的是这位英国读者还去访问了当年拉萨的英国商务处办的小学校长，这位校长依然健在，住在匹兹堡。当他们翻着泛黄的照片，回忆那段尘封的历史时，这位耄耋老人竟未能忘记当年他的竞争对手，他回忆说我当时“很年轻”，“学校办得很好”，并委托这位读者在见到我时问上一句：恨不恨他？我听了抿嘴微笑。其实振兴边疆教育是我们办学的目的，而使英国人所办的学校关门，倒也并非我的本意！回顾历史兴衰，我对他强调：西藏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始，汉藏关系从未中断，盛清时代并设有驻藏大臣。尽管以后因满清衰落、中国革命，汉藏关系曾一度中断，但自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至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后便设立了中央驻藏办事处，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进入了新时代。英国读者听了我的这番话，频频地点头表示同意。

今当本书再版之际，略书旧事，作为本书再版序。

邢肃芝

二○○七年十二月于美国洛杉矶

曲终人散以后

震惊世界的驱汉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这批国民政府的官员，包括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直属拉萨电台、教育部直属拉萨小学各机构一百多人被迫撤出了西藏。当时经印度撤出的这支队伍本来可以走岗拖，借道锡金，从那里乘吉普车沿着平坦的大道直达印度的噶伦堡。但印度的商务代表以岗拖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一批男女老少只能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几天艰苦的行程才抵达噶伦堡。在噶伦堡，我们受到了当地华侨团体的盛大欢迎，并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不久我们来到加尔各答，由当时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设法将我们从印度送回中国。

蒋介石此时已经撤退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迁到了广州，由阎锡山主持内阁。这时逃亡到印度的国民党官员越来越多，由于在新疆的国军将领陶峙岳率部向解放军投诚，许多忠诚于国民党的官兵由南疆逃亡到了印度，他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历尽种种艰难，有的为了保存性命，甚至在荒山野岭上将亲生儿女丢弃，其境遇比我们这些从西藏撤出的人更为悲惨。为此，罗大使专程飞到广州，向阎内阁争取到了一笔经费以遣返滞留在印度的国民政府官员，并安排招商局派轮船将我们送回广州。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继续溃败，阎锡山内阁又将政府从广州迁到了重庆，在大陆做最后的苟延残喘。

蒙藏委员会曾要求我返回广州。但为官几年，我对这个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我随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辞呈，辞去在政府中的所有职务。一九四八年赴南京参加边疆工作会议时，我曾途经香港，在那里遇到了许多虔诚的佛教徒，其中有太虚大师的弟子，也有的曾跟随贡噶活佛和诺那活佛学习密法，他们都热切希望我将来能到香港弘法。有此因缘，我于是决定移居香港。

一九五○年一月三日我从印度飞抵香港，恰巧我的老同学张澄基居士与夫人于想想女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之女)此时也在香港，张澄基逢人便说有一位真正懂得密宗的人到了，于是便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向我请教密法。不久，我觉得因缘成熟，便开始讲经说法。我向那里的佛弟子们讲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由于没有汉译本，只能使用藏文原著，随讲随译，翻译出的经文分期登载在香港的佛学杂志上。遇到根器好的弟子，我也向他们传法灌顶，这些弟子中有大资本家，银行的经理，也有警察局的高级警司，甚至还有外国驻香港的领事。在我抵达香港后不久，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也携夫人来到了香港，他没有继续追随国民党政府，以后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我在香港讲授藏传佛教的消息传到海外以后，一九五七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院长卫达理博士(Dr.Turrell V.Mylie)亲自来到香港，邀请我赴华盛顿大学讲学。我接受了他的热情邀请，但表示要等我将宗喀巴大师的著作讲授圆满后才能动身。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一日我来到美国，在旧金山受到当地华人学者及侨团的盛大欢迎，《金山日报》专门加以报道。

在我抵达美国后不久，西藏发生了叛乱，达赖喇嘛于三月十七日逃亡印度。消息传到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人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兴趣，美国的新闻媒体争相上门对我进行采访，又有不少大学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去主讲西藏佛教文化。此后，我以专家的身份参加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直至退休。

几十年来，我虽身在海外，但一直关注着有关国内，特别是西藏的形势和发展。一九五○年，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在昌都一带一举击溃了由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藏军。接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阿沛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得到达赖喇嘛的拥护。由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经武和张国华将军率领的解放军进驻了西藏，中央政府终于名正言顺地对西藏地区完全行使了应有的主权。这是自明朝以来各朝各代的中央政府想做而未能完全做到的事情。

一九八七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大会上我发表了论文，并且见到了不少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其中包括阿沛·阿旺晋美。五十年前我在昌都与他初次见面时，他是驻昌都藏军的军粮官，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我们相见甚欢。一九九七年，他再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接见了我。

老朋友告诉我，西藏解放后，当年“驱汉事件”中经西康撤出西藏的部分人员后来随着入藏的解放军又回到了西藏，他们当中不少人娶了藏族女子为妻，如曾在国防部二厅担任电报员的谭熹，听说他后来的生活很好，“文革”后他以修理自行车为业而成了万元户。曾在拉萨小学教书的汪藻被安排在北京佛学院工作，以后又被推荐到政协。我的好朋友，曾任帕里宗宗本的登珠次仁，解放后担任了拉萨市的市长，备受重用。西藏叛乱时曾任藏军司令的噶伦拉鲁，经过改过自新成为西藏自治区的政协副主席。一九三八年与我一同化装入西藏的国民党交通部拉萨电台的特工谭兴沛，则由于从事特务活动，在解放军进藏以后受到法办。

当年向我们下驱逐令的噶伦索康，参与了一九五九年的叛乱，以后跟随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索康靠着政治投机和行贿在官场上步步高升，担任噶伦以后主导了一系列与中央政府分裂、推动西藏独立的活动，包括成立“西藏外交局”以及“驱汉事件”等。流亡到印度后，他失去了达赖喇嘛的信任，不久他失去了权力，最后不得已跑到了台湾。一个曾在西藏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大贵族，晚年只能靠着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发给的补贴生活，最终默默无闻地客死他乡。

我所认识的西藏大贵族中不少人参加了五九年的那场叛乱，失败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到了海外。也有一部分贵族拒绝参与叛乱，选择支持中央政府，前辅政大臣尧西朗顿便是其中的一位。我于一九四四年赴咱日山朝圣的途中曾寄宿于他的庄园，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并提供了种种资助，这份情谊令我难以忘怀。身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朗顿曾是十三世达赖生前最为宠信的人，达赖喇嘛圆寂后他与摄制王热振活佛分享摄政大权，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风光一时。不久他遭到摄政王和其他贵族的排挤，被剥夺了权力，也因此看透了政坛的险恶与残酷，于是举家迁出拉萨返回家乡，深居简出明哲保身，避过了西藏政坛一次次的腥风血雨。一九五九年叛乱发生时，他再次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站在了中央政府的一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朗顿先生曾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以后转任政协副主席，一九八○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他的一部分亲戚陆续移居到了美国，他自己也多次来过美国。最初的时候是以举办法会的名义，那时美国政府对于他在美国的活动采取诸多严格的限制。我曾经参加过他在美国举行的法会，传法的仪轨与我在西藏时所经历的相比已经大大地改样。过去在布达拉宫见到他时，他端坐在高大的法位上，前来拜见的人要双手捧着哈达低着头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能够得到他的摸顶，便是极大的荣幸。十几年后在美国再见到他时，已经没有了那种排场，达赖喇嘛熟练地以现代人的礼仪接待来访者，每当访客到来便主动伸出手去握手寒暄，让人无法想象旧时达赖的那种威严与神秘。近年来，他开始积极地在世界各处奔走，从事政治活动超过了宗教活动，逐渐从一位宗教领袖变成了政治人物。据说第五世达赖喇嘛曾经有过预言，达赖的转世将延续到第十四世为止。如果按照这个预言，现在的达赖喇嘛应该是最后的一位。第五世达赖喇嘛被公认为历代达赖中最杰出的一位，他与顺治皇帝一起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融合，确立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开创了历史性的局面。他不仅是英明的政治家，在佛法的修持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我希望这一世的达赖喇嘛能够继承他前世的精神，为发展汉藏融合与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他的贡献。

在北京时，我遇到了许多当年拉萨小学的学生。我任校长时他们还是一批刚刚入学不久的小娃娃，如今已经成了西藏地区的重要干部。拉萨小学现在是西藏自治区首屈一指的重点学校，解放后它为西藏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人才。五十多年前，我向蒋介石提出办教育为发展西藏服务的建议，并带着这一使命回到西藏主持发展这所学校，当年的理想终于被后人实现并发扬光大。我想，所有当初和我一同为了发展拉萨小学而排除万难、呕心沥血的拓荒者们，看到它今日的成果都一定会无比欣慰。

当年与我在汉藏教理院的同学和佛教界的同修与老朋友们不少已经故去，还有一些如今分布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各地。我的恩师法尊法师在“文革”中经受了种种磨难，一九八○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及中国佛学院院长，同年在翻译佛经时心脏病突发而圆寂。法尊法师一生行持严谨，献身译经大业，几十年中，将藏传佛经经典，尤其是黄教的许多重要法著译成汉文，功德巍巍。临终前他曾对弟子讲到：“我今后将世世为人，翻译佛经。”如此菩提圣心与悲宏大愿，是当今后世所有佛弟子学习的楷模。

印顺法师解放后经香港去了台湾弘法，出版了许多著作，信徒众多，声誉盛隆，被台湾佛教界尊为导师。竹摩法师则远赴南洋，定居于马来西亚，他在佛学上造诣深厚，诗画俱佳，成为在当地备受尊重的一代名僧，圆寂后被马来西亚政府封为“拿督”。观空法师在一九四九年驱汉事件时正在拉萨蚌蚌寺学经，由于喇嘛的身份而不在噶厦政府驱逐之列，解放后他回到内地，翻译了许多藏传佛教的经典和法本。他一生修行刻苦，是位在显密经论上造诣不凡的法师。一九八七年我们在他寄居的北京广济寺再次相逢，他亲自赠送我一部他所译的《解深密经》的园测疏，请我指正，并与我合影留念。他为我引见了汉藏教理院后期的学生，当时任广济寺住持的证果法师，法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十分谦逊地以晚辈自称。几年后观空法师移居至宁波天童寺，不久在那里圆寂。他已修成正果，对于他的离去，我无须悲伤。

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各种介绍藏传佛教与密宗的书籍陆续出版并颇为流行。西藏的密宗确实为佛法中的瑰宝。行者如能依教奉行，皈依于真正具有证德证量的上师，得受灌顶传法，如法起修，今生便能获得大成就。但修习密宗的人，首先必须具备慈悲心，建立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大菩提心，正所谓“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我当年在西藏所有的上师都是这样教导我的。如果不明了教义，不依教奉行，依法而修，只是片面追求神通功夫，非但无成就可得，反而极易走火入魔，害己害人。二○○○年，我将自己在四十年前所翻译的宗喀巴大师的法著《菩提道次第略论》重新校订，交付出版社再版。这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宗喀巴大师在书中对于密宗行者的修行次第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与指导。这部著作被藏传佛教的各派所推崇，我希望今天修习密宗的行者能够依照这部大论的指导而依法修行，得到真正的受用。

随着藏传佛教的流行，西藏文化、历史和民俗也不断引起海内外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各类介绍西藏的书籍刊物也因此而流行于市。然而对于西藏的过去，人们所知甚少。历史上西藏一直与世隔绝，在语言隔阂、地处高原、交通不便的旧时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有缘深入这块神秘的高原，学习藏传密法，并亲身体验那里的生活与民俗的人少之又少。在当年人藏的途中，我曾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做了详细的笔记，并在一九四五年回到重庆时将这些笔记整理成册，交付一家出版社。但出版社认为我的书稿中含有太多地理和民情的描述，唯恐为外人利用作为有关西藏的情报，建议我不要出版，如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一九九八年，我在洛杉矶与张健飞、杨念群两位年轻学者相逢，交谈之下，他们对我过往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愿将其撰写成书。有此因缘，我欣然允诺。他们二人对我进行了数十小时的录音采访，综合整理了我几十年前的笔记与照片，写成此书，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前半生的主要经历，尤其是与西藏有关的这一段历史。三联书店承接了这本书的出版，总编辑董秀玉女士和编辑部主任孙晓林女士热心襄助，责任编辑郑勇先生为此书投入了大量精力，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对于他们的热情与辛勤工作，我深表感谢。希望读者通过我个人的经历能多少了解一些西藏的过去和它的传统文化、藏传佛教的精深奥妙、汉藏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佛教事业的兴衰起落。作为一个忠诚的佛弟子，从十三岁初入佛门起，七十余年里不论是化外为僧或入俗为官，自己始终以一颗惭愧之心依法修行，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珍惜此生中所结遇的一切善缘，缅怀我所亲近过的所有大德与善知识，祝愿藏族人民能够将他们绚丽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代代相传，祈祝藏传密教这一佛法中的无上珍宝能够弘扬四海，饶益一切有情众生。这便是我最大的心愿。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于美国洛杉矶寓所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