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共中央顺应民心，采取了许多结束混乱局面的措施，包括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坚决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创造安定的政治局面；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一切，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国锋等领导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的工作，而华国锋等领导人却因为对这些案件和领导人的处理是毛泽东生前所决定的，迟迟不给予平反和改正。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不能够正确解决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难题，以为既然要继承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决定。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时间内，华国锋等领导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重要错误。
早在1976年10月26日，粉碎“四人帮”仅仅半个月后，华国锋就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关于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放映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等。他坚持说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批示过的，不会错。
11月30日，当时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甚至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广大干部群众自发举行的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引起了华国锋等领导人的不满。汪东兴不准《人民日报》多发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稿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违反了毛主席审查过的悼词，是要把中央撇开。他还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
在华国锋1月21日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稍后，上述思想又被写进了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名义发表的社论里。经华国锋批准于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而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贯彻“两个凡是”方针的一次会议。在会前起草会议文件时，叶剑英曾向华国锋提出，要把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但这些意见未被接受。华国锋在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仍然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说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他还在会上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P1-3
1976—1982年，是中国终结“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重大决策越来越显示出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本书力求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建设方针、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业、对外开放、国家统一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这一转折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出，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本书是中共中央党校校级科研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的研究成果。课题由中共党史教研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研室承担，谢春涛主持。具体编写分工是：谢春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王海光：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社会关系的调整，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加强；盖军：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兴起；许剑波：“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加强；柳建辉：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立，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努力；曾令勋：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一国两制”构想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新时期军队建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佟英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
1998年，本书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改变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大决策》为名出版。10年后，考虑到当年印行量不大，现今已不太容易找到，而社会仍有较大需求，应人民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后改名再版。
谢春涛
2008年10月18日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
邓小平等的抵制和斗争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
坚定和有力的支持
讨论的全面展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的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呼声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三、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社会关系的调整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艰难起步
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两个不管”
“六十一人案”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规模进行
“文革”前历史冤案的清理
四、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加强
国家正常领导体制的恢复和重建
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初步开展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第四部宪法的制定
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五、“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
“文革”后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
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种种努力
调整经济的重大决策
调整和建设的成就
六、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兴起
当代农民的伟大创造
万里支持凤阳大包干
农村政策的开始调整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财政和商业体制的改革
七、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立
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新抉择
决定开放与试办经济特区
四个经济特区的崛起
初上国际经济合作舞台
八、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取得突破的中美和中日关系
中美建交与邓小平访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苏关系的初步改善
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
九、“一国两制”构想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毛泽东等领导人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初步会谈
“一国两制”的内涵及理论贡献
十、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学的春天”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文艺事业恢复生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十一、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加强党的建设的
努力
揭批“四人帮”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良好开端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党规党法的制定和实施
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确定
十二、新时期军队建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
1975年的初步整顿
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
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
十三、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加强
再度重视统战工作
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侨务政策的调整与落实
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正轨
十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
《决议》形成的两个阶段
对历史问题的科学评价
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本书力求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建设方针、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业、对外开放、国家统一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这一转折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出，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胡耀邦遵照党一贯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1976—1982年，是中国终结“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重大决策越来越显示出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