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提炼出“文坛典型人物”概念，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一种视角引入当代文学史考察。对象的选择，以其具备一时一地的典型性、代表性为前提；透过他们，反过来从内部和细节上深入发掘当代文学者于历史时期的真问题与真境况，进而揭橥当代文学的“当代”特质。

文学史写作日益流于空壳化，被各种抽象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评判所架空，而其原本是活的、有血肉的。

本书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提炼出“文坛典型人物”概念，将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一种文学史视角引入当代文学史考察。对象的选择，以其必须具备一时一地的典型性、代表性为前提；同时透过他们，反过来从内部和细节上深入发掘当代文学若干历史时期的真问题与真境况，最终揭橥当代文学的“当代”特质。

本书引“叙事”为学术方法。通过“叙事”将材料和对材料的细读、阐发加以整合，既实现了历史的还原，也规避了直接、生硬和抽象的议论，把对个人及文学史的认知寓于实感形态。书中书写了丁玲、周扬、胡风、老舍、赵树理、夏衍等十一位当代文学“典型人物”。他们身份各异，领域不同，既有作家诗人、理论批评家，也有文坛领导，构成广泛代表性。作者的解读透彻而新颖，富于创见。

选择，然后观察(自序)

 凋碧树——逝世二十周年说丁玲

 长歌沧桑——周扬论

 误读与被误读——透视胡风事件

 我这一辈子……——老舍走过的路

 姚文元：其人其文

 “老赵”的进城与离城

 作协秘书长的1957

 来与去——郭小川在作协

 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

 龄同世纪看夏衍

 生逢其世，身不遇时——畅销作家张恨水

 样本浩然

后记

主要参阅文献(以出版年月先后为序)

我这种年龄的人，知道周扬，是从“四条汉子”开始的。既从“四条汉子”开始，他自然便跟反对鲁迅的恶名拴在一起，至于别的，概无所闻。“文革”结束后周扬重新露面，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时他当然又是正面人物了，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这些，是知道的；至于是否在心中感觉到他的威望，似乎谈不上。那是因为年轻，或因为年轻而无知，全不晓他从前在文坛是何等的呼风唤雨、一言九鼎，直到他去世以后，读别人的怀念、回忆文章，字里行间依旧流露出对他当年威势的余悸，这才好像有点明白在历史上“周扬”二字意味着什么。

然而，也从未产生将他研究一番的愿望。那时头脑很简单，认为既然周扬终其一生是个文艺官僚，所说所写每句话、每个字，皆系官样文章而与自我无涉，就实在不会有什么研究的价值。虽然八十年代初，他从理论上提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很抱好感也很佩服，但并不如何看重，因这种问题于青年一代来说并非问题，我们的思想已走得更远。唯因其主张思想解放，所以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中间，他是比较为年轻人认可的，后来他患病、成为植物人，普遍比较同情。1989年7月，他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亡故，我印象很深。

他的身影，在我脑海中真正变得清晰与“高大”，是我着手为延安专题研究做准备的过程中。这项研究，改变了我许多意识。例如，对文学史是怎样构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早先，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以为文学既然以创作为本，主干当然是作家和作品；不同气质、不同风格、不同才具的作家，写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进而这些作品经由读者的接受和批评家的发扬，再对后世文学形成影响，这样就自然地构成了文学的历史。虽然这是对文学史构成的较为简化的描述，但一般情形下大体不差。那时我所未意识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红色文学的特殊性。这一文学潮流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先以“左翼文学”面貌出现，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进人延安阶段，最终生长出来共和国文学这个果子。从结果看，我们得说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这种文学跟中国以往的文学或者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文学之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充分组织化的文学。一切的文学现象——创作、批评、思潮、文学运动直至文学的出版与传播——之前，先有一种经由组织系统体现和落实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其基本秩序我们只须读一读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经典文献，即可了然。这是一种在全新形态上建构起来的全新文学，打破了史上历来的基本的文学关系，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学生产方式。过去我们说创作或作家是文学的主体，而在组织化的框架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作家的创作和发表的前头，先行存在一些决定性的环节，规范、指导甚至直接规定文学生产的所有细节，大到创作方法小到主题与题材的确定，甚至作家的世界观实至作品某一段落的具体描写、用词用字。可以说，在这种文学当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家及其创作，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和艺术秩序，创作是在其规范下发生的，至少，在其规范下创作才被接受为文学上的事实。从左联时代开始，文学一直打着这种烙印，《讲话》及共和国建立之后，整个文学生产更是被一套逐渐形成的完整严密的体制所掌握。研究一下红色文学的文学制度史，就会较为清楚地看见其发展完善过程；例如，拿中国作家协会跟它实际上的前身“左翼作家联盟”相比较，就可以对这种文学在组织化上的演进如何趋于完备，有非常具体的认识。

暂且放下过于宏大的话题不表，回到周扬这个人物的意义上来。对此，周巍峙先生有简洁而准确的概括：“他是左翼文艺坚强的年青领导者，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代表人物，他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家，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我在准备延安专题研究时，一再面对他的存在，发现他虽然不曾亲手创作过一部作品，但延安时期许多重要作品的产生，或导致这些创作的基本背景，都与他有关。我吃惊地注视着这一点，并由此开始从根本上修正自己对于文学史构成的习惯性看法。随着阅读渐多渐广，从延安时代前推到三十年代，后伸至五六十年代，结论益发清晰而不可动摇了：他是自二十年代末中国这一主流文学中，对历史施加了最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长期的领导位置上，凭藉组织化的机制，成为这种文学的“祖师爷”(“文革”大批判中所得封号)，虽然他一生不曾染指创作，但不论多大多牛的作家都不好跟他相比，因为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他领导、指导之下从事写作的。

以往那种认识偏差，我想是普遍的，不然，对周扬的研究不至于这样寥落。周去世后，只有1998年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因为这一年是他诞辰九十周年——有两本重要的书问世，一本是王蒙、袁鹰共同主编的《忆周扬》，另一本是李辉所著《摇荡的秋千》。虽然这两本书主要都不是研究性质的专著，却第一次以出版物形式把有关周扬的资料和看法集中到一块，对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忆》书编收了五十八篇怀念和评论文字(另有少量悼词、悼诗、唁电等)，多出自周的故交、故旧之手。此书的特色是，文章基本都公开发表过，可以视为其作者的比较正式的言论。《摇》书的主体部分，是李辉从九十年代初起，就周氏其人陆续访问文坛人士或其亲旧而形成的记录稿，受访者计二十五人。跟《忆》书不同，这些访问记录带有私下聊谈的性质，甚至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该书出版之际受访人已然作古)未经本人审阅——这不意味着这些记录在真实性方面可以打上问号，相反，比之于由本人润色修饰过的正式文本，也许更能显现一种本原的风貌。转眼，几乎又整整过去了一个十年。然而，回首这个十年，传记与研究都没有大的开展，特别是未见更深一层的开掘。这跟周氏的历史地位不相称，跟我们对这段历史应有的探讨也不相称。今年便是周扬一百周年诞辰，我觉得应该以此为契机，使人们真正认明这位现代中国红色文艺史上“关键先生”的意义。因此，虽然学浅识陋如我，仍率尔操觚，勉强成此文，以期引玉。

2

在谈论周扬其人之前，我们先得明白，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上述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所以首先强调这一点，是估计到很多人也许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实际与此相去甚远。周扬走过了复杂的经历，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与转变之中；思想主张、内心世界以至性格为人，都在变，而且幅度不小。“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这就带来了理解与认识周扬时绝不能忽视、疏漏的一个要点：这位中国的日丹诺夫，这位在公开场合从来只以鲜明单一的形象示人的红色文艺CEO，其精神与内心在有基本面之外，其实又具有多层性和多面性。固然，精神上自相矛盾、自我冲突或者变动不居，乃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至为广泛的共性，但由于特殊经历、特殊地位之故，周扬于个中滋味的感受，或许是远甚于其他人的。贾植芳先生谈及周扬时，有一个十分中肯而睿智的提醒：“他是非常复杂的，值得你花工夫研究。”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般易于把周扬这样的人设想成铁板一块，然而，那是一个难以察觉的误区。以我看过的资料，与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对周扬是很难寥寥数语加以概括的。他身上，有着历史的复杂性，也蕴涵着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所注定不能超越的困惑、摇摆、多变、不确定性甚至偶然性等等特质。真正了解周扬，必须从他的复杂多变人手；见不及此，则不能走近他内在的生命历程。P25-28

选择，然后观察

在本书，我专心致志做两件事：选择，然后观察。

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说很丰富，但我想越过别人的叙述，用自己眼睛看。这是一种选择。别人选择的是宏大的架构，我选择具体的人。我挑选一些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向他们，并由此进入当代文学史。

所谓“代表性”，我不看重他们的作为与成就，看重他们的遭遇、处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做出的反应。他们实际上不是作为个人进入我的视野；我选择他们，在于他们都是历史的表现者。

我不让自己做太多的事，我告诉自己，重要的是观察。观察得仔细、详尽、深入，就足够了。中国人对于历史，历来所强调的就是观察。“以史为鉴”的鉴，就是把历史喻为一面光洁无尘的镜子，用以观察。《资治通鉴》的书名，意思是“可以广泛满足治国之用的镜子”。中国古代的史家们，很少去概括，甚至不怎么发议论。他们总是在观察，把观察到的讲述出来。他们认为事实本身能够说明一切，人们从事实中得到的教益，胜于主观抽象的总结。

这也是我的方法。我需要说明，本书以人物为主体，但它不是传记，是观察。传记的合理目标，是把传主的一生或某个方面讲清楚，而我显非如此。我的目标是，透过他们，把当代文学史的某个方面、某种情形、某个问题看清楚。

引用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想让当代文学史从宏大的架构，或者高屋建瓴的概括，或者建立在各种观念之上的主观评说褒贬，还原到具体的人和事，还原到细节。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著述目前缺的不是骨骼，是血肉。

明年，当代文学史便满六十个年头。如果是一个人，六十岁的生命，襟抱已相当开阔了。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希望此书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代文学史的这种气象。

本书从2006年底写起，眼下算告一段落。

既日“告一段落”，言外之意，并没有结束。是的，我还可能继续这一写作。目前，共写了十一位人物，而六十年来，当代文学史可以视为“典型人物”的，或者可以作为“典型”去研究的，当然不止此数。但我觉得应该先看一看，我尝试的这个路、这种方式的反应如何；如果人们以为值得继续下去，我再着手新的写作。

另外，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均已作古，无一在世。对此，要略做交待。

要不要把仍然健在的，甚至“春秋正盛”的文坛人物列为对象，坦率地说，我是有所犹豫的。我不否认，这犹豫之中，有顾及“情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下笔慎重。对于当世人物，或许我们自认为已有相当之了解，但不知哪一天，他就突然在创作、思想或别的方面，发生全新的变化。这是极常有的。哪怕变化很微细，也值得去观察，做进一步的了解。本书中，周扬就是一个例子——我说过，在其八十一载人生中，实际有四个周扬，如果你的观察没有保持到最后，得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周扬。所以，对当世人物，如果写，立足现有材料和观察，也可以写得神完气足，但我总觉得不那么靠得住。这是一种遗憾，而稳妥起见，只好如此。

篇目的排序，只表示写作的先后，不具其他含意。

感谢每个支持我的朋友，特别地感谢李秀龙兄、贾梦玮兄。

李洁非

2008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