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对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

本书从历史与财富、制度与财富、产权与财富、开放与财富四个方面阐述了作者对财富的观点。

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并不是先决条件。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解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同时，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了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候的收入。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怎样让每个人从增加的人力资本中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体制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自序

历史与财富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数”说“改革开放”年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制度与财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农业发展的极限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产权与财富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开放与财富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企业如何跨国投资？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致谢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就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内地大型企业到香港上市，使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香港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奇迹这么多？是什么、是谁创造了这些奇迹？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时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浸在闭关自守中。即使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那他面对的“奇迹”机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也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是乾隆还是其他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多廉价，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经济总量5年翻番、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都没门。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开放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还要15年后才成立。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了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以及相关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发明并正在成熟，但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也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很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非股票；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在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只有少数几只工业公司股票，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还不可能制造出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很容易地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连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在那种发展机遇面前，中国没能及时抓住，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回到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前不仅没有为工业革命做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球化秩序做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都不重要，使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成为“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做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之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P3-5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蛊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仁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如果以他们收集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了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今天，一个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据今天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或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总之，相对于乾隆蛊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另一些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玉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为了使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对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