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笔记本》是保罗·奥斯特的一本自传性故事集。

在《红色笔记本》中，奥斯特笔尖伸向现实事件，无论大或小，悲或喜，剖剥之下，都显示出人生之无可预测、变幻不定的本质。一个烤焦的洋葱饼，一个拨错的号码，一个遭雷击的小男孩，巴黎旅馆里的一张小纸片，所有这些组成的文本，都演绎出一种独特诗学，成为一篇非理论的文学宣言，以至简的、纯粹讲故事的方式铸就。

这是一本偶合与奇遇之书。

在保罗·奥斯特的许多作品中，红色笔记本作为一个神秘关联物频频出现。而冠以此名的自传性故事集《红色笔记本》是否能为我们解释其中深义？

每个人在生活的某些时刻都会领悟到命运的惊奇与暗示。保罗则将这样的片段加以收藏，汇聚成篇，以亲身经历的点滴神秘与巧合，为他在所有小说中不断阐释的生命之偶然性主题加上一个非虚构的注脚。

Ⅰ 红色笔记本

Ⅱ 为什么写作

Ⅲ 事故报告

Ⅳ 没多大意思

1972年，我的一个好朋友惹上了点法律麻烦。那年她在爱尔兰，住在离斯莱果镇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恰好是我去探望她的那天，一位便衣警探驱车来到她的小屋，向她呈递了法院传单。由于对她的指控严重到需要雇律师的程度，我的朋友于是四处打听，找到了一名律师，第二天我们就骑车进城找他讨论案情。使我吃惊的是，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居然名为“阿戈尤与菲卜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有人怀疑我，我敢挑战他们自己去斯莱果看看我有没有胡编乱造。这二十年来，我爱死了这两个名字，可即便我能证明“阿戈尤”与“菲卜斯”确有其人，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两个名字竟会摆在一块儿，构成这样一个绝妙笑话，一个对律师行业的彻底讽刺。

根据最近一次的消息(三四年前)，这家事务所生意还很兴隆。

接下来的那年(1973)，我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份守护工作。我那位朋友的法律麻烦也早抛在了身后。我们之间时好时断的情侣关系好像又热乎起来，于是决定联手接受这份工作。当时我们的钱都用光了，没有这份工作就只能回美国——而我们谁都没打算回去。

那真是古怪的一年。一方面，那地方很漂亮：一栋十八世纪的大石屋，一边挨着葡萄园，另一边是国家森林公园。最近的村庄在两公里外，可居民不到四十人，每个人都至少有六七十岁。两个年轻作家在这里呆上一年是最理想不过的，L和我勤奋工作，工作成绩远超我们的预想。

另一方面，我们总是生活在灾祸边缘。我们的雇主，一对住在巴黎的美国夫妇，每月给我们寄一小笔工资(五十美元)，一份汽车的油费开销，还有给农场两条拉布拉多猎犬买狗食的钱。总的来说，这是挺慷慨的安排。不用付房租，工资虽不够过活，但可以用来提前应付每月的开销。我们的计划是做翻译工作来挣足剩余的费用。在离开巴黎来乡村安顿下之前，我们就找好了几份足以支撑全年的活儿。然而我们疏忽未加考虑的是，出版社在付款的时候经常延误。我们还忘了考虑到，从一个国家寄到另一个国家的支票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兑现，而且在兑现时，银行又要从支票总数里扣掉一些手续费和兑换费。由于计算时没留下什么误差的余地，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绝望的困境中。

我记得曾在烟瘾凶猛发作时，全身因渴望尼古丁而发麻。我在沙发垫子中间翻耙，又爬到橱柜后面，四处搜寻散落的零钱。花上十八个生丁(约合三分半美分)你就可以买到一包牌子叫“巴黎女人”的香烟，每包有四支。我记得曾在喂狗时心里嘀咕，它们吃得比我好。我记得曾和L正儿八经地讨论开一听狗罐头来当晚餐。

那年我们的另一份收入来源，来自一个叫约翰·糖的人(我并没打算用这些一语双关的人名，可事实就是事实，我也没办法)。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当时他与我们的一个出版社在合作一篇与当地有关的文章，从而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开一部杂志社提供的汽车，花好几个月时间在普罗旺斯兜转拍照。每当他来到我们的这块山林，他就会来住一晚。因为杂志社还给了他一个工作费用的开销帐户，他会很慷慨地把原本要用来住旅店的钱塞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晚上能有五十法郎。实际上，L和我变成了他的私人客栈老板。在这桩买卖上，糖是个好说话的人，因此L和我都很欢迎他来。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从来不事先打电话，经常好几个星期也不光顾。我们于是学会了不依赖糖先生。他会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把那发亮的蓝色汽车停在房前，住上一两晚，然后又消失了。每次他离开，我们都假设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冬末春初。支票没寄到，一条狗被偷了。一点一点地，我们吃光了厨房里的储粮。最后，我们只剩下一袋洋葱，一瓶食用油，还有一袋别人买的，我们搬进来前就有的馅饼面料——那是去年夏天剩下的，已经发了霉。L和我整个早晨都忍着不吃饭，一直挨到下午。可到了两点半，饥饿还是战胜了我们。我们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我们的最后一顿饭。

P3-7

作为一个寓言家、讲故事的人，奥斯特可谓技炫当世，赋旧侦探小说内核以现代主义表观。

——《纽约客》

美国当代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在《红色笔记本》中，奥斯特笔尖伸向现实事件，无论大或小，悲或喜，剖剥之下，都显示出人生之无可预测、变幻不定的本质。一个烤焦的洋葱饼，一个拨错的号码，一个遭雷击的小男孩，巴黎旅馆里的一张小纸片，所有这些组成的文本，都演绎出一种独特诗学，成为一篇非理论的文学宣言，以至简的、纯粹讲故事的方式铸就。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