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蒋介石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蒋介石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文中所及国民党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鼎力支持，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又没有多少根基的蒋介石，能够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不遗余力地援助过国民党。但是，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毕竟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暗中支持，共产党很难那么快就发起辽沈战役，并一举拿下整个东北。

前言

第一章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

1.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商议中俄“共同行动”

2.蒋介石为苏联红军的精神所感染，非常激动和兴奋

3.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以为莫斯科“不把他放在眼里”

4.莫斯科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使蒋介石大为不满

5.蒋介石表示不相信苏联人的话，孙中山则断定蒋介石“顾虑过甚”

6.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蒋介石主持下，“色彩是相当红的”

7.在苏联顾问扶助下，不到40岁的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第二章 进攻与退让

1.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使他深得鲍罗廷的信任

2.布勃诺夫断定：“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共的“半暴动”

3.蒋介石扬言：如果不批准我辞职，就应该让季山嘉回国

4.“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然而，苏联人却选择了退却

5.蒋介石回忆说：鲍罗廷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6.鲍罗廷表示：应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不反对“整理党务案”

第三章 “清党”反共

1.鲍罗廷积极支持北伐，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

2.北伐战争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

3.鲍罗廷主张利用北伐倒蒋，远东局认为鲍罗廷在搞“投机”

4.莫斯科坚持以武汉为首都，在迁都问题上，蒋介石出尔反尔

5.共产国际拒绝接纳国民党，却任命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

6.鲍罗廷警告蒋介石：如果有人压迫农工，反对C.P.，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打倒他

7.在饱尝了“利用蒋介石”的苦果之后，莫斯科终于断绝了同蒋介石的关系

第四章 中东略事件

1.斯大林声称：在中东路问题上必须规定苏联的某些“特权”

2.蒋介石宣称：先收回中东铁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

3.苏联召回使馆人员，蒋介石扬言要同苏联绝交

4.蒋介石称：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计划，“全国军队可随时赴援”

5.苏军大举进攻，蒋介石叹息：“四月辛苦，付诸东流”

6.尽管南京政府一再抗议，也未能阻止苏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

第五章 再度携手

1.面对共同的敌人，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开始寻求新的合作

2.共产国际表示：要真正武装抗日，就必须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

3.蒋介石对莫斯科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

4.日军大举侵华，英美等国却在袖手旁观，只有苏联迅速作出了反应

5.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斯大林表示：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

6.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斗胆”提出“超出常规的请求”

7.国民党所有战区都有苏联顾问，而共产党军队里却只有苏联记者

8.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挑唆”苏联同日本“公开交战”

第六章 莫斯科的交易

1.随着欧洲战争的行将结束，莫斯科卷土重来，重新染指中国新疆

2.莫斯科抱怨说，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后，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届

3.苏联提出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4.斯大林宣称，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不会以任何形式阻碍中国统一

5.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作出了“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

6.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国民政府最好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将进人满洲

第七章 斯大林在中国搞“南北朝”？

1.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

2.莫斯科对中共的暗中支持，使国民党在接收东北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3.苏联把东北经济合作作为撤军的条件

4.斯大林担心美国势力向东北渗透，蒋介石表示，东北不会成为反苏基地

5.苏军要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部队，以便同国民党争夺东北

6.毛泽东怀疑斯大林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

后记428

第一章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

1923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访问苏联，这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在莫斯科期间，蒋介石声称，他为苏联红军的精神所感染，而且“印象非常好”。蒋介石在苏联红军面前慷慨陈词，他的讲话，不时地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据当事人描述，蒋介石“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

然而，蒋介石在莫斯科也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他向联共(布)中央递交了国民党军事计划之后，一连几天，莫斯科没有给予答复。蒋介石对此颇感不满，认为苏俄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为此谎称自己生病，要求送他到疗养院修养两周。

蒋介石回国后不久，就明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甚至不惜“诽谤苏联”。但遗憾的是，苏联人当时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历史，也不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政治面目。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下的花言巧语欺骗了莫斯科，以致苏联顾问一度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就这样，在苏联顾问的扶助下，40岁不到的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商议中俄“共同行动”

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和孙中山在各自的国家里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而且彼此之间都关注着对方的革命。1912年7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上发表文章，称赞孙中山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还说，孙中山颁布的革命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1917年11月发生的十月革命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关注。在革命爆发后的第3天，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就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918年1月和3月，孙中山两次指示中华革命党人密切注视俄国革命的动向，以期互相援助。7月，他致电列宁，表示十分钦佩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认为苏俄的建立给东方人民树立了榜样，使这些革命的人民有信念去建立与苏俄同样“新式的和巩固的制度”。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权和民权。所谓人权，就是实现“农民工人生活之改善”；民权则是“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而中国革命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这些。所以，孙中山在1918年7月致列宁的电报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并且建议“中国革命党和俄国共产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战胜国纷纷转向中国，企图恢复其在中国的特权，唯独苏俄对中国表示了友好。对于孙中山的上述举动，莫斯科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国发生的事件首先在亚洲邻国产生了反响。在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下，中国南方人民已经自觉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前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声明”。8月1日，契切林致信孙中山，称他是“敬爱的导师”，“中国革命的领袖”。契切林在信中介绍说，俄国革命目前遭到了国内外敌人的围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个“力量悬殊的斗争”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他建议中俄联合起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联盟”。

与此同时，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对于这个宣言，蒋介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这个宣言使中国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

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据波达波夫说，1919年年底至1920年年初，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在接触中，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一位是廖仲恺，另一位是朱执信，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

1920年夏，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准备把中国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刘江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他们还打算在海兰泡待一段时间。

到了1921年，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4月21日，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嘶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情况。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据李章达反映，他想去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那里有40000名中国国民党员，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并且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李烈钧还表示，他到广州后就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所以，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最迫切的任务”。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8月28日，他致信契切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他在信中还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为此，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孙中山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的消息使莫斯科受到鼓舞，苏俄政府开始考虑直接同广州打交道。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松，就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提出咨询。他问道：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政府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11月6日，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表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之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1922年2月7日，契切林告诉孙中山，莫斯科派来的朋友不久将会拜访他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朋友会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4月25日，马林奉命来到广州，准备同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两天之后，即4月27日，马林同刚刚从前线返回广州的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谈。孙中山询问了苏俄老百姓的生活、工作情况，双方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问题。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马林同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会谈两次。在此过程中，马林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向孙中山提出了苏俄同国民党联盟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赞同，并且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援助。

在莫斯科同广州建立联系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7月17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马林在报告中说，他对中国北方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相反，他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认为这里的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他还发表文章，阐述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的必要性。

马林的报告和建议，对莫斯科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决定派马林再次来华，促成孙中山同莫斯科、共产国际合作。

……

P1-5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蒋介石的论著确实很多，但专门论述蒋介石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为数不多的人物传记和部分档案资料里了解这方面的大致概况。

1956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录了中苏30年的关系。但此书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为了“反共抗俄”的需要而写的。用他的话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30年与俄共“和平共存”斗争的“血泪经历”，他本人怀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出版了这部著作。蒋经国声称，这本书是蒋介石“遭受患难、耻辱、艰险、诬陷、渗透颠覆的一部痛苦经验的结晶”。

蒋介石同莫斯科的关系果真像蒋氏父子所说的那样吗？实际情况是，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他在一次演说中承认：“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莫斯科用大批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支持了中国的北伐战争。蒋介石当时在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身边有15名俄国顾问，因为他“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的帮助”。我们实在是不敢恭维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北伐战争中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只好保持沉默，“让加伦全权领导作战部队”。武汉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什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伦将军。”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是，北伐战争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这些无法辩驳的事实，蒋介石在他那本被称为“反共十字军的经典”著作里当然不会提及。

人们不难想象，一个刚到广州才三十几岁，在国民党内又没有多少根基的蒋介石，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鼎力支持，他能够在国民党内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吗？国民党内部资历比蒋介石老而且能干的人不在少数，莫斯科为什么偏偏看中了蒋介石？所有这些疑问，恐怕只能从历史档案资料里寻找答案。

1929年中东路事件之后，国民党同苏联的关系跌入低谷。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国民党同莫斯科再度合作。1934年，蒋介石曾预计，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军火供给，“以海岸有日军封锁之虞”，难以从英、美等国家获得，而过去的军火供应商德国又同日本勾结在一起。因此，“不能不依赖于西北大陆的苏联供援”。

莫洛托夫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西安事变中苏联的干预有利于蒋介石。事后，蒋介石让苏方代表转告莫斯科：他“对苏联新闻界在西安事变期间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请转达“他本人向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谢意和问候”。蒋介石还“高度评价这一友好态度”，并答应将“采取一切措施改善中苏关系”。

从抗日战争初期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几乎都给了国民党，而在共产党的根据地里只有一些苏联的记者。对此，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由于苏联多次给予支援，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并使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对于苏联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国家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的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谢”，他“对此永远难以忘怀”。蒋介石还宣称：“中国和苏联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他“一如既往希望苏联作为中国的特殊好友”。当然，这些话蒋介石后来也不会写进自己的书里。

毫无疑问，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好在当年苏联在华的军事顾问们留下了回忆录，苏联解体之后，大批的相关档案已经公开，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重新研究蒋介石同莫斯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国共两次合作时期，苏联不遗余力地援助过国民党。但是，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毕竟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这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所以，在国共两党分裂时，莫斯科又转而支持共产党。特别是在东北问题上，莫斯科虽然表面上严格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是在背后又给了共产党莫大的援助。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暗中支持，共产党很难那么快就发起辽沈战役，并一举拿下整个东北。

不过，我们也承认，莫斯科在对华关系方面并非那么大公无私，而是带有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色彩。这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中国的某些利益。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蒋介石坚定的反共立场，在1923年至1949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同莫斯科的关系显得错综而复杂。对于这种关系，如果用“恩怨”两个字来概括，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作者

二OO九年四月十五日

作者长期从事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之一。另外，我还邀请了程松杰、贾朝业、李广胜、张国献、魏宛斌等同志参与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他们当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同仁。他们对中苏关系问题都有相当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成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许多公开出版的资料和学术著作。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有关作者和出版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还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同志，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