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重要主题与独特篇章。08年3月，“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专题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本书汇集在这个展览中的全部图文作品，足以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周恩来同志对中国美术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感受党和国家对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视与关心。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重要主题与独特篇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周恩来从党的文艺思想和方向的高度，指导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他与齐白石、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等许多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的交往，已成为美术界和全社会传颂的佳话；而他亲历亲为领导的许多重要美术活动和工作，更是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本书立足于中国美术馆的专家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后的成果，集中展现周恩来以及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关心，反映周恩来从党的文艺思想和方向的高度，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书还深入浅出地宣传和介绍党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其中的一些规律，对于当代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本书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和纪念一代伟人周恩来，更填补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研究/李万万

美术工作者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笔谈专题

 1．艾中信  最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2．北京画院 总理对中国画的亲切关怀

 3．劳 丁  热情的鼓励 亲切的教导

 4．刘开渠  总理深切关怀雕塑事业

 5．伍必端  对敌人横眉冷对 为人民鞠躬尽瘁

 6．李凤兰  画乡儿女永远怀念周总理

 7．古 元  樱花树叶

 8．毕克官  难忘的教诲

 9．吴作人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

繁荣美术创作——在京美术工作者学习周恩来同志1961年《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正的讲话》座谈会发言专题

 1．刘开渠  要按艺术规律办事

 2．吴冠中  要重视油画问题

 3．庞薰琹  牢记总理教导 完成总理嘱托

 4．叶浅予  要大框框 不要小框框

 5．王朝闻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6．高虹

何孔德  法制与百花齐放

 7．古 元  生活、创作实践不能间断

 8．江 丰  民主要争取 不能靠恩赐(附：《文艺需要民主》)

 9．高 庄  甘为孺子牛

 10．王 琦  发扬民主关键在领导

 11．方 成  没有民主就没有漫画

 12．胡絮青  各显所长才能百花齐放

 13．黄笃维  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文献选编

 1．李树声  周恩来同志对美术事业的关怀

 2．李永林  军事题材绘画中周恩来形象的塑造

 3．邹跃进  新中国美术中的周恩来形象

 4．王志纯  周恩来总理与新中国画院建制——重温《周总理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5．李 松  艺术家身旁的伟大朋友

 6．戴增海  我所知道的周总理与中国画二三事

 7．王 琦  永难忘怀的纪念——一个版画工作者回忆周总理

 8．汪刃锋  永远难以忘怀——敬爱的周总理对木刻界的关怀和教导

 9．王树艺  难忘的教诲

 10．廖静文  回忆周总理对悲鸿的关怀和教导

 11．胡絮青  巨人的风格

 12．周崇林  难忘的教诲——一记周总理对苏州刺绣的关怀

 13．姜维朴  巨大的鼓舞 亲切的叮咛——追忆周恩来同志对连环画事业的关怀

 14．邵 宇  把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

 15．李庆刚  论周恩来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

 16．肖剑南  周恩来与人民大会堂工程

 17．史 珍  竭尽心力护国宝——记周恩来保护文物建筑二三事

 18．张自智  周恩来保护敦煌莫高窟轶事

 19．孟 红  周恩来与徐悲鸿

 20．曹剑云  一张照片寄深情

 21．秉 默  老照片：周恩来和“八千岁”

 22．杨黎炜  周恩来领导设计“八一”军旗

 23．齐良芷  周恩来与父亲白石老人的往事

 24．毛峥嵘  周恩来对齐白石的关怀

 25．张颖   终生追求周恩来精神的人——忆雕塑家傅天仇

 26．陈丹青  我曾这样地画过周恩来

 27．沈启鹏  我画周总理

 28．郭怀仁  我创作《吐丝篇》组画

 29．阿庚   真实感人的周总理形象——介绍组画《吐丝篇》

 30．王旭馗  《沉思中的周恩来》拍摄前后

 31．王旭馗

 施春生  画家伍必端与素描《周总理像》

 32．李天祥

 赵友萍  总理百十年诞辰感言

 33．郭全忠  写在《万语千言》之后

周恩来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选编

周恩来主题的美术创作

周恩来主题的连环画出版物

1939年1月，沈逸千应邀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交谈。周恩来提出“战地工作必须重视敌后方的斗争”的建议，沈逸千组织了“战地写生队”，并准备访问延安。周恩来亲自为其开据了去延安的介绍信。1940年2月，由沈逸千率领的“战地写生队”访问延安，在延安实地写生，收集根据地军民的形象资料，并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摄影、速写和绘制木刻像。在延安的参观与写生，极大地鼓舞了来自国统区的美术家。同年10月，沈逸千与战地写生队员黄璧吕、彭华仕、钱辛稻、金浪等在延安鲁艺举办画展，受到延安军民的欢迎。朱德、艾思奇、周扬等参观了该展。王朝闻、张仃、张望、艾青等人都是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甚至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实现了去延安的愿望。

周恩来还经常把解放区的美术作品带给国统区的美术工作者，使他们“看到直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出来的革命艺术成果，得到学习效法的榜样，使重庆美术界耳目一新。

1942年10月14日至17日，由“木研会”筹备举办的“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尤以由周恩来带来的延安木刻家的30多幅作品引人注目。徐悲鸿在15日下午仔细观看了展览后，于18日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谈到：“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942年10月15日)下午3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越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徐悲鸿还选购了古元《哥哥的假期》、《割草》等木刻作品，并对其他几位延安木刻家的作品给予了褒扬。徐悲鸿的评价给延安的青年美术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延安的《解放日报》于1943年3月16日全文转载了徐悲鸿的文章，陆定一还为此撰写了专文。贴近民众、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延安美术作品使得徐悲鸿等名家在内的大后方美术家感受到、认识到了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艺术价值。据王琦回忆：“这些作品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解放区木刻作品的新的思想内容、新的题材、新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也使国统区的广大观众从那些作品上，看到解放区的新面貌，看到八路军艰苦英勇的对敌斗争，看到解放区人民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与幸福自由的民主政治生活，看到从北方照来的一线光明与希望。”

1944年，周恩来前往重庆，带去很多延安木刻，其中有《狼牙山五壮士》木刻连环画一套，转交美国记者。王朝闻在延安创作的鲁迅像、毛主席像，也是周恩来带到重庆展出过的。

1945年下半年，留在重庆的木刻家陈烟桥、梁永泰、王琦、王树艺、丁正献、汪刃锋、黄荣灿、陆田、刘岘9人举行了木刻联展。他们在宣言里明确表示：“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已告结束，新的任务又被提出，今后要为争取并创造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次展览闭幕之后，在周恩来建议下，这批作品移至延安展出，受到延安美术界的欢迎，密切了解放区、国统区两地木刻界之间的联系。

1945年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时，又带来了一批延安的木刻作品，并于12月19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展出两地40余位木刻家的300幅作品，随后又举办了“延安生活展”。延安的美术作品反映了解放区军民团结抗日和生产劳动、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內容，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美术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息。

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美术交流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1945年10月下旬，柳亚子和尹瘦石在重庆举办“柳诗尹画联合展览”，《新华日报》发特刊给予报道，正在重庆的毛泽东亲自为特刊题写了刊名“柳诗尹画联展特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为画展题写的唯一刊名。代表延安声音的《新华日报》不仅宣传延安的艺术和艺术思想，而且对许多在国统区的进步爱国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活动都给予了报道和高度的评价。司徒乔、吴作人、丰子恺等人的展览，该报都发表评介文章，充分肯定艺术家们在抗战中对中国艺术所作的贡献。1946年1月，齐白石画展在重庆举行，《新华日报》发表专文对他的国画艺术和在北平沦陷后保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质加以赞扬，“白石先生不仅在画技上有超人之处，这种高尚的情操，实为艺林生光”。《新华日报》因宣传抗战，倡扬进步的文艺思想，深受美术家的喜爱，如倪贻德到重庆后，“除上课和学生接触外，每天关起门来看《新华日报》，”该报成为他重要的精神食粮。《新华日报》不仅是国统区进步美术家团结的纽带，也是连结解放区和国统区美术界的桥梁。P21-22

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成员，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身影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如丰碑般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11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再一次引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深情的缅怀。

美术界对周恩来的缅怀同样是绵绵不尽的。如果要列举革命伟人和中国美术的关系的话，周恩来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自觉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无论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人民共和国全面建设的征途中，都对中国美术的发展给予了直接的关心和领导。他本人在文艺上的天赋与素养，使他对美术发展的规律有深厚的理解；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他与齐白石、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等一大批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的交往，已成为美术界和全社会传颂的佳话；而他亲历亲为领导的许多重要美术活动和工作，更是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可以说，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重要主题与独特篇章。

中国美术馆策划主办《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个展览，就是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入手，通过寻访和勾沉，展现周恩来与中国美术方方面面的关系，其中包括梳理已有文献，沿着线索继续作深入的追踪走访，以期获得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对资料的整理，构建起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个主题的有机结构。尽管限于时间的局限，资料难以获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术界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老一辈著名艺术家和学者以及摄影界的名家、相关机构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序列和结构清晰了起来，这个主题的价值及其内涵更是愈见鲜明。

周恩来深受世人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既有政治家的品质和素养，又有文化人的情愫与爱好。他热爱生活，也热爱艺术；他懂得生活，也懂得艺术。他自幼学习诗礼，研习书法，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少年时期，他在诗词、演说、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显露出超群的能力。在学生时代，他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善于通过自己的文艺天赋和素养，利用文艺形式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已经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形成了包括美术在内的对文艺独到的理解与认识。这次，我们在天津博物馆发现了1921年9月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期寄给国内“觉悟社”同仁的三张西方美术明信片，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重要收获。他选择的三张明信片，有绘画也有雕塑，其中米勒的《拾穗者》和罗丹的《青铜时代》都是西方美术的杰作。从这种选择中，可见他重视和欣赏有深刻思想內涵并具艺术表现力的美术作品；他在信文中对这些作品的介绍虽然简短，但十分精辟，如评价米勒是“写实派的巨子”，就点出了这位画家的历史地位；他在信文中还介绍罗丹的作品藏于“鲁渥美术院”(卢浮宫)、奥特锐松的作品藏于“卢森堡美术院”(卢森堡美术馆)，足见他对美术名作的了解十分深入，并让人遥想他在巴黎期间踏访美术博物馆的身影。这些珍贵原件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周恩来对美术的兴趣与关注，也证明了他的选择和向国内介绍的动机实与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关连，是以文艺为启蒙的时代思想的体现。

周恩来与许多中国美术家的关系总是美术界的长者们如数家珍的话题。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的人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紧连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他亲自关心过许多美术家的成长，尊重他们的艺术，与他们探讨美术创作的规律，并且推动美术界的团结。在亲切的教诲和真摯的情谊中，美术家的思想受到鼓舞，艺术方向更加明确，创作更有动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不止一次挺身而出关心、保护美术家，为他们带去希望和勇气。这次展览筹备过程中收集到的以及美术界人士应邀撰写的大量文章，无不从许多方面汇集成中国美术家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在中国美术家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位摯友。

20世纪的中国美术是在极为复杂的文化境遇中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前半叶战争与动荡的条件，到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建设的不平凡历程中，中国美术在各种艺术思想的激荡中逐步鲜明地形成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继承传统、关切现实、面向社会、反映生活、服务人民的正确路向。这个过程和成果就包含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长期关心与许多直接领导。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美术工作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及党驻国统区办事处负责的。他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宣传并发展了抗战美术的方针，直接指导国统区的美术工作，促成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美术交流，为发展抗战美术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创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课题上，贯彻并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怀之密，是极其难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具有丰厚艺术修养的学者品格使他在领导美术的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他在中国画院的创建、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工艺美术的发展、美术出版及美育普及等方面都给于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也给予了直接的关怀，从建筑美学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亲临视察许多以美术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时，他作出了抢救保护和面向社会服务的许多重要指示，周恩来为中国美术建设所作的贡献，被后来的历史证明都真正恩及了社会与来者。

对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周恩来亲历亲为的许多事件在今天看来更加突显出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的一致性。例如：在周恩来领导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期，他往返延安和重庆之间，有多少党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要携带，但他不忘把延安美术家创作的木刻作品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览会”。此举对于延安和重庆的木刻界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自新兴版画运动发端以来，中国版画便以它犀利的战斗锋芒成为最有力量的艺术。抗日战争开始后，新兴版画分为了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木刻和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木刻，美术家两地相望但难以交流。周恩来带去的延安木刻，具有解放区火热的生活风情与因吸收了陕北民间艺术而形成的活泼风格，可以说犹如一股崭新的清风吹入“雾都”重庆，令民众看到了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令重庆版画家看到了思想战友的新作。有意味的是，此举使得延安的美术成为“全国”美术的组成部分，含有全民族思想相连、同仇敌忾的深义。还可以进一步说它的实际影响远不止在版画家。徐悲鸿在看到延安木刻作品后即发表文章写道：“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942年10月15日)下午3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卓越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其欣喜之情、叹佩之心溢于字里行间。正是贴近民众、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延安美术作品，感染和影响了包括徐悲鸿在内的大后方美术家群体，延安美术所展现的崭新的艺术观念由此直接产生了作用，这种作用在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中清晰可见。再如，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族艺术的代表，中国画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选择与考验，也遭遇到不同的意见乃至纷争。如何使中国画艺术在走进新时代之后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并且传承光大，这是事关民族艺术前途的大事。身为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以政治家的高度，亲自抓了中国画院的组建与成立，使得一大批著名中国画家得以受到体制的支持，专心创作，也因中国画院的建立，中国画创作进入了更高的学术研究层面，在集体创研的氛围中产生了许多佳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画院的建立，体现了国家对民族艺术的重视与保护，使之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如此等等，在今天回首之际，能够看到当时我们国家总理所做的这些，都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战略要义。

对于周恩来和中国美术这个课题的研究虽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在杜修贤、吕厚民、侯波等著名摄影家的支持下，一批摄影作品让人看到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在一起的形象与神采；反映周恩来总理的美术作品更是从1950年代就常见于各种美术形式的创作之中，从中国画到油画，从年画到连环画，仅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各类表现周恩来的作品就达近60件；在他逝世之后，美术界集中创作了大批作品，除了表达美术家自己的深情怀念，许多作品具有深度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形式探索，透溢出197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美术思想转型的端倪……可以相信，通过这次展览和出版，将引动更多健在的“当事”艺术家的回顾和学者们的研究，从而使这个课题更加丰满起来。

汇集在这个展览中的全部图文作品，足以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周恩来同志对中国美术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感受党和国家对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视与关心。全部作品连同这个展览也是美术界同志们永远的心香，献给人民的好总理。

中国美术馆馆长  范迪安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