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之女自述丛书”以儿女的目光观察大师，近距离感受大师平常生活的智慧点滴，是远东社传记系列的特色和亮点，希望能够为读者打开亲近大师的一扇门。

本书作者丰一吟自小是丰子恺希望的接班人，父亲言传身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是关于丰子恺人生的追忆，温润而又剔透。

丰子恺，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一吟自小是丰子恺希望的接班人，父亲言传身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子恺逝世后，她开始编选父亲的文集，对父亲的理解更加深厚。这本书是关于丰子恺人生的追忆，温润而又剔透。

辑一：天下谁人不识君

介绍“子恺漫画”及其作者

白马湖畔的小花朵

丰子恺故居缘缘堂今昔

杭州——丰子恺的第二故乡

友谊的结晶——《子恺漫画及其师友墨妙》读后感

学习弘一大师的认真作风

夏丐尊与丰子恺

牢记父亲的教诲

从口红说到丰子恺

天下谁人不识君

丰子恺“重归故里”

辑二：敛住翅膀的蝴蝶

敛住翅膀的蝴蝶

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画稿

给鲁迅先生的讲话装上一个麦克风

——《绘画鲁迅小说》代序

丰子恺的画具

如何鉴别丰子恺画的真伪

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的体会

介绍《丰子恺精品画集》

浅谈丰子恺的散文

从《音乐入门》谈起

丰子恺与复旦大学

为复旦校歌欢呼

从师学译二十年

辑三：天于我，相当厚

两代人都进了文史馆

两件不能弥补的憾事

“子恺漫画”中的阿宝

丰子恺和京剧

丰子恺嗜蟹

我一年来最高兴的事

我想续作护生画

——纪念父亲逝世20周年

我不像父亲

这也是“一件小事”

石门湾是个好地方

天于我，相当厚

我的“书房”

外公纸

牢记一个“勤”字

还是写一点好

寄语明川

叶瑜荪的竹刻技艺和人品

人生短，艺术长一——新加坡丰子恺

遗作书画展志感

新菲画展有感

南国之行点滴回忆

菊花时节交新友

六十年后再“逃难”

——感谢百岁父亲的庇佑

旅韩二三事

辑四：岁月不待人

岁月不待人——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

父亲逝世以后……

迎新年，忆父亲

再忆父亲

悼慈母徐力民

悼二姐丰宛音

父执又复一人逝——悼叶圣陶老伯

悼胡治均先生

哭正东

是杭州使父亲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才能形成的。学前主要受父母家庭的影响；上学后，受同学老师的影响。还有周围的邻居朋友以及书本等等，都会感染他。但对我父亲来说，一生中给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叔同先生！

李先生不仅教他如何用正确的方法作画，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

在授课时，李先生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就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上第一次音乐课时，预备铃刚响过，学生们走往花园中四面凌空的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吃了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有的学生进门前还在唱着，喊着，笑着，骂着，见此情景，立刻安静下来，乖乖地坐到自己位置上去。

李先生从不骂人。如果有人在上课时偷看别的书，或者随地吐痰，李先生看在眼里，先不说。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同学都走完以后，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对那人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上。”说过之后，向那学生微微鞠一躬，表示“你出去吧”。这样一来，下次谁也不敢再在李先生课上犯错误了。

李先生做事非常认真。他原是有钱人家出身，后来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任过教，当过编辑。他是做一样，像一样。在浙一师当教师时，早已没有了当年花花公子和留学生时的模样。他换下西服，穿起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和布底鞋子，完全成了一个朴素的教师。后来李先生出家当了和尚，又成了一位严肃虔诚的法师。他这种认真处世的态度，给我父亲很大的影响。父亲一生做事，从不马虎，也给子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家前，李先生宿舍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本《人谱》，是明朝刘宗周所著。书中列举了古来许多圣贤的嘉言懿行数百条。李先生在封面上亲笔写上“身体力行”四个字，并在每个字旁加上红圈。就在这本《人谱》中的《唐书·裴行俭传》里有一句话，叫做“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先生指着这句话对我父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人应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说得更具体点：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听了这话，我父亲茅塞顿开：原来做人比做文艺更重要！

从此以后，父亲做一切都遵循这一原则。为了“宁做流浪者，不当亡国奴”，他不避艰险，带了全家老小十余人远走大西南。为了追求光明，他在离开江南游了台湾来到厦门后，又在解放的隆隆炮声中赶回江南。

1918年，李叔同先生在虎跑定慧寺出家做了和尚。

我父亲曾把人生比作三层楼，他说：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一般人都满足于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脚力大的就往二层楼上爬，专心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但在探究人生问题后，有少数人就爬上了三层楼，探究人生的究竟。他们认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就是宗教徒。李叔同先生便是从一层楼、二层楼爬上三层楼去的。

一直在学问上追随李叔同先生的父亲，并没有追随老师进入佛门。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也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

这以后，父亲就开始画《护生画集》。第一册画50幅，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十年后又画第二册60幅，为弘一大师60岁祝寿。这两册都由弘一大师亲自为每幅画写一幅字。《护生画集》应弘一大师要求，要画到第六册100幅。父亲以极大的毅力提前完成了这一神圣的任务。（后四册因弘公已去世，改由别人写字。）这部一套六册的《护生画集》从此不胫而走，在国内外到处出版，其印数多得难以计算。最令人欣慰的是：这套《护生画集》的原稿，起初由广洽法师保存在新加坡的，后于1985年由法师无偿捐赠给中国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

总之，李叔同弘一大师对我父亲的影响之大，决非常人所能想象。父亲的人生观的形成，都是与这位浙一师老师和佛门皈依师分不开的。

在杭州，还有一位对我父亲不无影响的长者，那就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马先生当时住在杭州的一条巷子里（好像是弼教坊银锭巷）。父亲把马先生比作孔子的弟子颜渊（颜渊“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所以称他的居住地为“陋巷”。父亲第一次到陋巷来，是李叔同先生带他来的。李先生年龄比马先生大三岁，但在佛学方面常去请教马先生。我父亲当时还是个学生，不懂得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1931年他替弘一大师送两枚印石去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那时我祖母去世不久。父亲心中充满了对无常的悲愤和疑虑，却没有自我解脱的能力。他在这里得到了马先生的开示。在1933年所写的《陋巷》一文中，父亲说：“我心中似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丝，因为解不清楚，用纸包好了藏着。”马先生的“态度和说话，着力地在那里发开我这纸包来”。1933年我父亲三访陋巷时，感到自己的心已屈服于‘无常’，不再像以前那么悲愤了。他说：马先生的一些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无限的清凉”。

就这样，父亲在杭州这段时期，受到老师们的种种指点，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是杭州给父亲带来了富有诗意的生活

1919年从母校毕业，离开杭州后，我父亲就为生活到处奔走。他在1918年就结了婚，后来子女成群。他向亲友借钱到日本去了十个月，像海绵吸水一般吸饱了东西洋的文艺知识，还带了不少书回国。从此就执教于上海浙江之间，为衣食而奔走。他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开始创作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子恺漫画”，以后又陆续写出“缘缘堂随笔”。稿费渐渐多起来，终于实现了我祖母的遗愿，在石门镇上造起了自己设计的新“缘缘堂”。

孩子们渐渐长大，前面四个已到了入初中的年龄。父亲就送他们坐船到杭州去考学校。有《送考》（1934）一文记载其事。在杭州暂时寄寓于里西湖的招贤寺（今已不存）。

我的哥哥姐姐们各自考取了杭州的中学。招贤寺门口就是里西湖。父亲欣赏着西湖美景，不禁动了卜居杭州的念头。他以前常常吟诵宋朝杨万里的诗《出净慈送林之放》：“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吟诵北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蠛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父亲说：据说这首词传播开去，被金主完颜亮得知，羡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动了兴兵渡江南犯之心。所以宋人谢处厚又有一首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我那时还小，但在一旁听着，至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能牵惹金兵来犯，自然更能吸引我父亲来杭州做寓公。更何况我的兄姐们在杭州寄宿读书，他若能在杭州租屋住下，还可以让孩子们周末有家可归。寒暑假则一同回石门缘缘堂住，岂不是好！

于是，和家里商定后，就在杭州租下了皇亲巷6号的房子，从1935年住到了1936年。后一度迁至马市街156号小住，最后又搬到田家园3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才撤销了杭州的别寓，回到缘缘堂，然后走上了长达八年的逃亡之路。

在杭州的三处租屋今已不存。但皇亲巷已于2003年父亲诞辰105周年之际，由杭州下城区政协在该地立碑，并举行隆重仪式以示·纪念。  在杭州一共度过了三个春秋。这三个春秋可说是最富有诗意的岁月。西子湖春日浓妆，秋天淡抹，浓妆淡抹总相宜。父亲很注重孩子们的兴趣，每逢周末，总是带他们出去游山玩水。受同学杨伯豪的影响，他喜欢带他们到无名的地方去游玩。同时自己或画速写，或酝酿随笔的题材。著名的随笔《山中避雨》（1935）就是当时的产物。

友人怪他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来做寓公。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正因为他不在杭州供职，杭州对他来说没有一丝利害关系，他就可以充分地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它。多么有趣的论调！

我父亲平生不善理财，有了钱就要用。经济来源主要就靠笔耕，因此生活并不富裕。但只要开销得过，他就要保持杭州的别寓。寒暑假带孩子回家时，留下一个工人照看别寓。他戏称这别寓为行宫。我和二哥虽然还在故乡念小学，但也有幸随母亲来皇亲巷的行宫住过一年，在附近的宝极观小学念书。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生活各有风趣。那几年可说是父亲创作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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