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说是历史，是言必有据，不像当今众多对史事的戏说；说不全是历史，是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历史是一种延绵，但在这本书里，大可以古今通读。

序言 文官的盛世：大宋帝国的开明政治

第一章 ■满汀洲人未归：寇准的三起三落

第二章 权力和道德的统一：贤相王旦的大事不糊涂

第三章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君子风范的楷模范仲淹

第四章 三天没生意，伙计吃伙计：吕夷简的政治宿命

第五章 帝国天空的双子星座：富弼与韩琦

第六章 失败的政治家：大宋文坛超一流才子苏轼

第七章 四朝元老，九旬宰相：古今独一无二的文彦博

第八章 楼高莫近危阑倚：面对道德尴尬困境的君子欧阳修

第九章 一个古典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千古一相王安石

第十章 惟有葵花向日倾：正直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

第十一章 对抗与合作：三位皇太后和文官的政治博弈

大宋文官中，寇准领头，首先固然是因为他出道在太宗后期，而大起大落地沉浮于宦海却正好贯穿真宗一朝——按时间顺序应排在前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把历史影响之深远、政治遭际之坎坷、作风性格之刚愎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量，除了他，别人也很难作第一人之想。

说起历史影响，有官方评价的反映，也有民间褒贬的表达，两者综合比较，将寇准置诸首席大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民间影响方面虽然略逊于包拯，但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却远较包拯突出。而且，就是在民间，这位“寇老西”弄出的动静也不小，拿戏剧来说吧，以他为主角的剧目就有《罢宴》《背靴》《清官册》《审潘洪》《澶渊之战》等，以他为配角的则有《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等等更是多不胜数。总之，从这些角色身上表现的是一个清廉、智慧、勇敢、正直的“大官”——个中国百姓感情深处最崇敬、最爱戴的政治形象。国人这种永远的“清官情结”难免导致“高大全”的审美要求，于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堆砌到“这一个”典型人物的身上，最后只能归于失真。但偶像化的东西从来都是失真的，因为偶像身上不容许表现人性的诸多弱点。

寇准当然算清官，算好官，但却不是戏文和传说里那样的清法和好法。他是一个悲剧人物，经历了许多挫折，结局也很悲惨，而这一切，和他个人的秉性、修养、作风又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不把历史人物的真实状况以及在这种真实后面的各种因果联系尽可能充分地表述出来，即便是美化和抬高，也未必真正对得起古人。

爱排场，喜奢华

清廉，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百姓对官吏的第一期望。好官首先必须是清官。中国历史上，官吏如果单靠俸禄是不可能“先富起来的”，因此，典型的清官，那日子一定是过得紧巴巴的。就像海瑞，买两斤肉给母亲过生日的钱都拿不出来。不能要求做官的都做成海瑞那样，怎么办？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只要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不含交换条件的馈赠是可以接受的，地方孝敬中央，下级孝敬上级，到了最基层，百姓孝敬胥吏。胥吏一般吃相难看，孝敬与勒索难以区分'但越往上走，馈赠却越成为很自然甚至带点风雅的习俗。孝敬的名目繁多，如贺仪、吊仪、程仪、冰敬、炭敬等等。此处无须细说，总之，官做久了，做大了，“宦囊”便不会太干瘪，至少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较优裕的生活水准。在百姓看来，清官没有钱，一定很简朴，可是寇准却是一个自奉甚厚甚至于有些追求奢侈的人。出于美化偶像的需要，人们编出了《罢宴》这么一出戏，戏里说他在老年仆妇忆苦思甜的启发教育之下，认识到了“讲排场、图享乐”是“忘本”的行为，决心改正错误，当好“公仆”。这部曾被认为“很有教育意义”的戏，其情节的根据最早大概来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中的一段：

寇菜公既贵，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日：“太夫人捐馆时，家贫，欲绢一匹作衣衾而不可得，恨不及公之今日也。”公闻之大恸，故居家简素，所卧青帏二十年不易。……或日公颇专奢纵，非也。

邵伯温是理学家邵雍的儿子，为尊者讳的用心自不待言。后人修史时的态度应该比较客观，如脱脱的《宋史》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说法就大不相同。特别是《宋史·寇准传》对寇准有个总结性的评价，其中说道：

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匡所在。必然巨烛。

话虽不多，却很形象，豪门夜宴热闹而放纵的场景生动可见。大约为了避免产生不良影响，故而“阖扉脱骖”。《宋史》里要写这一笔，是因为表现寇准一生的行状，这个问题绕不过去。邵伯温也想到了这点，便替他解释说：  盖公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亦退之所谓：甔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者。

这话很牵强，引用韩愈的话尤其不当。难道长期做地方官，就一定要讲排场，撑面子，用公款设盛宴？——把“典藩”(做地方官)和韩愈的话联系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如果真是非如此不可，那么官员们公款大吃大喝就是出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了。然而，千百年来，百姓对官员的吃喝问题可一直是十分反感的，20世纪80年代，还发生过到饭馆里掀桌子的场面，当然，那只怕要被视为“文革遗风”了，搁在今天，免不了被保安痛扁一顿，然后扭送派出所。总之，好吃喝、爱奢华的人和清官的形象是不配套的。人们喜欢或者说爱戴寇准，想方设法在这方面维护他，正说明这是他的一个“痛穴”。

不过寇准的好讲排场并非全是为了满足对享乐的追求，还有政治和情感的背景。他前后好几次从中央放逐到地方去当知州(相当于地委书记)，心里很不服气，一方面励精图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与才干；另一方面，总想弄出点别出心裁的动静，既抒发内心的郁闷，也吸引朝廷的注意。比如说“澶渊之盟”后，立了大功的他反遭疑忌，被从相位上拉下来去陕州做知州。他当然想不通，每每做些令人侧目的事，如“因生日排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被人检举揭发。宋真宗听了十分恼火，对太尉王旦说：寇准这么干，可以吗？王旦说：寇准是有才干，就是有时候好犯傻。宋真宗说：对，这就是犯傻。于是也就没有追究他。真宗不生气了，王旦的一句话化解了矛盾，可王旦没有想到寇准内心里就是想造出点矛盾。寇准一辈子都是在矛盾中纠缠，正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虽然屡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却真好像有点乐在其中。

性格刚直，褊狭专断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有理，寇准就是鲜明的例子。宋真宗用过“刚褊”、“刚忿”这些字眼来形容寇准的性格。总之，他刚直而失于褊狭，好激动甚而走极端，喜怒形于色，说话没遮拦……是一个典型的多血质、活泼型的人。这种性格的人本不很适合于当官搞政治，即使撞入官场，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而寇准正好就是缺乏这种天分，故而在处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这几个方面，都留下了诸多败笔。于是，尽管他才干过人，政声良好(晚年时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的民谣)，在官场的实际遭遇却极不顺利。寇准参加工作四十三年，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司局级干部，无论在中央或者地方，工作表现一贯突出。寇准当县官时，赋税不需要下文催缴，只要在县衙门前张榜公布各乡镇负责人名单和应缴数目，到期绝无亏欠；当州官时，还有过“空狱”的记载(“空狱”——“必也无讼乎”是儒家政治的极高境界)。虽然能干，寇准却是那种会办事而不会掌权的人，三十三岁当副宰相，此后三度拜相，可三次合起来还不足五年时间，最后的那一次，靠违心地牺牲原则上了台，结果也只干了一年，可结局却极为凶险，虽然留下了性命，最终却死在了流放地。其时，初步平反通知书已经发出，可他没来得及看到。

寇准十九岁中进士，少年得意。有人劝他说，太宗皇帝喜欢老成持重、阅历丰富的人，要他虚报几岁年龄，他说：我还才起步，怎么能弄虚作假？于是，他被放到基层去锻炼，在湖北巴东、河北成安当知县，有了政绩和名声，提到郓州当通判(副地市级)，不久又调中央，任三司(管财贸、经济的总衙门)的度支推官、盐铁判官等，因为参加一次建言献策的朝会(会诏百官言事)。作了精彩发言，受到皇帝的赏识和器重，拔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诠(前二者是官与衔，后者是职)。虽然也只相当正局级待遇，可是位处要害，要算是朝中重臣了。此时他刚满三十岁。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宋太宗对寇准很欣赏，听了朝会上的发言以后，问左右该给个什么官，吏部说可用为开封府推官，太宗当时就发脾气了，说，怎么能让寇准当那种官呢？看到皇上的表情，有人赶快建议安排为枢密院直学士，太宗想了好一会儿说，就先让他当这个官吧！不久，寇准揭发了一起司法不公的案件，牵涉到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高级官员，参知政事王沔等受到皇帝责罚。寇准虽然为此得罪了人，但却使太宗下决心对他进一步重用，很快就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同知院事。一下子就跨到了副总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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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将拜占廷帝国打得落花流水，占领了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区域。教皇想借此机会恢复教廷统一的权威，竭力串联欧洲各国君主组织十字军东征收复圣地。那时西欧诸国的封建国家形态建立不久，国王没有权威，领主互相征伐，而跋扈且蛮横的领主和没有继承权的骑士们倒是希望乘此机会到东方去抢劫财物。因此，根本不能形成一支统一的队伍。好不容易第一次东征出发了，结果大军还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就作鸟兽散。总之，这时的欧洲，无论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十分落后和混乱的状态。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实现了高度的进步、稳定和繁荣。民生的庶足且不说，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已被许多学者公认为封建社会的顶峰，尤其无与伦比的是在政治形态方面所独具的严谨而高效的文官制度。

北宋是公元960年开国的，到宋真宗即位的998年，这四十年的时间属于打基础的阶段。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优待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文官制度建设的政策一脉相承，到了真宗时期，成效已经彰显。此后的一百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高度繁荣的文化和规范的极具效力的文官政治，涌现了一大批才智卓异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大多出自“寒门”，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贡献突出——11世纪的百年间，历史的天空被他们点缀得何其绚烂！这百年间，中国出色的政治家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寇准、王旦、晏殊、吕夷简、富弼、韩琦、文彦博、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称得上名垂青史。

许多爱国情绪高涨的人，谈及我泱泱大国的悠久历史，总是有些不大愿意提起宋朝，仿佛那是一个让后人难以唤起自豪感的时代。确实，如果自豪感完全来自于诸如班超两入中亚、郑和七下西洋，甚至包括跟在拔都元帅后面横扫东欧这一类的宏大叙事，则赵宋一朝自然引不出什么合格的话题，因而只会遭遇到有意或无意的回避。

然而，这却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只要站在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民族历史逐段进行纵向的对比，就不难发现，单纯地从生存状态来衡量，北宋其实是最值得珍视和留恋的时代。这种比较因为涉及的方面太多，不可能十分具体细致，然而即使从前入粗线条的表述来分析，对这一百年的上述结论至少有以下诸点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撑。

国家的安定。这一百年没有让百姓流离失所的战乱。赵宋的统一战争都是在10世纪后期进行的，真宗即位以后和辽国的澶渊之战、仁宗时对西夏赵元昊和广西侬智高的战争，基本都在边境地区，而且规模不大，没有造成对全国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内部也再没有出现一百多年前那种可怕的军阀和流寇之间的混战。这种和平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本就十分稀有，更何况处在唐末五代和金人南下这两个悲惨的战乱时代之间，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安定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的开明。赵匡胤建国后，一直遵循保护和扶持知识分子的政治路线。在规范化的科举制度下，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高素质的文官队伍和它的代谢机制，从而构建了可延续的比较高效率的文官政府。由于言官的作用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政府的事权就较为明确，作风比较清廉。北宋的“党争”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消极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它并没有造成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后果，却带来了某些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必须检束自己的言行，以免为对立方提供进攻的口实。言官们表现活跃与否是衡量政治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赵匡胤交代了不许杀上书言事者，包括大臣和一般士人，后面的几任皇帝都没有突破这条戒律。能维持这一底线，宽松的政治环境就有希望了，不仅朝廷内部会形成敢言的政治风气，公共舆论也会得到充分的发育。

经济的繁荣。经过10世纪后四十年国家基础的夯实，结束了长期动乱的社会进入了周期性的快速发展通道。随着领主制经济在唐末的崩溃，中小地主阶级迅速成长，南方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垦殖和开发，手工业和商业也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跨入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一个依托于贸易物流、金融信贷、商旅饮食等服务产业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其生活质量相较北宋开封人也有一定差距。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见一斑：长安人没有夜生活，每个坊区都设有栅门，入夜就上锁，而开封饮食消费场所的服务通宵达旦、昼夜衔接。

文化的发达。由于科举制度的规范化，刺激了寒门士子通过文化检测跻身上层的欲望和追求。教育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推动，知识分子数量成倍数地增长。基数大，其中产生杰出人物的概率也就大，各个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极富创造力的大师。这点在文学和绘画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陈寅恪先生说北宋达到中国文化的巅峰时期确系不刊之论。

上述各点和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有密切关系，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首推政治的开明。北宋的几位皇帝——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概而言之，都很平庸。因为平庸，所以也不残暴。此外，还有三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政治上都堪称明智。帝国专制体制下，除了前秦的苻生、后赵的石虎那一类变态魔王，还有许多所谓明君英主，但其中也少有不残暴者，暴虐的程度虽有区别，但无不依赖杀戮手段来控制臣下，维持统治。因而，他们很难充分调动文官们的积极性，也很难让文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高效率的文官运作体制也就无从谈起。这方面，北宋的几代帝、后的表现尽管平庸，但在仁政上，却称得上可圈可点。

大批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为文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11世纪涌现的杰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世纪。这些人才的综合努力，使北宋文官制度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亮点，对后世起到了重要的楷模作用。在文官制度的逐步健全中，君臣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当然这只是对比其他时代而言。皇权专制制度反人性的本质所带来的缺陷，终究不是文官们所能完全克服的。但从有效的文官制度和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百姓。

怎样来选定北宋文官的代表性人物呢？这个问题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我通过十一篇文字介绍了十四位主要人物，恰当与否？静候公议。原来还打算写狄青和包拯二位，最终放弃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真实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如在古典小说和民间传奇中那么大，写出来或许会贬损他们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包拯，一千年来，百姓对他的名字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和情感，怎么能让还原的真实去干扰人们追求公正的好梦。这群人里，有几位大文学家，我没有太多涉及他们的文学活动，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们是作为文官制度的代表人物被审视的，反映出来的当然主要是他们的政治表现。

这十几位人物，知名度都很高。各种媒体上都不难找到对他们或简或繁的介绍。因此，如果只是为了提供一些常见的史料和犹如教科书一类的评价，则此书的写作就显得没有必要了。我从事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也有些时日了，一直努力坚持一条，即对人和事，没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不能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启发，就不要动笔。

我努力做到在这本书里不出现所谓“硬伤”，但就此作出绝对的保证是很不容易的。如有认真的读者能给我指出一二，我将非常感激。

雷池月

2008年12月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国学大师 陈寅恪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著名学者 邓广铭

如果想做官，劝你最好做宋朝的文官。好处多，一是“犯了错误”不打屁股，保有脸面；二是“上书言事”逆了龙鳞，不砍脑壳；三呢，嘿嘿，不瞒你说，俸钱还最可观。你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心特别善？非也。只因这兵痞皇帝的江山不是血盆里捞来，而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套取来的，就不免“外惧清议，内愧神明”，所以总想扮演三分慈眉善目，而标异于秦汉魏晋隋唐历朝的开国皇帝，更不用说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了。回想在下服劳役时，曾偷读不少宋人笔记。十分羡慕那时的文人处境。今又遥闻雷池月兄说宋朝的文官故事，益发添了鄙人的羡慕。

——著名诗人 流沙河

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说是历史，是言必有据，不像当今众多对史事的戏说；说不全是历史，是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历史是一种延绵，但在这本书里，大可以古今通读。

——著名学者 林贤治

雷池月先生是文化界知名学者，这些年来潜心于文化研究和历史随笔写作，卓有成就，颇有影响。他的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锐，文笔犀利，别具一格，融可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悦人耳目，非当下媚俗欺世之伪学者可比，弥足珍贵。

——著名学者 余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