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作者的故事片剧本《萨特，激情的年代》改编而成，它串联起了萨特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经历。本书并不流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追溯和铺陈，作者依据与萨特多年接触的经验，以及对萨特身边人的拜访，加入了许多关于萨特的轶事趣闻和调侃打趣。在一种类似于小说的叙事中追溯何谓存在主义，何谓按照存在主义原则生存重塑了一位生活中的萨特，同波伏瓦、同《现代》杂志社关系中的萨特，以及爱情生活中的萨特。

1960年代承载着法国一整代人的激情和梦想：那时，作为精神领袖的萨特正值巅峰时期，他和波伏瓦的情侣关系成为许多年轻人模仿的对象。本书根据作者的故事片剧本《萨特，激情的年代》改编而成，它串联起了萨特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经历。

1960年，萨特与120位持不同政见者宣誓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服从国内政府的专制。由于戴高乐说过“我们是不会逮捕伏尔泰的”，萨特公开挑战政府并没有遭到警察逮捕，但却遭到右翼的威胁。6000多名老兵在游行时呼喊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枪毙萨特”的口号，更有人向萨特的住处扔了一颗炸弹，将他与母亲住了16年的公寓炸毁。尽管如此，萨特仍以其存在主义的人世精神参与各种斗争：他和波伏瓦先后访问了苏联、古巴和中国。1964年，他更是拒绝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表明“知识分子不接受官方荣誉”的立场。

然而，本书并不流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追溯和铺陈，作者依据与萨特多年接触的经验，以及对萨特身边人的拜访，加入了许多关于萨特的轶事趣闻和调侃打趣。在一种类似于小说的叙事中追溯何谓存在主义，何谓按照存在主义原则生存重塑了一位生活中的萨特，同波伏瓦、同《现代》杂志社关系中的萨特，以及爱情生活中的萨特。

一 “你们去打一场龌龊的战争”

二 “卡斯道，你是个可怕的亲切女人”

三 与学生的情人

四 革命的暴力，你要无可奈何地接受

五 “他不拥有古巴，他就是古巴”

六 大难不死

七 莫斯科只有她

八 戴上桂冠，作品死亡

后记

何谓萨特追随者

何谓瑞士的萨特追随者

巴黎天气宜人。波拿巴特咖啡馆的露天座上，一些年轻人或是无忧无虑或是神情凝重，翻阅着报纸，谈论着政局。《法兰西晚报》、《战斗报》、《震旦报》、《解放报》、《世界报》、《人道报》，紧紧围绕着戴高乐重返政坛、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即将来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全民公决。

咖啡馆旁，一位身穿略有点袒胸的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姑娘招来了人们注视的目光。她身上有某种娜塔丽·伍德和安娜·玛丽娅·皮朗吉利的味道，就是那种不管什么男人都会一见钟情的女人。她正在浏览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不时地朝波拿巴特街那边溜一眼，像是在等什么人。

一位大学生起身向她致意：

“请原谅，小姐，巴黎市政府供我每日3杯威士忌，要我找出圣·日耳曼草地最美的姑娘。正是您！”

年轻姑娘爽朗地笑起来，笑声中并无嘲弄之意。

一溜汽车缓缓地驶过，喇叭响起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5个音符！男女青年脑袋伸出窗口，一边喊道：“戴高乐万岁！”一边挥着三色旗和克尔特十字架。

露天咖啡座上，十来个年轻人高呼道：

“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打倒戴高乐！”

“法西斯行不通！”

车辆突然刹住，车上的人下来直扑反戴派。反戴派用椅子作武器自卫。店主、服务员还有两名维持交通的警察拼命把双方分隔开。呼喊声此起彼伏，交杂在一起：

“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的同党！”“阿尔及利亚要和平！”“反对！反对！反对！”“支持戴高乐！”“戴高乐滚进博物馆去！”

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子呼喊着：“阿尔及利亚要和平！”也许为讨好这位女子，那个献殷勤的大学生参加到了争斗之中去，打闹不久就停止了，广场上拳脚让位给了辱骂。汽车又纷纷离去。大学生朝那年轻姑娘走来。

此时，一位年轻人来了，手上拿着一个陈旧的公事包。他有十八九岁的模样，喜气洋洋，一头漂亮的黑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深色的鸡爪状花样的呢上衣，戴着一条廉价领带。那争斗的现场让他深感惊讶，他径直朝那姑娘走去，把她抱在怀里，看到她同另一个男的在一起有点意外。

年轻姑娘向那位眼泡肿起的献殷勤的人说：

“行了吧？”

“我想死了算了，既然您不要我了”，那位大学生夸张地说。

“您怎么称呼？”

“卡拉”。

“卡拉，我不会忘记您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名字。”

拿公文包的年轻人挽着卡拉的腰，走开了。桌上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中响起了戴高乐将军的声音，号召人们投票赞成全民公决。

卡拉温情地拥抱着他的男友。

“弗雷德利克，你的萨特如何？”

“这人绝对是出众的！”

她笑了笑。

卡拉驾驶着一辆小菲亚特，动作敏捷。弗雷德利克抚摸着她的大腿。他搂着她。他们车后，有一辆车按喇叭。卡拉高兴地笑起来。

小菲亚特在索邦大学门前停下来。弗雷德利克走出车，探身向敞开的车窗又一次拥抱了卡拉。

“我要错过雷蒙·阿隆的课了”，他说，“再见卡拉！”

他又一次拥抱了卡拉，然后快步走进古老的索邦大学的门厅，公文包夹在手臂下，穿过几乎空无一人的院子，从维克多·雨果的塑像慈仁的目光下走过。  弗雷德利克从漏斗状的阶梯教室的上面走进去：座位不够用，一些学生坐在台阶上记笔记，还有人站着听课。课已开始了。

有几个学生脸带疑问的表情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弗雷德利克。他费了不少劲来到长条凳一端他朋友为他占的位置，这时，他瞥见一双好奇的眼睛在问：怎么样了？一位姑娘边记笔记，一边低声在唤他：

“你确实见到他了？”

弗雷德利克微笑一下，用拇指示意“是的”。他的朋友们沿着坐得满满的课堂椅子在转告着这消息。只听到人们低声耳语：“他见到他了！”逐渐，阶梯教室的上方响起嗡嗡嘈杂声，教室下方，响彻着一位头顶秃发，神情极其聪明的小个子教授的低沉而优美的嗓音。此人便是雷蒙·阿隆：

“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的革命神话”他提高嗓门说，“不言而喻地肯定着进步的观点。革命值得如此多的赞誉吗？这正是我们要思考的。咱们先来看一看，那些思考着革命的人，一般来说，并不是搞革命的人，而搞革命的人却很少能经历到革命的结局，若不说被流放或被监禁！革命谋杀革命者如同扼杀自由一般……”

情绪兴奋的弗雷德利克不时地同他的友人们耳语几句。

雷蒙·阿隆看到有人耳语有点恼火，他停顿下来，说：

“弗雷德利克·布歇先生，如果您喜欢评论我的看法，我给您让位。”

阶梯教室里一阵哄笑。

“请原谅，先生”，弗雷德利克有点茫然。索

过了一会儿，下课了，弗雷德利克走在阿隆身边。有几个学生注视这场面。

“您见着萨特了？”阿隆很有兴趣地问道。“他身体还好吗？”

“他真迷人，即使是他的缺陷……”

“千真万确。那时候，我们20岁，有他和尼藏，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讨论问题……萨特每天都提出一个新理论，我就设法把它驳得体无完肤。”

“您成功了吗？”

“一点不错，是的。可是，他依然继续创新……朋友们告诉我说他身体欠佳……”

“他看来是过度劳累，精神极度紧张。”

“他正在干什么？”P5-9

为什么写一部关于萨特的故事片？首先，应作出一个蒙田式的回答，以示友谊：因为这是他，因为这是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处在荣耀之巅，因为他与戴高乐和碧姬·芭铎一起是民族的骄傲之一，对于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而深陷耻辱中的国家来说，需要这种骄傲。我们写这部故事片是因为我们有此渴望并且梦想了很久。有一部纪录片，片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萨特，时年67岁仍然热情不减当年；但是，唯有像让·高那样出色的作品，才会给人以他对接近他的人产生的奇妙诱惑力的印象。唯有故事片才可能重塑这位生活中的萨特，同波伏瓦、同《现代》杂志社关系中的萨特，爱情生活中的萨特。

不言而喻，“各人有自己的萨特”，每个熟悉他的人都不承认旁人的萨特。后面我们会谈到在安排我们生活的各种思绪的构建中，他所起的作用。显然，正是他的文笔风格而不是他的政治倾向吸引了我们，就如人们谈到体育运动时一般。他的榜样促使我们追随他“充分使用自身”。他教我们去战斗——尽管是件稀奇的事——他自己却从未学会战斗。他给了我们胆量在大庭广众面前开口讲话。

他还阻挡战斗中的蠢行：我们从未信过从变形虫到阶级斗争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从未信过布哈林是一名托洛斯基一希特勒一日本的代理人；从未信过1956年布达佩斯法西斯分子曾试图推翻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从未信过犹太复国主义只是美帝国主义的前哨。他使我们避免了从极左派运动中看到世界革命的希望，他认为极左派只是共产主义的老年病。我们也许带着一种严肃的态度进入他的作品，但当我们从他的作品出来时——至少我希望如此——严肃精神已荡然无存。

这一切并未使我们幸免犯下一些严重失误：一种想入非非的对无产阶级观念的过多参照，这种观念源于过于简单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是，萨特告诉了我们阿隆也知晓的东西：同人类生活一样，历史是场悲剧；我们在《魔鬼和上帝》中，而不是在阿隆的论述中，更有趣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同萨特一起更确切地发现了这一点。

“宁可同萨特一起错而不愿同阿隆一起对”，这句话由于不断地重复惹人生气，但却是真实的。我们仍记得60年代年轻的阿隆追随者们，他们身穿小西装，领结扣得紧紧的，在他们微妙的分析中绕着弯却又无所事事。他们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却从不积极参加斗争，晚上反对戴高乐可早上起来又支持他，这些人对姑娘垂涎三尺却不敢碰碰她们的手，令人垂头丧气。他们无过错，是的，但他们不接受支配。这些无损于知识分子的价值，无损于雷蒙·阿隆的时显时隐的明晰。但是，来自瑞士和萨瓦亚的外地人，我们更喜欢生活在萨特和波伏瓦的巴黎，并像他们那样追逐自由的情调。

因而，当影片《布鲁姆》、《曼代勒》、《饶勒斯》的制片人雅克·凯斯内向我们提议同他一起写一部关于萨特的伟大年代的影片时，我们并未寻思：阿尔及利亚战争，我们的青年一代，古巴，当时的希望，赫鲁晓夫时代，幻想非斯大林化，拒绝诺贝尔奖，在激情中的一切。我们确信，虚构是触及历史的最佳手段。当然，我们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从萨特闪烁着光芒的序言中，从他的剧作、文章，甚至从他的长篇小说，他的通讯中以及从让·高到丽莉安纳·西热尔，从弗朗索瓦兹·萨冈到弗朗索瓦·乔治一莫加洛纳，从克洛德·朗兹曼到弗朗西·让松的讲述和描绘中汲取了灵感……自60年代以来，我们所拜访的他身边的人，给我们讲了许多的轶事趣闻，调侃打趣。可是，首先我们是以自身在同萨特的接触中的情况，以四十来年的自身思考为基础的。

我们并未作过分的想象。当然，我们浓缩了某些场合，并且根据故事情节的要求压缩了人物数目。弗雷德利克一卡拉这一对年轻人是我们虚构出来的，尽管弗雷德利克同我们中的某个人有着一些共同之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一对摆脱了神话的英雄侣伴面前，树立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愿意按照得意洋洋的存在主义法则来生活，并且去冒萨特鉴于他的声望而并不受其影响的政治风险。研究那段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当他们看到我们把萨特在波拿巴特街的寓所两次挨炸融为一次，看到我们把拉丁区的标志性人物马塞丽纳·洛利旦由一位在萨特和F．让松重逢中的虚构人物取代，看到把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推迟了一年，看到把萨特和波伏瓦同菲德尔·卡斯特罗见面的翻译朱安·阿尔高沙搬上舞台(当时，正是由于他的缺席而引起少校勃然大怒)时，也许会嗤之以鼻。与之相反，萨特同丽娜·佐尼纳的爱恋关系都与萨特和丽娜·佐尼纳本人对我们中的一人讲的故事完全相符。

刚读完的这本书脱离开了原电影剧本的情节及由克洛德·高雷达拍摄的那个版本。我们又在本书中加进了一些场景的对白和变动，这些对白和变动通过导演一起加工，出现在戴尼·波达利代斯和安娜·阿尔法洛的创造性表演中。

我们认识并且会见了这个故事中的所有真实人物，包括E．卡冈——那位1961年10月17日屠杀场面的见证人、勇敢的摄影者，还有乔治·阿尔诺，在法庭开庭的次日见到了他，到目前为止，只有费·卡斯特罗和他身边的人未见到。至于我们通过萨特这个人物说出的对话，即使往往取材于我们同他的谈话，他的一些最妙的对答还是归功于他的文章。从中，可看到远不是一些借用，而是一种敬意，它使我们不必再来模仿或是恣意发挥了。

这一切但愿不是太严肃了：我们希望像那些年代中那样再次开心作乐。

米歇尔-安托瓦纳·布尼耶

米歇尔·孔达

当然，这一切并不那么重要：世界完全可以没有文学而生存。但是，世界更可以没有人而生存。

——让·保尔·萨特《何谓文学？》

倘若我们能使一些人或许多人承受自己的自由，不把自由作廉价交换，那么我们将是幸福之至，因为自由不只是他们的东西、他们的秘密、他们的乐趣、他们的拯救，自由关系着其他所有的人。

——M·梅洛-庞蒂《辩证法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