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肩行李下太行，一肩行李上太行，一幅激情岁月染红的画面，一曲战火中飞扬的青春之歌，一段中国新闻史上艰苦创业的奋进历程。

奋斗，一往无前；挚爱，刻骨铭心。真实、生动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史全景画图。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叙述的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两大前身之一的历史。

本书描写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从1946年5月15日创刊，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办报历程。作者通过第一手资料，刻画了一群经历了抗日战争烽火考验的新闻战士。他们在冀南古城邯郸会聚创刊，在太行山麓的武安河西村扎根发展，迎着战争硝烟北上与晋察冀的战友会合，创办新的华北《人民日报》。

序言一 记载一代人的理想和光荣

序言二 为青春岁月而骄傲

1.中央局要办机关报

2.坚如磐石的张磐石

3.百炼钢成化指柔

4.“三八式”下了太行山

5.创刊的日子和创刊号

6.抢占“黄河归故”报道的上风

7.千里跋涉朝北斗

8.邯郸办报一月半

9.转移到南文章村

10.投向革命的怀抱

11.秋色灿烂河西村

12.初创时期的永兴印刷局

13.土改宣传波澜起伏

14.战火中升起电波双星

15.新来的总编辑吴敏

16.播撒在太行山麓的爱情

17.组建陕北接替电台和临时新华总社

18.创刊一周年的喜悦

19.小山村中的思想洗礼

20.红十字上跳跃的青春

21.有朋远自万里来

22.十里店土改工作队

23.余音不绝的土改实践

24.“两地书”折射编辑部生活

25.再见了，亲爱的河西村

附录一 几点经验与认识

附录二 本书参考文献

后记 踏在前辈的足迹上

本书体例

鸣谢名单

地图和示意图目录

 解放战争开始时态势图

 晋冀鲁豫边区地理示意图

 黄河归故示意图

 武安地理位置示意图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两进两出武安示意图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武安分布示意图(前期)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武安分布示意图(后期)

1．中央局要办机关报

1946年春意渐浓时分，巍巍太行山浑黄色的伟岸身躯上，涌淌着溪流的沟壑已经被春风染绿了。

从充满了生机的太行山麓蜿蜒路上，走来一彪整齐的队伍，一色的军装，一色的绑腿，将悠远雄壮的歌声甩给身后起伏的山岭：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

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领头的一位年纪最大，看起来也就40岁出头，他叫张磐石。他们要赶往华北大平原上的邯郸，在那里创办一张新的报纸——《人民日报》。这个任务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亲自下达的，它同样是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心愿，是“刘邓”首长共同的决定。

此话从头说起，要推溯到将近一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区党委和军区。中央局委员22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芝、杨得志、苏振华。中央局常委8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由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王从吾为组织部长(不久调冀南，由李雪峰接任)、张际春任宣传部长(张随刘邓大军南下后由廖承志接任)。

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委。原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乘飞机从延安返回太行区，直接指挥部队，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实施了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了3．1万人，对进攻太行解放区的阎锡山部3．8万人实施阻击、分割和包围，结果歼敌3．5万人，取得了战役全胜。

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从分散游击战向集中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战役，此役胜后，晋冀鲁豫边区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当时面积最大的解放区。

上党战役结束后，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当时下辖4个纵队(相当于军)；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杨秀峰任主席，戎子和(戎伍胜)任副主席。

10月4日，八路军冀南部队解放邯郸——这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城市，而且直到新中国成立，邯郸再也没有易手。

10月23日至11月2日，刘、邓指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了邯郸战役。是役歼灭敌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五所率两个军，引导高树勋将军率领1万多人起义。晋冀鲁豫边区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到1946年1月13日午夜国共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停火之时，晋冀鲁豫边区已建立了200个县(市)政权，区域内人口3000余万，作战部队发展到31万人。要指导这样一个大区的全面工作，原来的边区分局党委(如太行分局党委)机关报显然无力承担，需要创办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这个决心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局常委刘伯承等共同确定的。

创办中央局机关报的设想在攻克邯郸之后就逐渐明晰起来。当时《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安岗带领负责电台收发工作的张连德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行动，对邯郸战役进行报道。安岗回忆说：“在紧张的战斗中，我经常听几位首长讲，打完了仗，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大片解放区，就要办报。要办报的思想，就是在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形成的。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同志曾讲：我们现在除了打仗还得打‘笔墨官司’。当时刘伯承同志每天都叫我去写消息，写好送他和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当时，刘伯承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电台。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多次和安岗讨论了今后出版报纸的问题。

1945年11月，成立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由安岗主持。这对于不久后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亦是未雨绸缪之举。P10-14

为青春岁月而骄傲读到钱江书稿中我熟悉的战友们的经历，我就想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革命战争中度过的，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是和《人民日报》联系在一起的。

我经历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办，而且看到了进人21世纪的《人民日报》。看到今天《人民日报》的宏大规模，我时常想起在战争岁月里为了胜利而牺牲的战友们。仅在1942年5月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我当时所在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就付出了包括总编辑何云在内的46人的牺牲。但是，我们的新闻队伍没有被打散。我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在烈士墓前宣誓，要继续战斗，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后来，正是以《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队伍为主体，根据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决定，创办了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当年，我跟随张磐石社长来到河北邯郸，参加了筹办工作。从此，我的一生都在《人民日报》度过。参加创办《人民日报》，是我青春的骄傲，也是我一生的骄傲。

人的一生有童年、少年、青年，有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人民日报》的发展也经历了艰苦的创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在创办《人民日报》的初期，我们的人手不多，大家都很年轻，从五湖四海走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做好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鼓舞人民的战斗意志，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不久，就因为战局紧张，报社随同中央局撤向武安，很快在武安县西部太行山麓的河西村落脚。那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办公点油灯，印报要靠手摇。但是，我们这支新闻队伍充满了乐观精神，团结友爱，真诚相待，一个心眼办报，使《人民日报》很快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解放区报纸，为日后发展成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奠定了基础。

如果做一个比较，我们这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比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太行山深处要好多了，不再一日数警、与敌人近在咫尺地周旋了。我们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办报工作逐渐正规化。那时大家都年轻，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在河西村，有好几对青年男女结婚，是我一手操办的，我真诚地祝福他们！我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河西村。

我经常想起河西村，想起淳朴的河西村乡亲，我的大孩子就是在那里降生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太行山的老乡用自己的小米和土屋哺育了自己的新闻队伍。

在研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历史的过程中，钱江收集到了百余张历史照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记得，创办之际的人民日报还没有照相机。我们撤到武安不久，有人送给张磐石一架相当不错的“蔡斯”照相机，张磐石转手就把它交给我保管，经我批准才能使用。在武安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相机使用得很少，主要原因是没有胶卷，那是要从敌占区购买的。另外拍了照片以后冲洗也很麻烦，特别是缺乏放大设备。这样一来，我们当年留下的照片就很少。因为少，这些保存至今的照片显得特别珍贵。现在把它们收集到一起，图文对照，更加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

出于自身经历，我对钱江通过多年努力完成的这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格外关心，多年前他开始收集资料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关注着，看着他点点滴滴积累史料，辨析虚实，寻找史料之间的联系。他的努力是可贵的。

往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人民日报》已经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但在当年，它的前身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是在武安县河西村这样的小村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晋察冀日报》，同样是在太行山中的小村庄发展起来的)。钱江的著作描绘了我们在邯郸、在河西村度过的激情岁月，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读一读历史的记录，让历史和现实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和互动。

多年以来，我就盼望着人民日报史著作的问世。我为钱江新著的出版而高兴。

2008年2月于北京

踏在前辈的足迹上

撰写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历史，是一次追溯《人民日报》新闻前辈足迹的长途跋涉。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前后约7年时间。同时，我撰写本书的姊妹卷——《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两卷书叙述一段前后相连的报史，它也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两部书的写作缘起于我在2001年夏天写成的上下集电视专题片《从西柏坡到北京——(人民日报)的创建》。这两集专题片于当年投入拍摄，2002年3月28日下午由中央电视台1频道播出。电视片播出大约一周后，意外地接到了从河北武安市青烟寺村传来的消息，说那里的乡亲看到了这个电视片，勾起了对当年人民日报故人的怀念，辗转邀请今天的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回“老家”看看，续续“亲情”。

在此之前，我已去过几次华北《人民日报》创刊地河北省平山县里庄村，但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常驻的河北省南端的武安河西村、青烟寺村只是略知其名。我马上向报社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徐如俊副总编辑兼秘书长报告此事。他非常重视，委托人事局琚平和局长和我择时前往，并代表他向那里的乡亲问好！

本来我们打算马上出发，谁知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席卷大江南北，首都北京成了重点设防区，人员基本上停止流动，我们即全力投入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了。

“非典”疫情被击退后，6月21日，琚平和局长和我，还有年轻记者禹伟良，一起来到了武安，一方面看望青烟寺和河西村的乡亲们，同时考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旧址。乡亲们在村里拉起了横幅“老区人民怀念新闻老兵”。“新闻老兵”是指我的前辈们，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有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大部分报纸，是在这里编辑和印刷的。

我们看望了曾在战争岁月里和人民日报的前辈一起生活过的老人，他们对当年情景有深刻的印象，一路走着，一路说了许多完整但是彼此并不连贯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些故事是新鲜的、闻所未闻的。我知道，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必须及时记录，否则会消失在时间的海洋里，变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青烟寺村和农家长辈们举行座谈，聆听他们对半个世纪前往事的回忆，还有延续至今半个多世纪的怀念。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当年报社前辈所居的河西村已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摆脱了贫困，村民们温饱有余，努力创造着新生活。我们走后，河西村党支部、村委会即组织力量，很快撰写出《人民日报在河西》一稿万余字，作为河西村村史的一个篇章寄给我，征求意见。

我将这一文稿打印后分送曾在河西村生活过的前辈们，听取他们的意见。

各种反馈意见很快收集拢来。前辈们为当年“老家人’的乡情感动，为他们对历史的珍视感动，同时认为，作为亲身经历了河西村岁月的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更有责任为整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史做出贡献。特别是前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老前辈，读了《人民日报在河西》村史稿后，致信报社领导，希望加紧撰著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史，他本人将尽力支持。

李庄老前辈的信，促使我下决心完成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史的全程撰述。而在此前，我对这段报史的研究还是专题性的，彼此不能连贯。

我的有利条件在于，不少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老前辈还健在，时常走在路上迎面相逢。我列出名单，一个接一个采访，日积月累，在逐渐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仔细梳理。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

我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战争环境中出版发行，社址多次转移，至今没有发现有档案留存，我两次到中央档案馆查询都无功而返。没有档案材料，许多情况只能依靠当事者的回忆互相印证。另外，我的写作起步较晚，有相当一部分老前辈已先后辞世，有的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也有的言谈已经困难。这种缺失是明显的，有许多已经无法弥补。我要向所有本该采访、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访问、未能较详细记录其经历的前辈表示深深的歉疚！这种情况还使我真切地感到，要加紧记录和整理这段历史，因为记忆很陕就会消失。

上述原因使我获得的材料时丰时疏，且不容易连贯。同时，我毕竟有许多工作要做，本书的写作经常出现较长时间停顿。这使得叙述在衔接上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容易出现重复，需要通过反复阅读来修订和弥补。

我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告诉读者，作为华北《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发展历程是怎么一回事？哪些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组成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队伍？他们来自哪里？各自经过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后怎样集合成一支整齐的队伍前往河北平山县里庄？

在收集史料和撰写这两部书的进程中，我是有所侧重的。前一部书《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偏重于叙述人物经历，说明什么样的人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创建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纸版面已经定格在历史留存中了，我有意更多地叙述版面后面的故事，介绍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叙述他们的身世和情感。我在设定的题目下与时间赛跑，尽可能当面访问健在的新闻前辈，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历，互相印证，梳理考证，然后连缀成一幅完整而系统的历史画面。

在1946年5月15日创刊，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随后于1948年6月15日创刊的华北《人民日报》有着水乳交融的传承关系。前者全部融入了后者，而且融入于1949年8月1日升格的完全意义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要了解这段历史，自然需要了解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创办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这3个同一个名字的《人民日报》，在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承担不同历史使命的，但又有着共同的追求，那就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主要办报人员，大都有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的经历，特别是报社主要领导人张磐石、袁勃、安岗，以及郭渭、王友唐、张连德、安文一等人，都是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成长起来的。我希望关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报史著作早日问世，这将使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历史得到更加清晰的诠释。

亲身参加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历程的老前辈，凡得知我在从事这段报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无不表示支持，无不尽自己回忆所及，回答我的所有提问，有多位前辈为此留下了长篇口述资料。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如果读者认为这部书是有价值的，想来主要就是指这些宝贵的口述回忆。  在本书撰著过程中，萧风、程庆丰、李庄、于明、张桂云等前辈曾与我交谈，回忆自己的经历。他们在本书成书之前先后辞世，使我分明听到了岁月长河奔流而去的涛声。所幸者，我在他们生前完成了采访。而这部书的最后完成，也是对李庄等前辈的纪念和告慰。

在今天的人民日报院内，在工作岗位上的和已经离退休的许多前辈、同事、朋友们，凡得知我在进行早期报史的撰著，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不久前退休的报社人事局琚平和局长，最早知道我在做这项工作。他对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自始至终，使我深受感动。他主动提供所掌握的线索，还和我就一些专题多次讨论，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是对我的极大激励。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磐石是重要历史人物，谈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就不能不介绍和论述这位创建者。我要特别感谢张志钢先生，他提供了关于父亲张磐石的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帮助是关键性的！

我要在这里感谢加拿大籍学者伊莎白·柯鲁克教授，还有她的儿子马凯教授和柯鲁先生，他们向我提供的历史著作和有关回忆，形成了本书中的重要两章。

年届九旬的伊莎白·柯鲁克教授和她的家人，向我提供的有关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历史照片最多。这些照片都是大卫·柯鲁克教授在1947—1948年拍摄的，其中关于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的照片极为珍贵，使人们得以直观地看到当年情景。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是永存的。

当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前辈程庆丰、张桂云提供的照片较多，这些照片是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丰富人生中精心保存下来的。我向他们表示深深感谢！

程庆丰老前辈在辞世前将自己保存的全部战争年代的照片交给我，嘱咐我让这些照片印证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历史。现在，我努力这样做了。

王晶尧老前辈在战争岁月里从武安河西村人民日报编辑部来到涉县西戌村“临时新华总社”工作，他和仍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的妻子——卞仲耘书信往来，相互鼓舞，他们的“两地书”印证了报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年逾八旬的王晶尧老前辈向我提供了他保存下来的这部分家书，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谢！

何燕凌和宋诤老师是健在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老前辈，他们的回忆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他们还热情地帮助我联系采访，一遍又_遍地辨认历史照片上的人物，增强了这些照片说明的准确性，在此深表谢意！

河北武安市河西村的乡亲，当年以自家的房屋、自产的小米养育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新闻老兵。时隔半个世纪后，又是他们首先完成了对这段报史的专题文章。当年的报社旧居，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绝大部分还完好地保存着。河西村的乡亲在谈到《人民日报》的时候如数家珍。今天，人民日报人回溯历史的时候，永远也不会忘记河西村、青烟寺村的乡亲们。

我中学时的老师—_后任上海电视大学嘉定分校副校长的谢步罡先生，在我的故乡以文史学功底扎实深厚、治学严谨细密而闻名。他通读了全部书稿，不但订正词句，对全书结构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由他来审阅全书，使我沉浸在难以言喻的愉快中。我们的师生友谊历经40年岁月的陶冶，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感谢的话是说不完的。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叙述的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两大前身之一的历史。此前已有《晋察冀日报》史学会编著的《晋察冀日报史》出版。两部书各表一枝。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完成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的续篇——《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主要描写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从创刊到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年多发展历程。我真诚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我知道，这两部书存在着不足，只要有可能，我愿意根据史实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

钱江

2007年8月8日初稿于北戴河

2008年2月8日修改于北京

2008年5月2日再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