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历史小说家，品清朝之巨笔。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本书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勾辑了爱新觉罗的祖先及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等清朝历代皇帝的相关史实。据高阳的论点，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

本书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勾辑了爱新觉罗的祖先及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等清朝历代皇帝的相关史实。据高阳的论点，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须重新评价。

高阳批览清史，将皇帝、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等一一道来，兴废得失，尽显清代大历史。结合历代王朝，高阳指出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及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必开一代之胜运，否则就会出现危机；三是王朝亦如自然人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作育人材，培养了生机，就会出现中兴之局。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

第二章　爱新觉罗的祖先

第三章　太祖、太宗

第四章　世祖

第五章　圣祖

第六章　世宗

第七章　高宗

第八章　仁宗

第九章　宣宗

第十章　文宗

第十一章　穆宗

第十二章　德宗

后记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提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颐”，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勖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人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悖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诉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诉。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社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人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人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人京 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蛙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坤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硅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经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禊“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禊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P3-8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杪

《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敦)，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瞿鸿褴、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

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因，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已无可救药。

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

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著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祯，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

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唯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才华之士”著书讲学，于是至咸丰一朝，人才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对立的派系，不论恭王还是肃顺，皆知重用知识分子，故能戡平大乱，成短暂的同光中兴之治。

至光绪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枢，朝局陡变，此后的政治情势渐趋复杂。就整个爱新觉罗而言，光绪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识分子两大中心势力的排宕结合，以知识分子为主，结合八旗势力，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其次以八旗为主，而知识分子尚有相当发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绪甲申，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逐渐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此即八旗势力转化为贵族、外戚两种势力。假知识分子，亦即徐桐、崇绮一派，昧于外势，实际上可说无知无识的顽固守旧派，为慈禧所扶植，以钳制真正知识分子；而李鸿章渐有藩镇模样；李莲英勾结内务府揽权，则宦寺介入政事。

此种种恶势力集结于一女主之下，国事遂不可问。犹幸真正知识分子尚能柄政，故虽国脉如丝，尚存一线之望。迨瞿鸿裰罢归，一线之望亦已斩绝，当时的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是：

一、外戚：军机大臣醇王载澧，度支部尚书载泽(此两人虽为贵族，但以外戚身份始得进用。载澧为慈禧姨表侄；载泽为慈禧内侄婿，亦即德宗的连襟)。  二、贵族：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奕勖，民政部尚书善耆，农工商部尚书溥庭。

三、藩镇：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宦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务府大臣应视之为宦寺系统)。

至于张之洞、鹿传霖之在军机，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不能与瞿鸿裰相提并论。如瞿鸿褛仍旧在位，则奕勖必去，袁世凯不得入枢，载泽亦无掌度支的机会，爱新觉罗皇朝之亡，必不致如是之速。

张之洞是汉人知识分子中，效忠爱新觉罗皇朝最后一人。他亦早看出来清祚将移，而以亡国孤臣自命，曾赋诗云：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落日到虞渊。

此诗当作于庚子乱后，“南人不相”指翁同稣；次句用天津桥闻杜鹃故事，谓早知用翁同稣，天下将大乱。“李虞文陆’’指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虞渊”乃日没之处。张之洞以李虞文陆自况，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而“生为大清之臣，死作大清之鬼”的忠贞似乎亦情见乎词。但最后竟成了“自作多情”；病亟时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云：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张秉铎作《张之洞评传》，引此传并加按语云：

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时之洞已入

军机，兼管学部，见监国如此，乃面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

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

听，之洞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之洞感愤成疾，遂以不

起，此诗即为是而作。

总而言之，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需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