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阳春三月，杭州西湖烟柳笼堤，青莲映水。临近正午，一艘画舫自湖心驶来，系缆钱塘门外。船上走下几位身着元朝官服的中年男子，走进一家临湖的酒楼。二三友好游湖之后，喝一顿春酒，本是踏青乐事。不消片刻，随行衙役已为他们安排好珍馐玉馔、琴师歌女。
古代官员，多半是文人出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看家本领。官场酬酢，这些技艺无不派上用场。酒过三巡，听了两曲丝竹姣音，官员们技痒，一番推让，一位清瘦的官员起身离席，踱到临窗的书案，提起羊毫，对着轩外浮在湖水湖烟中的潋滟晴光，以及金菌山上隐于葱茏绿树中的菌阁，写了一首《春兴》：
柳暖花融草满汀，日酣烟淡麦青青。
枝间好鸟鸣求友，水底寒鱼陟负萍。
异县光阴空荏苒。故乡蛇豕尚膻腥。
感时对景情何极，悼往悲来总涕零。
当纸上落下最后一个字，围观的同僚无不蹙眉：面对满眼的良辰美景，不说心旷神怡，总不至于涕泪生悲吧？何况还有“故乡蛇豕”一类的话，听了让人觉得与时下的太平光景极不相称。但还来不及指责，但见湖上风浪骤起，一团铅灰色的云自西北方向涌出，阳光忽被蚀去。一会儿，铅云移至湖心，盘桓少许，复又散去，天空仍清碧如洗。
“好一朵异云哪！”有人赞叹。
“不是异云，是庆云。”有人纠正。
其实，庆云与异云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庆云更接近瑞兆。于是，座中官员纷纷以庆云为题，分韵赋诗，赞颂庆云的出现，是象征政治清明、物阜民丰的吉祥之象。一片喧闹中，独独那位首赋《春兴》的官员独坐饮酒。于是，一位同侪问他：“仁兄，你方才写诗发了不少牢骚。为何庆云出现，你反倒不置一词呢？”
那位官员一仰脖子浮了一大白之后，慢吞吞地回答：“方才那一朵云不是庆云，吞了日头，怎么会是祥瑞呢？”
“那是什么？”同侪问。
清瘦官员答：“这不是庆云，是天子气。这股气起自金陵，10年后那里会诞生新的英主。我命中注定，要辅佐他再造乾坤。”
一言既出，满座皆凉。斯时，元朝政局稳定，虽然有一些隐伏的危机，但表面上还是一派升平气象。这种公开宣称即将就要改朝换代的言论，若放在清朝，不但说话的人脑袋要被卸下，恐怕他的九族也会受到株连。元朝的统治者禁锢不算苛严，但对于拿着朝廷俸禄的地方官员，听到如此明确的讪谤朝廷的言论，还是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哪里还敢坐下来饮酒吟诗，当下纷纷找了理由，溜之大吉了。
那位口出狂言的官员，兀自坐在那里，痛痛快快地豪饮一番。几分醉意之后，还拉着花容失色的歌女，用浓厚的浙东口音，咿咿呀呀地唱起《山坡羊》来。
这位官员名叫刘基，时年39岁，所任官职是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
稍通明史的人，对刘基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封赏的开国功臣有数十位，刘基列名其中。受封分为公、侯、伯三级，刘基不能位列公侯，仅受封为诚意伯。如此说来，他的功劳不算太大。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只评两个功劳最大的开国功臣，那么则只有徐达与刘基两人有资格当选。
刘基，字伯温。在民间，刘伯温的名气远远大过刘基。他是浙江青田县九都南田武阳村人。现在，他的故乡划到了文成县，归温州市管辖。中国有句老话，叫“宁为太平犬，勿作乱世人”。说到乱世，想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人们无不心惊胆战。连诸葛亮这样的人都哀叹“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窘迫中的无奈选择。但中国同样有一句流传广泛的老话，叫“乱世出英雄”。中国的英雄，成名于乱世的远远多于顺世。且不说刘邦、李渊、赵匡胤、朱元璋这样一些趁着乱世问鼎天下的皇帝，即便如韩信、樊哙、关羽、张飞、周瑜、秦琼、尉迟恭、徐达、常遏春这样的武将，张良、萧何、诸葛亮、魏征这样的文臣，有谁不是在乱世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呢？后人评价曹操，常以“治世之良臣、乱世之奸雄”对举。其实，这种比拟没有多大的合理之处。顺世中，仕途中人要想升官，多把心思用来揣摩“圣意”；乱世中，有理想的人若想成事，所有的心思都必须用来逐鹿中原。所以说，在顺世中得宠的，多为三流人才；而在乱世中的成功者，则非一流人才莫属。顺世与乱世，人才的取向不同，质量也不同。够得上英雄级别的人，最好的生活环境便是乱世。 如此说来，刘伯温便是一个例子。P14-16
两年前，王亚民先生主持《紫禁城》月刊的改版。他想在保持这份刊物的学术纯粹与艺术品位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点活泼与通俗。经故宫博物院及紫禁城出版社两级领导的推荐与斟酌，组成了《紫禁城》月刊新的编委会，我有幸入选。2008年10月份，第一次编委会召开。亚民在会上提议我在刊物上开一个专栏介绍明史知识。我想了想，便提出撰写“明朝帝王师”的系列文章，亚民及各位编辑都表示同意。于是，自2009年第2期开始，这组文章便在《紫禁城》月刊上与读者见面了。
明朝帝王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群体。这乃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开国皇帝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之后，由此担心大权旁落，遂永久废除了宰相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国事，领导群臣。由于少了宰相这个环节，皇帝便变得格外繁容。朱元璋于是找了几位顾问集中在文渊阁帮他处理事务，这便是内阁的由来。
最初的内阁其实就是一个秘书处，官阶最隆者也不过五品。但是，凡入选者都必须是士林公认的饱学之士。演变到后来，凡入阁当辅臣者，首先必须取得大学士的头衔。
明朝的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每次会试中进士者，必会选拔20名左右的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凡选中者称为庶吉士，深造期限一般两年，优秀者便留在翰林院充讲官、词臣和史官。这个讲官，就是给皇帝授课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讲官都拥有帝师的身份。
所谓帝王师，一般都是先当太子的老师。凡被立为太子的人，便自动获得储君的身份。明朝对于储君的教育相当重视。管理太子的事务机构叫詹事府，与之平行的还有一个左春坊，是专门管理太子教育的衙门。凡讲臣、词臣、史官这三种归口翰林院管辖的文臣，都有资格获选为太子师。凡选为太子师者，时人便以“储相”待之。
每当皇帝驾崩后，太子登基，一般都会启用自己的老师进入内阁担当辅臣乃至首辅。明朝内阁，虽然最初的创设只是秘书机构，但自永乐后期，特别是宣宗皇帝之后，基本上成了国家的行政中枢。其权力与地位均在六部之上，内阁首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因此，明朝帝王师除洪武、永乐两朝之外，经历大都清晰可寻，依次是：庶吉士——翰林院文臣——太子师——帝师——内阁大学士。
通过以上演绎，我们不难发现，明朝帝王师不可简单以教师身份看待。他们其实是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处事方法，不仅影响到皇帝，更影响到明朝的治国方略。
明代储君的学习内容，以经史为主。习经则上宗孔孟，本于程朱习史则揭示历代帝王治国之道，兴衰之理。讲经者寻章摘句，虽屡见智慧然大都泥古；讲史者发挥较多，较之经藉更能让人体验治国之得失。因此，明朝的帝师，学问不必有创见，但须雍容深厚。臧否人物可以一针见血，但不可标新立异，更不能“怪力乱神”。
所以，以思想家誉之帝王师，则不允当。尽管少数帝师确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是以思想取胜，而是精于治术。
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历史中，始终有“政统”与“道统”之分。皇权代表政统，而士林代表道统。明朝帝王师既是政统的维护与调适者，亦是道统的保养与坚持者，将两者统一起来，单靠帝师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帝王与帝师之间的关系，即是君臣、主仆，又是师生与少长。在专制的王朝，知识永远只能是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帝师们，虽然没有以知识取祸，但在成为内阁辅臣之后，往往与其当皇帝的学生政见不合而导致悲剧，轻者见弃，重者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明朝的帝师中，真正学问高深者只在少数，但越是平庸者越是能够善终。正因如此，帝王师在明代，既是一个显赫的职业，亦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本书选取的15位帝王师中，大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升沉际遇，可以看到整个明朝的发展轨迹与政治走向，亦可看到明朝皇帝们的“众生相”。他们或亲民，或祸国；或勤政事，或荒社稷。对待自己的老师们，或始亲终弃、或名倚实疏，或用其术而贬其人、或尊其人而疏其术，不一而是。
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15篇帝王师的文章。这15位帝王师的选取，大致照顾了时代的分布与读者的熟悉度，亦考虑到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但仍不是一个严格的选择，还有一些重要的帝师未被录入。这是一个遗憾，只能留在本书再版的时候，再予以增补。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左远波与李文君两位编辑，纠错勘误，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熊召政
2010年2月21日(正月初八)于梨园书屋
《明朝帝王师》所选取的15位帝王师，大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升沉际遇，可以看到整个明朝的发展轨迹与政治走向，亦可看到明朝皇帝们的“众生相”。他们或亲民，或祸国；或勤政事，或荒社稷。对待自己的老师们，或始亲终弃、或名倚实疏，或用其术而贬其人、或尊其人而疏其术，不一而是。
明朝帝王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群体。这乃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开国皇帝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之后，由此担心大权旁落，遂永久废除了宰相制。
通过《明朝帝王师》所选取的15位帝王师的升沉际遇，可以看到整个明朝的发展轨迹与政治走向，亦可看到明朝皇帝们的“众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