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上，雄起了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方国。只因她曾经发出“汉孰与我大？”的疑问，至今仍成为不自量力的笑柄……

夜郎，这个立国约六百年，曾以五度强盛雄踞一方的王国，真的是“自大”，还是遭遇了历史的误会？为什么她曾经一度辉煌的文化，转瞬间只剩下一片残砖断瓦，被高原泥土层层覆盖？这个曾经生意盎然、而今却只存留在故地巫师难以索解的传唱中的古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千年前，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方国雄起于中国的西南大地。她的历史鲜为人知，她的精神却家喻户晓。夜郎，这个以“自大”著称的王国真的“自大”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她缘何未能像北方的草原民族一样形成统一的跨地域的民族政权，并以势不可当之势问鼎中原？让我们透过“夜郎现象”后面的“坝子情结”，倾听那来自遥远古国的回声……

序篇 来自一个“自大”古国的回声

 一、“夜郎自大”：蒲松龄的游戏笔墨

 二、“夜郎最大”：司马迁的考察实录

 三、“夜郎现象”：西南夷的“跷跷板”效应

 四、“坝子情结”：夜郎国自我封闭的宿命

上部 夜郎国：六个世纪的雄起与衰落

第一章 “液那竹子孙”：从竹王出世到“天之子”

 一、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不茫然

 二、竹王传说：夜郎民族的公共符号

 三、夜郎朵：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夜郎王

第二章 武益纳：横绝高原的一代雄主

 一、一打就得手：拓土开疆的英雄

 二、可乐洛姆：全盛时代的都邑

 三、《夜郎君法规》：武益纳的治国术

第三章 武堵土：夜郎人心中理想的贤君

 一、反目成仇：洞察绝情兄长的奸计

 二、捉放漏君：消解两国仇恨的情怀

 三、放弃权力：并非功成身退的佳话

第四章 革故鼎新：从双峰对峙到二水合流

 一、六祖分支：延续宗族的重大决策

 二、鄂鲁默：在统战的旗帜下强盛

第五章 天下滔滔：乱世中的兴衰与浮沉

 一、庄蹻入滇：失国的忧伤与幸运

 二、五尺道：秦王朝的初步开发

 三、默遮索：乱世中复兴国力的君长

 四、枸酱：与汉朝亲密接触的媒介

第六章 开辟新天：夜郎国迎来第五度强盛

 一、多同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君长

 二、南夷道汉朝开发南夷的重大举措

 三、赐印封王：弹性外交的胜利

第七章 夜郎国灭：穷兵黩武谱写的悲歌

 一、汉变夷：西汉未年羁縻政策的衰败

 二、南夷之战：句町封王引发的战争

 三、莫雅邪让夜郎国踏上不归路的末代王爷

 四、啥弭：夜郎王族的最终去向

中部 后夜郎时代：夷汉交融的绝唱

第八章 文化融合：夜郎故地的文化转型

 一、边郡制：从“一国两制”到“改土归流”

 二、七擒孟获：《三国演义》的搞笑版

 三、两爨碑：夷汉交融的历史见证

 四、女土司：夜郎故地的水西女杰

 五、龙场驿：王阳明心学创生的摇篮

第九章夷汉同住：文化交往中的和谐发展

 一、银子岩石刻：夜郎归汉的历史见证

 二、以其故俗治：开明的和平内属政策

 三、打开山门：吸纳异质文化的重大举措

 四、盛览与尹珍：汉文化哺育的文化名人

下部 青铜时代：一个遥远古国的文明遗存

 一、铜鼓：青铜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二、祭祀：祖先崇拜与神巫之舞

 三、符号化从具象到抽象的审美形式

 四、星好人聪明：天人感应与天文哲学

 五、铜鼓与铜铎：夜郎文化与日本文化

尾声 敢为人先的夜郎人

主要参考文献

然而，司马迁在他不朽的著作《史记》里，却分明记下了他青年时代考察西南夷时得出的结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一个是小说家的游戏笔墨，一个是史学家亲身考察的实录，这就让人颇费思量：到底是夜郎王“自大”，还是夜郎国真大？其实，说夜郎王“自大”，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原来古代交通不便，西南夷与中原王朝远隔千山万水，处于封闭状态中的滇王及夜郎王，并不是不愿意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如司马迁所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因此才有此一问。

夜郎国是两千多年前，由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方国。这个方国所据之地，即为今日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秦汉时期，这里生活着夷、濮、越、氐、羌及焚等民族，史称“西南夷”，分布在今贵州、云南、四川西部、南部及广西西北部。根据汉、彝文献的记载，这些民族早在商周之际，就已同中原王朝有了往来，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即相继组成了牂牁、夜郎、滇、昆明、诸此、邛、笮等部族和酋邦，有的还建立了方国。至秦汉时代，更发展为数十、上百个酋邦及国家，形成西南夷中列国纷争的状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西南夷不仅族国众多，民族情况也十分复杂。以族国论，《史记》、《汉书》均说过：“西南夷君长以百数”，这些众多的族国，至秦汉时代，有的已经历过长期立国的历史，如夜郎、滇等，有的还只是部落，大多数可能还是介于国家和部落之间的“酋邦”。其民族成分既有以农耕为主、定居的农业民族，也有以畜牧业为主、居无常处的游牧民族，还有耕、牧兼具的民族。以社会发展情况论，既有处在王、侯管理下的阶级社会，也有处在无君长统治的原始时代。其族属则有百濮、百越、百夷及氐羌族系，等等。习惯上西南夷又分为“西夷”和“南夷”，汉武帝时，南夷为唐蒙所通，包括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毋敛、鳖、谈指等；西夷为司马相如所通，包括滇、雟、昆明、哀牢、邛都、徙、笮、冉駹等。后来汉朝在西南夷设立犍为、群舸、越隽、益州、永昌等郡。南夷便指犍为、牂牁二郡；越隽、益州、永昌及短期内存在过的汶山、沈黎二郡均在西夷境内。

考古学者多年来在西南夷故地发掘出土的成果，证明早在旧、新石器时代，这里即已有人类在活动。云南元谋人、贵州黔西观音洞人等的旧石器文化，已有距今170万年或18～24万年以上的历史，表明这里不但是西南夷先民的故乡，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而西南民族及他们所建立的古国，如牂牁国，曾向周天子进贡过丹砂，春秋时还曾参加过齐桓公在癸丘举行的“会盟”。据彝文献记载推算，夜郎、滇等立国都应与巴、蜀等立国的时间相去不远。如夜郎国，早在公元前625年左右，即春秋中叶，就已由夷人武焚支系(即竹王世系)所创立，至西汉成帝年间(前27)国灭，其间有长达六个世纪的历史。包括夜郎人在内的西南夷，在此期间，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在从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他们不但形成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国家政权结构，有军队，还有受夷人崇仰并扩散到濮、越民族中的竹王崇拜，有自源文字，有城市及宗教祭祀场所。通过冶炼金属，形成了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别是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以及贵州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包括铜鼓、带立虎的铜釜、虎牛铜案、饰战争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金臂甲、铜俑灯、铜马车、铜柄铁剑、铜剑鞘、铜葫芦笙，以及云南祥云大波那出土的干栏式铜棺、广西西林出土的句町鎏金铜棺，等等。其铸造技术之高超，制作工艺之精美，都为世所公认，因之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亦为世界青铜文化所罕见。以发达的青铜文化所推动的西南夷文明，在秦汉之际达到了全盛，同时也推动了西南夷各方国的物质生产及精神生产，使其国力更加强盛。

这就可以想见，夜郎国绝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仅有几间茅寮的蛮荒之地。这个西南夷“最大”的方国，根据彝文献《益那悲歌》记载，在历史上经历过五度强盛，不仅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有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人员与部门，还有大量参与作战的军队。《史记》中记唐蒙上书，称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绝非妄言。据《夜郎史传》的传述：武益纳攻下可乐后，即将这里建设成为一座“大城”，城外有“九营十八卡”的防卫系统，城内有九重宫殿，楼高入云，门扇上雕鸟刻虎，楼上悬挂金灯。可乐与当时的成都、晋宁、大理同时号称“四大城”，成为夜郎国的中心。可乐的将军山，传说中是夜郎国的点将台。政权、都邑、军队，这一切都是构成国家机器的要素。可以说，夜郎国至武益纳时代，在向东方不断扩张的战争中，就已奠定了大夜郎国的基础。

夜郎之大，留给夜郎民族的记忆也是刻骨铭心而又真切动人的。当地人的“丧葬歌”里唱道：“……大田大地我们的，大山大岭我们的，东南西北我们的。大场大坝随便走，大冲大凹随便行，天宽地宽由你走，四面八方任你行……”而在关于夜郎国的民间传说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讲述：骑手骑着骏马跑了一百天，骏马累死了，也还未跑到夜郎国的尽头。这里当然免不了夸张，但是在这夸张手法的后面，我们看到的不正是夜郎人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心理基础，不正是夜郎国“最大”所留给夜郎民族的集体记忆吗？

由此可见，夜郎并非“自大”，而是真大。

由此又可见，以夜郎及滇国为代表的西南夷，其文明的发展确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具有不同于周边文化的特点。P6-8

后夜郎时代的文化在明清两朝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这首先是因为明朝永乐年间，在夜郎故地的核心地区及其主要的文化辐射地带设立了贵州省，完全改变了历史上将夜郎故地分割为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以至成为“三不管”地区而不利于后夜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迄今六百余年，后夜郎文化不再流浪，终于有了归属感。

其次得归因于明王朝实行“调北征南”，尤其是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以及清代强制实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政策。在血与火中，中原王朝改变了夜郎故地土司林立的封建割据格局，从而结束了不利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清政府又在各地设立官学，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大规模地传人云贵两省，极大地刺激并影响了后夜郎文化。夜郎故地在中央王朝的迫令下，彻底地实现了郡县制的社会转型。一方面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另一方面是后夜郎文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谋求自身的保护与发展。正是在本土文化与主流文化长期的融突之中，后夜郎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显著的成效之一，是对“坝子情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夜郎故地的世居民族从此打开了山门，有了同中原汉文化更为频繁的接触融合机会，“夜郎现象”也大为改观。云贵两省自明清以来，人才联袂而起，正足以说明这一点。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历次历史大变革中，这里的人们多能勇上潮头，得风气之先，出现了众多人才。仅以贵州而论，即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一时蔚为大观。“万马如龙出贵州”，正是此种人才大观的真实写照。近世以来，西学东渐，后夜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更为猛烈的冲击，开启了夜郎文化第二次转型——向现代转型的时期。

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夜郎人在这个时代的表现正在于敢为人先：比如光绪十一年(1885)即筹办起来的贵州青溪铁厂，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第一个“官商合办”的企业，其筹建时间甚至比有名的汉阳铁厂还早三年。戊戌维新之前，首上《请推广学校折》，并向光绪皇帝荐举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从而成为清廷高级官员中支持变法最力者的李端棻是贵州人；作为戊戌维新变法前奏的“公车上书”，当时康有为集18省在京举子会议，敢冒风险签名的603人中，贵州即占了95人。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志在推翻清朝帝制，开启民主革命先河，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而成为首批同盟会员者，即有安健、平刚、于德坤、漆运钧、杨荩诚等十多位贵州籍留学生。辛亥首义副总指挥王宪章，“刺袁(世凯)三杰”中的张先培、黄之萌，都是贵州人；更不要说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救国军讨袁，以及后来发生的“护法”运动，都发生在夜郎故地的云贵高原了。而当初与蔡锷同时策划起兵反袁的“天津会议七君子”里，贵州人即有王伯群、戴戡、蹇念一及陈国祥四人。辛亥革命后，在全国数十省中，脱离清廷而宣布独立者，贵州名列第六……可见在历史的大变动中，贵州人多得风气之先。这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毫无疑问，是开放、吸纳外来文化的结果，但也取决于是否具有文化的自强与自信。而这后一点，正来自于夜郎文化精神。

曾经雄视中国西南的夜郎国早已随着云贵高原的风远去了，然而夜郎人敢与汉朝比大的自信与自强精神，终将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有如乌江之水，在岁月的河床上，永无休止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