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后留学英国、德国。1926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兼文科主任，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为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东北史纲》、《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证》、《史学方法导论》等。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东北史纲》、《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证》、《史学方法导论》等。

傅斯年的“国学”观是科学的“国学”观，是要求具备世界眼光的“国学”观，这种新的“国学”观虽仍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我们思考拓展国学研究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傅斯年的治学范围甚广，其成就涉及中国上古史、明清史、哲学史、文学史、《史记》研究、东北史研究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字，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性命古训辨证》，它们不仅被他本人视为代表作，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根据傅斯年的这种学术布局，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有一基本的了解。

总序

前言

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史学方法导论

 史料论略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

 论所谓五等爵

 姜原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夷夏东西说

 周东封与殷遗民

性命古训辨证

 序

 引语

 上卷释字

 中卷释义

 下卷释绪

至于此种误谬，果为何物，非作者之陋所能尽量举答。故就一时觉察所及，说谈数端，与同趣者共商榷焉。

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ae*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西洋学术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治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曰，“惧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曰，“功莫大于存古”。是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现于文学，则以仰纂古人为归宿；现于哲学，则以保持道统为职业；现于伦理，则忠为君奴，孝为亲奴，节为夫奴，亲亲为家族之奴。质而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为个性之发展，但为地下陈死之人多造送葬之“俑”，更广为招致孝子贤孙，勉以“无改于父之道”。取物以譬之，犹之地下之隧宫，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明，讵可得耶？

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持论不同，望空而谈，思想不宜放之无涯之域。欲言之有当，思之由轨，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详审时代之关系。与事实好合无间，亲切著明，然后免于漫汗之谈，诏人而信己。故学说愈真实者，所施之范围愈狭，所合之时代愈短。中国学者，专以“被之四海”“放之古今”为贵，殊不知世上不能有此类广被久延之学说，更不知为此学说之人，导人浮浅，贻害无穷也。

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of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肆，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凌，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一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纪涯。举其荦著者言之：则学人心境，造成褊浅之量，不容殊己，贱视异学。庄子谓之“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究之，天下终不可易，而学术从此支离。此一端也。其才气大者，不如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肆之程度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爝火争光。清代学者，每有此妄作。惠栋钱大昕诸人，造诣所及，诚不能泯灭；独其无书不读，无学不肄，真无意识之尤。傥缩其范围，所发明者，必远倍于当日。此又一端也。凡此两者，一褊狭而一庞大，要皆归于无当；不知分工之理，误之诚不浅也。  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举例言之，绎封建之理，评其得失，固史学家当务之急，若求封建之行于后世，则谬妄矣。发明古音，亦文学界之要举，若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反之醇古”，则不可通矣。历来所谓读书致用，每多此类拘滞之谈。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又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剀切，势必流入浮泛。他姑不论，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盫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今日最不可忽者：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

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西洋近世学术，发展至今日地步者，诚以逻辑家言，诣精致远，学术思想界为其率导，乃不流于左道也。名家之学，中土绝少，魏晋以后，全无言者；即当晚周之世，名家当涂，造诣所及，远不能比德于大秦，更无论于近世欧洲，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沉沦，此其一大原因。举事实以言之：墨家名学“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引古人之言以为重，逻辑所不许者。墨子立“辩”，意在信人，而间执反对者之口，故有取于此，立为“第一表”，用于辩论则可，用于求真理之所在，真理或为往古所囿。魏晋以后，印度因明之学入中国，宜乎为中国学术之助矣。然因明主恉，在护法，不在求知。所谓“世间相违”“自杀相违”者：逻辑不以为非，而因明悬为厉禁。旧义不许自破，世间不许相违，执此以求新知识，讵有得者？谈名学者，语焉不精，已至于此，若全不解名学之人，持论之无当，更无论矣。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方式。如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前辞为前提，后辞为结论。比喻乃其前提，心中所欲言乃其结论。天之二日，与民之二王，有何关系；说者之心，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取天之一日，以为譬况；一若民之所以无二王者，为天之无二日故也。此种“比代推理”宜若不出于学者之口，而晚，周子家持论，每有似此者。孟子与告子辩“生之为性”，代而取喻于“白羽”“白雪”之“白”，径执“白”之不为“白”，以断“生”之不为“性”，此其曲折旋转，虽与“天无二日”之直下者不同，而其借成于比喻，并无二道。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后代论玄学者，论文学者，论政治者，以至乎论艺术者，无不远离名学，任意牵合，词穷则断之以联想，而词不可尽；续理则济之以比喻，而理无际涯。凡操觚之士，洋洋洒洒，动成数千言者，皆应用此类全违名学之具，为其修学致思之术，以成其说，以立其身，以树其名。此真所谓病痾生于心脾，厉气遍于骨髓者。形容其心识思想界，直一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恍惙窈冥之浑沌体而已。P6-9

“同学”的热潮正在席卷中国学术界。在这个时刻，我以为重温傅斯年当年不同于“国粹派”的“国学观”，似有必要。至少它提醒我们在“国学”研究中应该注意防止某些可能发生的偏向。

“国学”本意为中国之学或本国学术，这一词的使用最初应是针对外国学术或西洋学术而言。近代以后，由于西学的大量输入，作为与之对立的“中学”随之被人们频繁地使用，19世纪下半期，围绕“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洋务派、维新派都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经过一番讨论后所形成的主流意见或经官方认定的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挫辱，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难境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在文化领域兴起一股“国粹派”势力，他们受启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古学复兴”，提倡挖掘“国粹”，以激励种性。作为“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如是解释他们的宗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国粹派”以《国粹学报》为核心阵地，在上海设立国学保存会，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讲国学，倡国粹蔚然成风。这种学风俨然成为一派——章太炎派，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一股势力。民国初年，章太炎的弟子陆续北上进入北大，取代原在京师大学堂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可见其力量之盛。从历史的角度看，“国粹派”提倡研究国学，讲求文字训诂，在学术上自有其地位。但随着新旧文化替换的急速进行，“国粹派”逐渐也显示出其过时的老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的挑战，也隐然包含着对以章太炎为精神灵魂的“国粹派”的超越。胡适撰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即在学术上对章太炎的一次挑战。五四时期，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作的识语中明确表达了不同于“国粹派”的意见，也是在“章太炎派”外别立一帜。傅斯年提出自己“想做篇《国故论》，大旨是：(1)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2)所以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3)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运命和盘托出了。”“((4)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5)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五条意见，条条都是针对“国粹派”而发，反对“追摹国故”，提出“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讥讽“保存国粹”不成一名词，提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输入新知”比“研究国故”更为重要，极为鲜明地表现了新文化派对“国粹派”不屑的态度。这是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中第一次明确反对“国粹派”的立场。实际上也是他与章太炎派决裂的开始。

一九二○年以后，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以后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浸泡于西方学术之中，使他对现代学术的科学性有了更深的体验。这些新的学术经验，在他留学时期与胡适、顾颉刚的通信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先后执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以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在学术上的行政才干和躬行自己的学术理想。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建设新的历史学的基本构想和思路，其中不乏对过时的“国粹派”和新近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这就实际上要求新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划清自己与“国粹派”、“国学院”甚至“整理国故”这些带“国”字号的学派、学术机构和学术运动的界限。将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世界视域之中。

在《旨趣》中，傅斯年表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须注意吸收西方学者的长处。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等人文学科领域，傅斯年提醒人们，西方学者表现出许多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专长，如重视挖掘和使用地下考古材料、文物材料，重视研究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有规模的注意。”“如希拉艺术如何影响中国佛教艺术，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成分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物事，中国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来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值得效法和借鉴的。换句话说，被我们称之为“国学”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研究，其实也并不完全为我们国人所专有，西方学者由于具备近代科学的眼光，在治学上亦有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地方。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喊出了三句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那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这是傅斯年对史语所同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国学”观。以这样一种观念为约规，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真正突破了传统的“仁义礼智”的儒家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性质，并在世界视域内与欧美、日本同行展开学术竞争，中国历史学、语言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傅斯年的“国学”观是科学的“国学”观，是要求具备世界眼光的“国学”观，这种新的“国学”观虽仍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我们思考拓展国学研究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傅斯年的治学范围甚广，其成就涉及中国上古史、明清史、哲学史、文学史、《史记》研究、东北史研究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字，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性命古训辨证》，它们不仅被他本人视为代表作，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根据傅斯年的这种学术布局，本书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希望读者能借助本书，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有一基本的了解。

欧阳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