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柯丁又一次撰写了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该书记录了历史上的商人和商人团体如何跨越地区和教区的界限，并把分离的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一项杰出的研究。

历史学研究先锋人物的开创性贡献，跨文化贸易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英文版从1984年至今已再版重印8次，剑桥大学出版社中文简体版独家授权。

本书中延续了一个单一的主题——贯穿整个世界历史的各不同文化民族间的贸易，从古代世界到商业革命的到来，柯丁教授研究的贸易关系极具广泛性和多样性。他从经济历史和人类史的观点出发，试图远离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并以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社会范畴的观点为基础。事例的选择显示了文化之间贸易关系最为广阔的多样性，开篇两章放眼非洲，随后各章分别论述了古代世界、中国同地中海贸易、东海的亚洲贸易、欧洲人涉足亚洲海上贸易、17世纪亚美尼亚贸易运送人以及北美皮革贸易。

作者进行了一次比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范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勾画出更宽泛的人类发展模式，分析了散居的犹太人贸易的现象——商人(代理商、经纪人和其他为了远距离贸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的社会，运用中心区理论解释了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命运。

前言

一 贸易离散社群与跨文化贸易

 贸易离散社群

 生命历程：跨越历史的贸易离散社群

 商人及其寄主

 商人聚居区及其相互天系

 文化交融

 跨文化贸易的交替模式

二 非洲：贸易动机、竞争类型

 贸易动机

 盐、铁和鱼

 骆驼、枣椰子和跨撒哈拉贸易

 从沙漠到森林

 通向热带非洲海岸的贸易

 转口市场

 肩并肩的竞争

 东非：贸易网络的演变

三 非洲：商人与贸易社区

 保护费、强迫与国家

 从歃血为盟到缔结条约

 宗教的排外和包容功能

 地主、掮客与商队首领

 沿海市场与欧洲商人

四 远古贸易

 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

 深入安纳托利亚的亚述商人

 埃及和地中海东部的古代贸易

 希腊人与腓尼基人

 哥伦布到达前的美洲贸易

 早期交换形式的一种连续？

五 新兴的贸易中轴线：从地中海到中国(约公元前200年－公元1000年)

 早期的中国贸易与跨越中亚的开始

 印度洋西部的海上贸易

 对东南亚的早期贸易

 罗马覆灭后的地中海：全新的世界帝国

 印度洋贸易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六 东部海域的亚洲贸易(1000-1500)

 宋朝早期的“经济奇迹”

 穆斯林地中海的世界贸易(970-1250)

 贸易方式：地中海基督徒(1000-1500)

 亚洲贸易的重新调整(1250-1500)

 东部海域的贸易方式

七 欧洲人涉足亚洲海上贸易

 葡萄牙商栈帝国

 16世纪亚洲商人的对策

 北欧人与葡萄牙人的竞争

 实践中的联合东印度公司

 英国东印度公司

八 布吉人、印度商人和中国人：大公司时代的亚洲商人

 南苏拉威西岛的贸易离散社群

 中国海域的贸易

 叛逆者和印度商人

 城市网络

九 17世纪的陆上贸易：往来于欧洲和东亚间的亚美尼亚运送人

 早期商业中的亚美尼亚人

 16世纪前的亚美尼亚离散社群

 亚美尼亚人与沙法维波斯

 从波斯穿越俄国的陆上贸易

 亚美尼亚社区的内部关系

 亚美尼亚离散社区

十 北美皮革贸易

 北美环境：流行病和文化

 北美环境：地理与海洋通道策略

 圣劳伦斯河上的第一阶段(1600—1649)

 哈得孙湾的开放

 皮革贸易和协议售价

十一 贸易离散社群的衰落

 工业主义和易变的平衡

 工业时代的遥远映像：非洲的二级帝国

 非正式帝国和全新的商栈：新加坡

 香港和条约口岸

 领事代表

 边缘西方化

 欧洲统治的工具

参考书目

索引

商人聚居区及其相互关系

贸易离散社群内部个体间的关系作为第二个重要的变量，其变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同一文化属系内位置分散的聚落间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它们仅凭借共有的宗教、语言及血缘等情感因素休戚相关地联结在一起。有的贸易离散社群的情况则极其不同，它们自创始之初就是一个政治实体，每一个实体都受统一的掌控。印度政厅(Estado da India)——16世纪葡萄牙在亚洲的帝国——就是一个例子。其果阿总督统治着一些次要的基地，如东非的莫桑比克、今天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以及中国南部的澳门。

一定程度上来说，各政治实体间的关系随某一个实体内部商人与其寄居社会间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某地寄居社会占主导地位，那么当地的商人们就不可能同其他商人社区发展正式的政治关系。同样，如果某地商人们控制一个聚居区及周边地区，那么他们至少就有可能——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与其他实力相当的聚居区进行政治往来。

然而，其他的变化也是可能的。即使某社群内政治联系薄弱，其间也可蕴含深厚的情感关联。尽管希腊贸易聚居区更期望发展成为大都市——文学上称之为“母亲城”——这对于能否延续其宗教及政治联系至关重要，但它们却有时发展成为独立的城邦。在某些情况下，城邦的发源地可能会从体系中消失。腓尼基人最初的故乡——黎凡特贸易城(如提尔和西顿)便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这些城市起先在外国征服中沦陷。公元前4世纪后，它们又被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创立的希腊世界所吞并。尽管迦太基及时取代了原母亲城的位置，但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人自己的殖民地被留了下来。

由德国北部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勾画了贸易离散社群内个体间的另一种关系形式。汉萨同盟最初由科隆商人组建，12、13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先是到达日德兰半岛西部的不来梅和汉堡，后又向东远至吕贝克，以及波罗的海南岸的一连串港口城市。14世纪至15世纪初期，无论是从所积聚的财富，还是就影响力来说，同盟城市在当时都达到了巅峰：那时，他们的贸易范围西至伦敦和布鲁日，北达挪威的贝尔根，东及俄罗斯内陆城市诺夫哥罗德。即便整个同盟经济实力雄厚，但各个城市却是相对独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科隆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吕贝克坐上了汉萨城市同盟的头把交椅，但是无论从任何有效的政治角度来看，它都算不上是一个中心。汉萨同盟只是一个由独立城市组成的联盟，而非自治州。它们参与战争，但每场战争都由为此目的而创建的同盟参战，同盟完全通过非正式手段迫使每一城市参加。

与这种社群相对立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东部海域各个特权欧洲贸易公司牢牢控制的贸易离散社群。相比较于在独立城市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数千家独立的汉萨公司，这一形式中的欧洲大都市不仅是贸易公司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其管理中心。

与这一范围相关的各种可能性仍然晦涩难懂。贸易离散社群沿线的聚居区，或为单个城市，或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总体上都对城市管理中的各种关系有所了解。城市理论认为，城市不仅仅人口密集(尽管这是事实)，而且还是从事各项工作的人们的集中地，其城市特征更多的来源于活动的多样性，而非因为人口众多。

在人类物质生活的早期，狩猎、集聚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外迁移。即使是早期农业，人们出于耕种的需要也不得不过着以小村庄或部落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城市更具专业化的功能无论在何地都可实现，但它们却更趋于出现在一个中心地区。或许，一开始出现的一座供奉神灵的庙宇吸引了大批的奉教者；随后，商人及零售商闻风而至；再后，庙宇、奉教者以及商人又为政治统治者、法庭以及收税人的出现提供了前提。上述人物出现的次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专业化功能趋于集中的现象出现，促使了城市聚落的形成，各种事物孕育其中。各类事物的产生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由城市组成的整个社会的生活延续。然而，一座城市与内地区域的关系是不均衡的。城市往往自己具有最优秀、最专业化的功能，而乡村和更小地方的功能则少得多，且多半大同小异，例如饲养牲畜、耕种庄稼。

即使城市间相互比较，其多功能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城市间的关系同个体城市与内地区域的关系颇为相似。正如小型城市比农村更为先进，多功能化程度高的城市显然更具优势。多职能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自身便可起到对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一个国家有无政治轮廓，各城市都逐渐以多职能化的层次构建了各自的城市网络。

在这种基本模式下，模型看似简单，但它却极其重要地隐含了穿越时空的各城市间正在变化着的关系，而这也可延伸到贸易离散社群内聚居区间的关系。这种模型显示了两种理论假设：其一，多功能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对程度较高城市的功能依附也可以成为其政治经济依附的基础；其二，一个社会的技术精通程度越高，其多功能化范围也就越广。因此，时间的推移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复杂科技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阶层中低层对高层的潜在依附性。

“依附”这一术语的使用与近期理论及经验主义研究的主体、所谓的“依附理论”可能存在关联。安德烈·贡德·弗兰克、阿吉瑞·伊曼纽尔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这种理论学派的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近几个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学者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着在这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里，“中心”与“外围”的关系问题。针对城市间的关系这一命题，我的假设全然不同。城市间的关系既不受设立在特定编年时代的某特定经济体系的左右，也不能对历史变化起任何主导作用。它们只是影响历史进程中的众多力量之一。这些关系大多来源于一些地理概念，著名的如松散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或经济学中的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P6-9

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著作倾向于由时间、地点或主题人手，这些分类已为人们所熟悉，而我的研究却有些有违传统。首先，它立足于以历史经济人类学为标志的社会科学中尚未被开发的那片领域。但在历史、经济、人类学这三门学科中，这项研究更关注历史领域。其次，它还立足于“比较世界史”这一较小但具发展势头的领域：“比较”，是因为它概括了与跨文化贸易相关的特定现象，并从中寻找相似点及不同点；“世界”，是因为它力图摆脱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并非要囊括所有地区的活动；“历史”，是由于它所涉及的是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再者，这项研究提出了历史学家应解决的问题：人类社会随时间变迁的方式和原因是什么?而这也涉及到经济学家及人类学家所要研究的那些变迁，当然这一研究也借鉴了他们的理论成果。

运用历史观点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同样需要付出“代价”。本书所记述的并非那些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事例。首先，它不是一部世界贸易史。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农业革命至商业革命期间某些时间或地点的商业行为。正因为如此，它虽以时间的发展为主轴，其意却并不在囊括所有重要的商人或贸易路线。我筛选例证的原则是看其是否能够体现跨文化贸易的多样性，而非看其是否对承载货物数量有重要意义或是对历史的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横跨亚洲的陆上贸易航线，或中俄陆上贸易就极少会被提及，其原因并不在于它们不重要，而是有关这些商业活动的史料记载相对其他时间和地点的记载仍显匮乏。因此，许多文化类型被忽略了，许多时间段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如果有人问及同样的问题，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许会对例证做另一种选择。

其次，这本书“摒弃”了另一重要的历史方面，即主流文化领域的贸易史。我们把范围锁定在跨文化贸易同样也付出了“代价”——合弃了公元1000年后不久中国宋朝国内贸易的兴盛，以及西欧的商业繁荣等重要的历史时期。

我们所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对政治历史及个体事件的有意的忽略。此外，这一研究还打破了按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这一传统历史著作的潜规则。

本书与以往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了一种略显重复的模式。尽管我们寻求的不是诸如历史“法则”之类固定的东西，但研究“特定行为方式最有可能出现在哪种情况下”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对模式的研究也就意味着抽象化的必要性。事实上，一切历史资料均是对某特定时间或地点所有可得资料的抽象概括。在此，我所关注的仅是人类活动的“冰山一角”，即人们如何与那些同自己生活方式迥异的人交换物品。

我尝试从“非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但也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困在了自己所处文化与时代所编织的网络中。即使他们试图把研究建立在本族中心论的基础上，但历史不得不使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文化共同的社会科学概念解释并用西语进行阐述。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可利用的信息种类及范围限制了历史研究，而且这种信息一直处在变换之中。我所查阅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文献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材料的选择同样也受到了语言的限制。我仅仅会用西欧及北美国家的少数普通语言。如果我能很好地阅读俄罗斯、亚美尼亚或中国的文献，这一研究也许在很多领域会更具权威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使我花费了必要的时间来学习所有相关的语言，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完全用它来写东西。

最后，再说一下写作意图。近几十年，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科学知识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学者们的专业性也越发明显。因此，他们更愿意在一种专门的非专业框架下，面对少数但优秀的读者进行研究性写作。我相信这一研究会给历史及社会科学领域带来新的东西，当然也会让受过教育的公众易于理解并有所感触，只有他们知道我成功与否。

感谢许多朋友、同事及学生，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本书作出的贡献令我无以言表。感谢巴尔迪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艾森豪威尔纪念图书馆馆内贷款部细心的帮助。此外，特别感谢派特瑞希亚·罗麦罗·柯丁、理查德·海利、艾伦·伊萨克曼、保尔·拉夫乔伊、威廉·H·尼克内尔、安东尼·雷德，约翰·F·理查德，威廉·罗伊以及A·J·R·罗斯一福，感谢他们拨冗审阅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意见。毫无疑问，我本人对本书内容负责，特别是“错误地”坚持引用那些事例，尽管他们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同样感谢纽约卡耐基公司(通过威斯康星大学比较世界史计划)及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在这部著作准备期间所提供的资金支持。

菲利普·D·柯丁

由于本书展现了大多数历史学家一带而过的现象，柯丁所探讨的历史范围格外具有吸引力和价值。事实上，柯丁所研究的全部焦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颖的。这确实是一部极具刺激性的、开创性的著作。

——威廉·H·麦克尼尔，芝加哥大学Robert A．Millikan历史学杰出教授

菲利普·柯丁又一次撰写了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该书记录了历史上的商人和商人团体如何跨越地区和教区的界限，并把分离的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一项杰出的研究。

——埃里克·R·沃尔夫，纽约城市大学Herbert H．Lehman学院杰出教授

本书所研究的世界与西方，因为视野宽泛和注重细节，对于西方扩张和现代文化变革方面的争论无疑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贡献。

——《世界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