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将巴宇特散见于《万象》各期的文章编辑成册，加以分类而成。是将古今中外的奇事俗事、历史文化熔于一炉，有西方新书的书评、莎士比亚的剧评，也有上海、欧洲、美国的人文掌故，还有现代都市女性及同性恋者的困惑。

上海的生活在多余和废弃之间徘徊。所以，项美丽说上海的光艳有一种阴暗、执着的感觉。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自以为忘掉了过去，却免不了仍有噩梦，是过去变了形在心理上的投射。邵洵美是否就是项美丽心中的一个梦？

序

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该信谁？

同性恋“天鹅湖”：感情、形式、观念的创新

“瞄看”中国——史景迁教授访谈录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

项美丽－上海－邵洵美

米索猫：关于得和失的故事

纽约单身女人的情感教育

“沙漠的人”是不是只有一张脸

血腥的莎剧让人笑

另类的私空间

赛文纳和幽灵

幸存者的经验

迷失在上海

走进朱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

这就是纽约

怀旧的故事

后记

对我这个不谙舞蹈艺术的外行观众来说，伯恩编导的《天鹅湖》对我的吸引，首先在于它起伏跌宕的情节。舞剧以希格菲里德(Siegfried)王子童年时的一场恶梦开始，以成年王子的疯狂、惨死的悲剧告终，其色调比传统的《天鹅湖》阴郁得多。虽然如此，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音乐中所弥漫的浪漫主题非但丝毫没有因之减弱，反而更加扣人心弦。关键在于这个舞剧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古典芭蕾舞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十九世纪末俄国舞蹈家伊万诺夫(Ivanov)、柏比塔(Pepita)编排的《天鹅湖》，其编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示女演员卓越的舞蹈技巧才设计的。最近几十年，虽然有不少导演试图重新诠释这一经典舞剧，却很少有人触及到原故事中关于男女爱情的核心部分。传统《天鹅湖》中所描绘的爱情故事虽然具有浓郁的田园色彩和自然主义倾向，同时，也拥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无论是普通的乡村妇女还是作为美的化身的天鹅，首先都是男人们角逐、猎获、竞技的对象。奥黛特／奥蒂尔(Odette／Odille)的黑白对比被赋予明确的道德意义，她们之间的竞争有助于确立王子这一理想的男性形象。这个故事的每一步在现代社会里都是值得怀疑的。

女性主义者对这个传统的故事的评价是可想而知的。仅就男性的角度来说，现代的王室贵族中尚有几人能在政坛、情事上维护自己不容侵犯的神圣形象？伯恩在《天鹅湖》里把希格菲里德王子塑造成一个孤独、忧郁、自恋的现代青年。既无法忍受宫廷的繁文缛节，又不能适应宫廷之外的杂乱、暴力的生活。在高傲的母亲冷冰冰的教养下，在小报摄影记者无情的追逐下，在浅薄的女友的背叛之后，几乎走到了痛不欲生的边缘。这样一个在公众形象和感情生活两方面都一败涂地的“王子”形象，未必是当今温莎王朝的真实写照，却能够打动不少英、美观众的心。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男性”的理想人格——那种成功的丈夫、父亲形象，对于普通男子的规范、约束力量，丝毫不比传统的“女性”理想对于女人的束缚有所减少。女性的觉悟自然源起于对于“男性”权威的批判，但是“男性”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给予解析。《天鹅湖》绝没有对男人提供如同娜拉出走一样的明确答案，但是它对于男人感情生活的描述的确远远丰富于传统的芭蕾舞剧。王子对于孤独的体验、对于性爱的渴求、面对情场如战场的情爱游戏的恐惧，在阴险、暴力的现实生活中所感到的孤立无助，应该能在现代社会的许多男人、女人心中引起共鸣。

对于内向、敏感的王子来说，对于爱情和美的追求是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欲望误区的过程。少年王子梦中见到的天鹅，是一种无名的怪物。王子被恐惧惊醒之后，渴望得到母亲的抚慰，却被冷冰冰地拒绝了。天鹅在第一场终结时又一次出现，他们一面自由自在地在公园的池塘里嬉戏，一面略带挑逗性地向情绪低落的王子召唤。然而一旦王子试图接近他们，天鹅立即奋起双翼，将王子打翻在地。他们是人、是鸟，更是抽象的强有力的男性之美的象征。这时编导的舞蹈语汇融合了现代舞、爵士舞和印度舞蹈的特点。奥黛特终于出现了。他俨然是天鹅之王，最矫健、最细腻、最丰富。他与王子的双人舞充满了性爱的暗示。王子的手好奇而温柔地抬起天鹅的翅膀，抚摸着他的腿部。天鹅则挑衅似地近乎粗鲁地吻过王子的头、颈、胸。舞到兴处，天鹅以其强有力的肩膀，负起了王子，两只翅膀亲切地围拢着王子蜷曲的身体，如同亲子一般，给予了王子毕生从未体验过的接受和爱护。这份感情是梦是真？应该说它既是对王子贫乏的感情生活的补偿，又是一个崭新的爱情理想的实现。等到下一场，天鹅以身着黑衣的引诱者的形象再次出现时，我们立即清醒地意识到爱情和欲望之间、升华与毁灭之间、光明与黑暗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风流英俊的奥蒂尔给矫揉造作的宫廷舞会带来了神秘的活力。各国公主，甚至是王后，都忍不住争先恐后地与奥蒂尔调情。是无法掩盖奥蒂尔对自己的吸引，还是出于对奥蒂尔男性魅力的嫉妒，还是由于仇恨浅薄的母亲，王子终于面对公众打开了欲望／幻想／死亡的大门。这一非理性的举动自然只能导致毁灭。即便是浪漫主义的梦幻也无法改变这个命运。在最后一场，王子虽然唤回了天鹅，却不能保证梦境没有折射现实生活的竞争、暴力。伯恩的《天鹅湖》如同前拉斐尔派画家伯·琼斯的绘画一样，强烈地传达了对完美境界的怅望，却不愿重新塑造一个理想的神话。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现代艺术虽然多彩多姿，能够打动观众的仍然不过是这两种渠道。伯恩编导的舞剧《天鹅湖》可谓在两方面都是极其通达、流畅的再创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纽约

P10-13

上世纪末，一份叫《万象》的杂志诞生了，据说它跟四十年代的同名杂志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密承，不过今天新一代谁会买账，没有真功夫休想吸引大家。《万象》凭什么呢？坦白说，《万象》这样的小杂志，只能凭文章。倒过来说，真有了好文章，杂志还怕没人看？雅而低调的编排和精而谦虚的配图都只是想赶走一些粗鲁的错位读者。

好文章谈何容易？编过杂志的人都知道，一是要有好作者，二是要确保好作者把他最好最用心的东西交给你，而不是在应酬你，或把轮回投胎多次的掺水仓货塞给你。另外，编杂志最大的满足之一，是发现新写手，往往，是这些新写手成就了一份杂志的特色。

我们这些嗜看杂志的人，就是这样一期一期地看《万象》的文章，渐渐意识到《万象》特有之味，竟多是散发自一些之前我们不太熟悉的作者的文章。

其中一个作者是巴宇特。

巴宇特一出手就不像新人，可能只是个新笔名，或长期养在深闺里秘密练功未为人知，或是年纪轻轻却有着老灵魂，可能三者都是，总之是高手。后来，我知道这是位女性，长期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父辈可说是往来无白丁。

难怪巴宇特的文章，带着美国《纽约客》之类杂志的神韵，文字优美却浅白简洁，纹理丰富却畅顺好读，含资讯量固然要高，观点却不能像说教而是要举重若轻的不言而喻。杂志式的长文章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其实是很讲究形式感的，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有些作者自然懂，有些永远抓不到。

文集里的文章除了最后一篇外都曾在《万象》发表，多从某一个文本开始，小说、传记、散文、画册、芭蕾舞剧、电影、电视节目，然后引入上下文情境和作者生平，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用学院的说法大概是一种普及的新历史主义的进路，既是休闲阅读也是对读者的补课。

巴宇特谈到的文本，有些是我看过的，如《我们这群怪物：我的波西米亚的美国》、《善恶园中的子夜》、《当我们曾是孤儿的时候》、《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不过，巴宇特的文章总能加深我的理解。

那些我没看过的文本，读了巴宇特的评价后，我也有冲动去追看，如血腥莎剧改编的血腥电影《泰特斯》、迷离的三十年代德文小说《阿里与尼诺的故事》。巴宇特唯一打动不了我去看的是美国电视真人秀《幸存者》。

巴宇特写的多是欧美文本，不过其中有好几个是涉及中国的，如中国作家虹影已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小说《K》。巴宇特很敏锐地指出，“《K》若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什么补充，那么这个补充恰恰是在于虹影创造了一位内涵丰富的外国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朱利安·贝尔。

当然，巴宇特笔下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更声色味俱全。这名三四十年代纵横中国文化江湖(包括香港)的女人，能不让人想入非非？虽然，今天在中国混的各国女人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可是我大概也与许多《万象》读者一样，喜欢通过文字沉溺在上世纪某个褪色的时空。

那篇对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长访问也很有瞄头。巴宇特挑拨地问：“你的理论前提与福柯、萨义德有什么不同？”勾起史景迁一大段话：“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全面的、涵盖一切的世界观。我不认为有一个统一的‘西方’……即便以最宽泛的方式来界定‘外国帝国主义’，我也找不到某种一贯的特征……令我感兴趣的是西方对中国发表意见的人并没有处于一种高高在上、意欲征服中国的位置，相反他们经常对于中国文化表示敬畏……如果说一定要在西方对于中国的反响寻找一贯性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只能以敬畏、崇拜，甚至恐惧来描述……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说这是东方主义的反面。因为这里是西方人害怕中国人的注视，不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注视下丧失人性。”

我们谈异国文化，要细、要准确。巴宇特的文章够细、够准确。  我有个作家朋友曾说过，外国、外国，是不是有个国家叫外国？我也烦一些人整天说国外这样那样，不管他们是说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哪来一个“国外”？粗枝大叶的说法，或许好听，但肯定不可信。

我一般可以忍耐很多人的泛泛之论，但有时候也想听听真知灼见。谈到英美当代人文精英文化，听巴宇特我比较放心。

2005年7月

编辑给我这个集子起了一个英文题目“Lost in Translation”，是在套用美国电影“迷失东京”。电影导演苏菲·科波拉是名门之后，她一出手就不同寻常。但是记得这个电影刚刚出来的时候曾经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有些人对于电影丑化、喜剧化亚洲文化颇为不满。另一些人却认为电影的故事封闭在两个美国人的感情世界里，东京只是背景，并没有故意丑化另一个文化的意思。

如果说科波拉的电影和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什么暗合之处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文化遭遇。但是我是不满足于把另一个文化仅仅作为一个背景和场遇来处理的，我也不相信“translation”是一件不可为的事情，它的结果只可能是意义的丧失。我相信翻译不只可以有限度地传达一种真实，而且是一件十分有必要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文章和科波拉的电影的另一个暗合之处，就是电影的爱情主题。我觉得遭遇一个文化和谈一场恋爱有着某种深层的必然的联系。一个文化的内在逻辑就像是一个乖戾而内敛的情人永远不说出来的潜台词，需要细心聆听反复地揣摩的。有的时候仅仅以知性的态度去对待还不够，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知识，而是情欲。这个集子里有好几篇文章的主角是暗恋另一个文化的人，这种暗恋是缺乏逻辑的，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很可爱的。

作为第三者，描述他人的文化遭遇像是在偷窥别人谈恋爱，再传达给他人。我虽然大致做到了不偏不袒，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但是写好一个爱情故事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不是小说家，杂志编辑给我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所以现在再读自己的文字有很多可删可改的地方，但是我决定不去动它了。这些文章是某个时候的产物，我会继续写下去的，也许会写得更好。

这些文章除了一篇之外不只是首先发表在《万象》杂志上，而是为这个杂志而写的。《万象》对于我来说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和场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它独特的内在逻辑和乖戾的脾性的文化，要加入这样一个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写这些文章时我是多么的不安和恐惧，我是怎样的和自己的文字作战。虽然不是一个平和的过程，但是这个杂志也不断逼着我去读去写，所以我应该为和它有过这样一段亲密接触感到庆幸。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从选题到写法，《万象》的编辑陆灏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参与，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此外，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很多老师和朋友比如李欧梵、查建英、陈冠中、也斯、林道群等都不断地鼓励我支持我，没有这些知音我是写不下去的。我对他们十分感谢。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