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东西方》是基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博士、美籍华人许岗先生长期为中国诸多报刊所写的杂文、随笔搜集整理后的一本文集。文章以生动、活泼且富有哲理、耐人寻味为特征,从一件小事、一个物品和一段故事为题材,引申出东西方文化、社会制度等诸方面的不同与差距。
许岗先生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东西方文化深刻的了解及关注,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根据本、人在中国办企业、办学校、当外教的亲身经历,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笔触,描述了中国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家庭和个人在此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责任、义务和改变自己应当付出的努力。
许岗认识到,他的来来去去不能仅仅像那些前辈,他要让自己成为两种文明对接的使者之一,每一次不管告别中国还是告别西方,都不能再“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要把两种文明的云彩带来带去,一片又一片。
我认为这本书有两大优点,一是不讲空概念,全是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情入手来引发感悟,实际上是触及了两种文明的生态触觉,比抽象而武断的结论更具备感性的说服力;二是虽然具体却立意甚高,处处从两种文明的根本差异着眼,而没有陷入纯个人化的琐碎遭遇而拔不出来。总之,既是感性片断,又有足够高度,我说他是带来了一片又一片的云彩,一点不错。
一位美籍华裔学者,以20年美国生活的经历,对东西方文化加以审视……
高考在考什么?高考不但在考学生,也在考老师、考学校、考家长,它涉及千家万户、社会的方方面面。能不能把高考做的平淡一些呢?减少一些“轰轰烈烈”的效应呢?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战又打响了。
在美国生活久了,对高考的“感觉”也变得淡漠了。而6月上旬一回到中国,眼见家长们的忧虑、孩子们的紧张,预示一场大战的来临。
美国也有高考,但“平淡”得几乎没有热度。
美国的高考俗称为SAT(学院能力测试)和ACT(美国大学测评考试)。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采用SAT。SAT又分为Ⅰ、Ⅱ。SATI是一般高中毕业生为申请大学必须参加的考试,分为两项:数学和语文。而SATⅡ是高中毕业生为申请进入某些名牌大学而必须参加的考试,分为多项,如生物、化学、物理、外语,等等。
美国的SAT可以考多次。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只要学生提出,都可以参加考试。因此到高中毕业时,绝大多数考生都参加过多次考试。多数大学招生办通常只选用最高成绩的那一次。因为SAT没有次数和时间的限制,“一次考试定终身”的现象也就自然不复存在了。
参加过中国高考的留美学子们普遍对美国的SAT制度极为赞赏。那里的中国人聚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留在美国还不是为了孩子?”想想我们自己走过的路,万一孩子高考那一天发挥不出来呢?
这话没错。
多少中国的孩子平时成绩不错,但就是高考的那一天,临场的发挥、情绪的波动,造成了终身的遗憾。
多少家长为孩子担忧:从吃饭、睡觉到运动时间、上课时间、补课时间。甚至为了考试前车辆的嘈杂、环境的“污染”,家长们集体“上诉”的。也不在少数。高考已经不是只在考学生,它也在考老师,考学校,考家长,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能不能把高考做的平淡一些,减少一些“轰轰烈烈”的效应呢?
我想,改变“一锤定音”的应试制度势在必行。高考次数、时间的多样化就可以一试。当然,摆脱应试教育、走向全面的素质教育则有待于理念、课程、评估机制等诸方面的更新。
在美国,名牌的大学都希望他们的毕业生能够成为今后社会的中坚。显然,一个仅仅是学业好的学生是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领袖人物除了他们的学业之外,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管理能力、驾驭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上。而要发掘这些综合性的素质,灵活多样的学生评估机制就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
美国SAT成绩绝不是唯一的录取条件,在诸多的大学中甚至不是重要的条件。比如说,美国高中四年的平均成绩常常在申请大学的条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年中成绩进步的学生比起成绩下滑的学生在大学录取中就占有明显的优势,即使他们的四年平均成绩是一样的。一个从逆境中走出来的学生,常常会受到大学招生办的青睐。学生在高中期间非学业的表现也成为大学录取的重要条件之一:如学生是否担任过学生会的领袖、棒球队的队长或者学生报纸的编辑。
高中毕业时,每个班主任都会为每一个毕业生写一封详尽的、并由校长签字的推荐信。推荐信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特长、兴趣、发展志向、潜力,以此对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作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评估。而更有诸多大学要求学生自己写一份500字以内的自传,或称“心路历程”(Biography),一并列入大学招生办的考虑范围。这些在成绩单上看不到的东西都成为衡量学生的重要指标。
说到心路历程,我不禁又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30多年前。 一位居住在贫困区的黑人女孩,在上高中二年级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种少女未婚先孕的事情在美国并不少见。而这位女孩当时的决定是把孩子生下来。为此,她休学了一年。一年后,本来成绩平平的女孩对学习更是没有兴趣,继而弃学在家。
就在她几乎是自暴自弃的时候,母亲的一次谈话使她重新返回了学校。母亲告诉她,在她家庭三代人当中,还未出过一个大学生。母亲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梦想的实现。这个女孩流着泪听完母亲的话,她下决心重返学校,那时女孩已经将近20岁了。她重新开始学习高中课程。3年以后,在学校毕业班的总分上,她高中的平均成绩列入学校毕业班前50位,她开始申请大学本科。
她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写的:
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我从小住在黑人贫困区,几乎是在枪声中、在毒品的包围下长大的。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怀孕了,并且和母亲一样,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在我几乎沉沦下去的时候,是母亲让我重新振作起来。虽然比起同年的大学申请者,我已属于“高龄”,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大学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一定会实现母亲的梦想,也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发现了这份很短但语意恳切的心路历程。纵观这位女孩长达6年之久的起伏的高中经历,特别是在最后一年出色的学习成绩,这所美国知名的学府决定给这个年轻的黑人单身母亲一个机会。
这个黑人女孩以后以极其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本科学业,继而又完成了研究生课程,并取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她成为著名的学院的院长。我在美国工作时,曾经和她有过交往。她的这段往事在许多老师中广为人知。
正是这种听似童话般的故事,使我对今天中国高考机制的合理性产生了疑问:公平的,但不尽合理,是否有改进的必要?
社会的进步有赖于对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而人的潜力的发掘有赖于社会机制的完善。
人的潜力是多样的,学生的评估机制也必须灵活多样。
一个灵活的机制,一个发掘人才的机制,才会使得高考本身变得平淡,使得申请大学这样一个原本枯燥的程序变得多姿多彩。
课程的设置也反映出发掘人才的基本理念。
美国高中的四年均采用学分制,并分为选修课、必修课,以及大学先修课程。选修课程可高达所修课程的30%以上,从而为学生提供了发现自己爱好、兴趣课程的先决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完成毕业所需要的总学分以后,又完成了很多大学先修的课程,那么SAT的成绩当然就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唯一”了。
这里,以学生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可以选择考试的类别(SAT、Ⅰ或Ⅱ),可以选择SAT考试的时间、次数,可以尽可能地选择自己爱好的课程,并参与适合于自己的社会活动。课程、考试、社交活动都给予学生充分的想象和选择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能力和人格,而不仅仅是知识。
中国的教育有自己的国情。
中国的教育是以老师为中心,以传播知识为主体。学生选择空间相对比较小,学校的活动围绕着如何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去挤进大学的门槛。当然,中国的大学生只占总人口的8%,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5%。2008年,中国平均大学人学率是23%,而在美国可以高达80%以上。
如果我们不以知识为简单的划定标准,而同时要以能力和人格的发展作为衡量的指标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对能力和人格测试的量化指标;如果大学先修学生的课程由高中学校自行确定的话,我们就需要对高中学校的信誉和教学水准作一客观的、公正的评定;如果推荐信要成为大学录取的衡量标准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有效的信用体制。
中国高考是否可以平淡一些?我想这是应该能够做到的。当然,这依赖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依赖于教育产业的进一步成熟,有赖于社会在整体上对于应试教育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有人说,在今日中国诸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中,高考似乎是一个更显公平的机制。这点我不否认。
但我也坦言,在为明天的中国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战略中,改革高考的模式似乎是迫切而势在必行的。
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和智慧。P26-31
《近看东西方》的初版于2007年元月发行,已经两年有余。
在这期间,读者朋友们对书的兴趣,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初版曾三次印刷。由于社会的变化,我对原版的不满意处,也就逐渐凸现了。而且,两年来,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诸多的值得记录的事,而我,也不乏疲惫地继续着“观察者”的身份,于是,这些事和对这些事的记述,就有了这个第二版。
在与朋友和读者的交流中,我得到的多是赞许,其中也不乏对初版内容的一些中肯的意见。意见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希望把中国的问题再讲深一些;其二,对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和文明程度提出不同的疑问。这两点意见,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中国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如果可以量化的话)对中国和美国现状的基本看法:他们期待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够“卓有成效”;同时,对美国近年的表现,如伊拉克战争,尤其是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持比较批评的态度。
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思考着,我在第二版“中国的路”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后的“路”,看样子还得继续“摸”,着急不行。但是,很多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又不断折射出中国与现代民主文明制度的差距,如由三聚氰胺引发的奶粉事件,拆迁问题,保护个人权利、弱势群体的问题。对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主要事件如汶川地震、北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也提出了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制度建设的应有的安排和考量。
东方有东方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对美国而言,由“雷曼兄弟”破产而开始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曾一度使我对美国现有的制度与文化产生过疑问:监管不到位、道德缺乏、见利忘义。
这和我几十年来认识的美国,一个有信仰、有自信、有大国风范的民族,或多或少出现了差距。但近期结束的2008年美国大选使我打消了这些疑虑。美国制度的“自洁”功能再次得到了体现和升华。奥巴马的当选不仅仅是民主党的胜利,也不仅仅是黑人的胜利,而是一次西方文明成果的历史重现。
70%的美国白人能认可与自己肤色不相同的黑人作为领导自己国家的总统,这表现出一个民族本身的大度、成熟和智慧。当我目睹着落选后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含着眼泪号召全国支持他的人支持新总统奥巴马,团结一致,共度时艰,我不禁再次为这个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而深深的震撼。
一个民主国家不一定会选出最优秀的人作为总统,但绝不会选出最差的人作为总统。而且,一旦总统走偏了“路”制度的“自洁”功能将发挥作用,把身体再重新清洗一遍。
我把2004年和2008年的总统大选的感触一并列入新版中。
希望这个新版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阅读后的思考和快乐。毕竟,人的最杰出的功能是思考,而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快乐。
许岗
2009年夏
记得是在2002年春的一个下午,安徽《新安晚报》社的副刊编辑部主任马丽春女士约我做个人专访。我是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中认识马女士的、听说我在美国待了20年,又教书,又办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也做得“有模有样”,马女士盛情相约,我也是兴致勃勃地前往。
谈话的主题自然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到中国。闲谈之余,马女士给我一个建议:能否在她的副刊上开辟一个专栏,取名“东西方”。
我答应着,可以考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以后,就开始了我在专栏上陆陆续续的话题。
很多题目都是随想的。遇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个故事,听到一个新闻,总是会浮想联翩,自然的、不由自主的感发,有时还会生情,感叹不止。
这些小故事,感触中的点点滴滴,是我生活中的偶遇,也是生活中的写照,中国的,美国的,或者是融合在一起的,常常是在旅途中,在飞机上,在火车上,或者是在刚刚睡醒之后的清晨完成的。
没有想到,这些小故事,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惊喜、鼓励和赞许。有我的朋友、旧时的同学、工作中的伙伴,而更多的,则是在随意的交谈和聚会中,会因为看到了这些故事,而成为朋友和知己。
我很感激他们,由衷地。是他们的理解、认可和不经意之间的交流深化了我对自己观点的看法,使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故事继续着,感觉到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
2006年秋。当安徽人民出版社决定将这些“东西方”专栏故事编辑成书时,父母的老朋友,马兰女士向她的先生余秋雨老师推荐了这本书,并请为代序。余秋雨先生在工作繁忙之中看完了全书,并作了详细的点评和充分的肯定。以此,对余秋雨先生表示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和《合肥晚报》上开辟过专栏,大多写的是在美国留学时的生活,那时,人在美国,与中国是远距离的眺望:熟悉但是陌生的。10多年后回到故乡,耳闻目睹身边的事,我开始又一次熟悉这个本来应当并不陌生的“故乡”。对中国的重新认识,不时产生着中国应当怎么样的想法,看似理想主义多了一些,但一旦下笔,总会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宽慰。
《近看东西方》初版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朋友的来信。今年春,当安徽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第二版时,我对此书受到的关注更感到欣慰。在第二版中,我增添了许多新的题目,并对初版的原有内容也作了增改。
此书的完成,得益于几年来很多朋友同仁同事对文章发表后的见仁见智。我的年迈的80多岁的父亲和母亲,每每看到报上的这些文章。都会细心地把它们剪下来,收藏起来。看到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我更感到一阵阵的激动。父亲和母亲给了我生命、爱和时时的教诲。当之无愧,这本书也应该完全地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