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一个平民之家。他由一介庶民，通过近30年的拼搏奋斗，成为1920至1930年代四川军政首脑人物。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川军出川抗战，最后为国捐躯，终成闻名全国的抗日爱国将领。

这部再现刘湘一生的长篇纪实传记《刘湘传》将刘湘一生经历，其间包括军阀混战、蒋刘矛盾、执掌四川军政以及率川军出川抗战等史实，都一概实事求是进行记述，从而让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一个真实的刘湘。

这部传记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纪实风格。刘湘一生经历，其间包括军阀混战、蒋刘矛盾、执掌四川军政以及率川军出川抗战等史实，都一概实事求是进行记述，从而让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一个真实的刘湘。

二是充分占有史料。作者在准备阶段曾首先查阅了数十种数百万字的有关刘湘的大量文史资料，并作了上百万字的读书札记。在充分占有大量翔实史料以及佚散于民间的口碑资料基础上，对浩繁资料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所记每一事件、每个人物都有史可查；力求突出人物性格，反映历史真实。

三是增强传记的可读性。本传记不仅仅是对有关刘湘浩繁史料的搜集和汇聚，而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史料再现为生动感人的情节和事件，以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这就是在史料和读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从而让读者通过这一平台来认识和了解刘湘这位天府百年风云人物。

四是实事求是地记述刘湘的功过得失。本传记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刘湘这一历史人物，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蓄意贬低，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进行记述。一方面，刘湘在统一川政、热心教育和建设四川，尤其是在率川军出川抗战等方面功绩卓著。另一方面，在1920至1930年代，是刘湘任四川省主席、二十一军军长和四川善后督办时代，正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共、清共、“围剿”红军尤猛尤烈的反动年代。这就使刘湘曾经充当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剿总司令”。民国16年(1927)，刘湘在重庆一手制造了打死打伤上千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民国24年(1935)，刘湘又在川康边境以郭勋祺模范师为主力，拦击我红一、四方面军。为此，刘湘还亲自坐镇邛崃指挥……对此，刘湘后来虽然多次表示深深的忏悔和遗憾，但毕竟已铸成了大过！

序

01 投笔从戎赴国难

02 驱逐客军露头角

03 被迫下野不落志

04 东山再起占重庆

05 拥蒋反共造血案

06 因时乘势抓建设

07 “二刘之战”成霸业

08 奉蒋之命“剿”红军

09 统一四川政绩著

10 安川建川功不没

11 蒋刘矛盾日益深

12 “两广事变”雪加霜

13 支持民众反日寇

14 “西安事变”赞张、杨

15 支持成都抗日救亡

16 整军会议鸿门宴

17 “倒刘”成了“拥刘”会

18 刘湘部属被策反

19 整军出兵不得兼

20 改立场联共反蒋

21 偕高兴亚游鹤鸣山

22 子龙庙里协议成

23 中共派员助刘湘

24 刘湘赞赏罗世文

25 化解战端促抗战

26 国防会慷慨陈词

27 抱病三改《告四川各界人士书》

28 出川抗战自运筹

29 “川军精神”放光芒

30 赴京参战救国难

31 广德、太湖、泗安战

32 病中刘湘牵挂多

33 出师未捷身先卒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年代踞，八方充满阴谋，四处埋伏暗算，欲求战胜对手，雄踞四川，也绝非易事。而刘湘竟然在此竞争异常激烈，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左冲右突，开拓出路，平衡各种势力，统一川政，在抗战前夕成为主宰四川的最高统治者。

如前所述，刘湘在赶走滇黔客军中，速成系首脑位置业已形成。但世间之事，总是一物克一物的。与速成系相匹敌者，又出现了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学生，如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斌等，形成了保定系。此二系在四川军阀斗争中，常常因利害关系而互相倾轧，以至酿成大战，如四川最大一次军阀混战“二刘之战”。

熊克武既不属于速成系，也不属于保定系，但因其在川中屡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之职，因此在川军中是颇具影响的人物。他见刘湘势力日益强大，于是就企图削弱之。在驱逐滇黔军后，为了对付刘湘，熊克武暗中唆使刘湘下属，二军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二旅旅长张秉升、参谋长张凤鸣(均为保定生)以及第八团团长蓝文彬等人，暗中勾结保定系，伺机脱离刘湘，独立成师，并约定民国9年(1920)除夕之夜在重庆起事。而鉴于廖谦与黔军勾结事，刘湘对此早有防范，暗中派人监视陈能芳等。他们的举事文件，刘湘在前一天就已挡获，却不露声色。

除夕之夜，刘湘在重庆浮图关召集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他让二师师长陈能芳同他一道登台，从怀中掏出一文件，对大家说：“弟兄们，现在有一事由陈师长告知你们！”然后，将那文件交与陈能芳，说：“念吧！”陈能芳毫无精神准备，见那秘密文件早吓得满头大汗。他战战兢兢地接过文件来说：“军长，饶了我吧！”刘湘说：“饶不饶你，这可就要看弟兄们的了——念！”陈能芳出于无奈，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将那起事文件念完了。

“好，陈师长现在要你们跟他走，”刘湘向全体官兵问道，“弟兄们，愿跟陈师长走的请举手，我刘湘说话算话，决不为难！”但台下鸦雀无声，竟无一人举手。这时，刘湘又向大家问道：

“弟兄们，愿跟我刘湘走的，请举手！”台下立刻手臂林立，全都举起了手来。于是，刘湘转而问陈：

“师长，他们都不愿跟你走，你说，该怎么办呢？”

“军长饶命，军长饶命！”陈能芳见东窗事发，在台上吓得两只脚杆像筛糠，打供作揖央告道，“愿听军长发落……”

“好，那你就休息吧！”刘湘一示意，两名卫兵立刻将陈能芳押了下去。然后，刘湘向全体官兵宣布道：

“现由第三混成旅旅长唐式遵任二师师长！”

刘湘还当即在现场扣留了陈能芳的同伙张秉升、参谋长张凤鸣以及八团团长蓝文彬。

陈能芳等四人被羁押于司令部，他们都料想：此次反对刘湘不成，是必死无疑了，陈能芳甚至还写了遗言《与妻书》。哪知第三天早上，监兵对他说：“军长有请！”他怀着忐忑之心，进了刘湘办公室。刘湘示意他坐下，对他晓之以理：

“陈能芳，我多年来待你不薄，你何以要策反弟兄们呢？我不杀你，倒想让你谈谈是何原因？”

“罪过，罪过，多谢军长不杀之恩。”陈能芳连忙跪在地上，叩头若捣蒜，“全是那熊克武使的坏！”

是熊的唆使，这早在刘湘意料之中。他忙叫陈起来，然后拍着他肩头说：“二军你是待不下去了，那你就写个辞呈吧！”刘湘不但不杀陈能芳，还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这真使陈能芳感激涕零了。接过辞呈，刘湘叫副官取出早为他准备好的万元银票。又另外派人在泸州为陈购公馆一座，让其在此赋闲。不过，刘湘暗嘱二军九师师长杨森对陈严加看管。至于张秉升、张凤鸣和蓝文彬三人，则一同押往泸州，交杨森看管。

杨森欲取晚刘湘，拟将张秉升等杀掉。但参谋长何畴却以为不可。杨问：“何以也？”何答：“这是刘湘在仿曹操假黄祖之手杀祢衡之故技。公杀之，岂不让世人唾弃乎！”经何畴一点拨，杨森茅塞顿开：“啊，吾险些中了刘湘之计！”然后说：“欲为好人，那我们索性将他们几人释放如何？”“那又不可了。”何畴解释说：“若如是，我们又将如何回复甫公？”后来，还是由刘湘让邓锡侯出面，将他们几人“保释”，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

熊克武，这位幕后使法者，一直对此事态进展静观默察。待刘湘将此事处理完毕，便知道自己失算了，于是仰天长叹曰：“刘湘不可予欺也，锦帆(熊克武字)反取病焉！苍天也，既生帆，何生湘耶！”

但熊克武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同刘湘还将继续斗法下去。

民国10年(1921)6月，熊克武、但懋辛等，为了将刘湘赶出重庆，便又向刘湘使了“高升、架空”之法。他们在重庆召开的川军将领善后会议上“公推”刘湘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总司令部和省府设置何处了。成都乃四川省会，省府自然设在成都，既如此，你刘湘就非到成都省府公署办公不可了。刘湘为人，素来面貌厚道，心头明亮。在会上，对熊克武他们的“提议”不置可否，而暗中却在掂量着重庆这块自己所安身立命的地盘，是否该以高官易之的问题。为慎重计，刘湘回司令部后，召集亲信幕僚对此事专门进行研讨。大家一致认为重庆乃四川对外交通的水陆咽喉之地，是全省金融中心，整军、筹款十分方便；且二军部队多驻川东，一旦成都有变，鞭长莫及；莫如让熊、但同驻成都，互相牵制。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重庆是最好的事业发展基地，万万不可轻言放弃。这么一来，刘湘心中更有底了。在下次善后会议上，他说，任总司令兼省长可以，但前提必须是他常驻重庆。熊、但斗不过他，只好应许。就这样，刘湘于民国10年(1921)7月2日在重庆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P18-21

刘湘在民国史，尤其在四川近代史上，是一个颇为重要而又极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他从民国10年(1921)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起，历任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系国民政府1936年11月19日委任)及四川省主席和第二十一军军长等职，有近20年活跃在四川军政界，在其从政生涯后期更成为四川的最高统治者。抗战爆发后，刘湘带病率川军出川抗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在拱卫南京等一系列战役中，亲自指挥川军同日寇浴血奋战。刘湘在抗日前线病逝后，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从优议恤，予以国葬。获此殊荣者，在全国抗战阵亡将士中，仅刘湘一人！可见，刘湘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曾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无论是借鉴昨天，还是开启明天，刘湘都是一位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历史人物。

刘湘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大邑、安仁以及四川周边县市度过的。家乡的传统文化、学堂“尚武”精神和“军国民教育”等，都给刘湘以深刻影响。

刘湘初出茅庐，崭露头角之时，正值军阀混战的年代，作为职业军人，刘湘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群雄争霸中，刘湘由一名见习排长而逐步升迁为师长，进而成为名震一方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刘湘待人以诚，团结多数，结交了许多军政界的挚友和有识之士。军界人物如张斯可、乔毅夫、潘文华、傅常、钟体乾、潘佐、饶国华；政界人物如邓汉祥、刘航琛、何北衡、范崇实、甘绩镛、卢作孚……这些人都先后成了刘湘集团的智囊和骨干成员。此外，还有由桑梓乡情而结交的大邑籍挚友刘成勋、张成孝、陈洪范；由速成系而结交的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鲜英、廖震等。因此，刘湘的队伍日益增多，防区日益扩大，实力日益增强，到民国21年(1952)“二刘之战”前夕，刘湘已拥有防区30余县，队伍10余万之众，统一四川，非其莫属！

早在民国9年(1920)，刘湘即提出“四川自治”的主张。这一主张为四川众军阀竭力推崇，而成为四川地方军阀割据的“理论依据”。“刘湘”们的所谓“自治”，就是要把自己的防区变为独立王国。正如刘湘多次所言：“肥水不流外人田，肉烂还在锅锅头。”用这一“理论”去指导交友、军事、外交等诸多方略，就成了：必须把滇黔军赶出四川去；北洋军阀政府吴佩孚、段祺瑞不得染指四川；就是后来推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也不得问津四川。同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刘湘也就产生了对红军的战略决策：红军若以四川作根据地，不行。刘湘不容“通(江)南(江)巴(中)”革命根据地，就是一个例证；若是借路而过，则可让道放行。至于“围剿”，那不过是对蒋介石敷衍应付而已，还是“保存实力要紧”。

也正是由于上述“理论”使然，自民国24年(1955)，蒋介石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起，为了推行法西斯专政，进一步控制四川，就与刘湘的矛盾日益加剧，而迫使刘湘由拥蒋变为恨蒋，最后采取了联共反蒋的策略。更由于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先后派遣张曙时、黄子谷、高兴亚、罗世文等为代表，多次专程返(赴)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使刘湘转变思想，从反共到联共，为中国革命做了不少善事：“大川饭店事件”中支持成都民众反日；支持张曙时办《建设晚报》，支持车耀先创办《大声周刊》和《国难三日刊》等；为中共建立延安图书馆和地下电台资助大洋10余万元；在蒋介石全面封锁苏区时，为延安运送了一批批食盐、医药、布匹等紧缺物资，以及掩护和营救了一批在川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车耀先、胡春浦、王干青和郭秉毅等。此外，刘湘还旗帜鲜明地通电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刘湘，不但是一员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武将，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军政建设者。自民国15年至抗战前夕的民国26年(1926至1957)的10年问，几度作为四川首脑的刘湘，在地方政权建设以及经济建设中，作了一些实事，从而在客观上为四川民众办了好事。

民国24年(1935)，刘湘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这件就连蒋介石也无能为力的事，刘湘居然付诸实现了！可见，刘湘当时在四川的威望、魄力与能力。刘湘首先是任命、培训县、区、联保、保甲各级地方政府人员，建立各级政权网络，使四川地区各级政权建设初具现代规模。

他更重视教育发展，成立各级教经征收处，开教经专款专用之先河；创办重庆高中、国立成都综合大学、重庆大学，资助家乡大邑教育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刘湘重视发展军事教育，举办各式各样的军事训练班、军官传习所；为培养军事骨干，刘湘还在二十一军内创办武德学会和武德励进社等。此外，还开办兵工厂，组建海、陆、空三军，这是对四川军队建设的开拓创新。

实施重庆市政建设。兴修自朝天门至曾家岩一线公路，突破重重阻力，进行房屋拆迁；兴修朝天门、千厮门码头，成立重庆自来水公司，扶植“民生”轮船公司，疏通川江航道，发展民族工业…

民国25年(1934)起，刘湘拟定和实施《四川建设三年计划纲要》，其内容包括发展工业、改良农业、兴修水利；成立四川气象局、邮政局、矿业局、水利局以及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在当时国民政府尚且无暇顾及四川建设的情况下，刘湘上述系列施政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尤显难能可贵！

即使是在抗日前线，宿疾复发，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的最后时刻，刘湘还念念不忘四川的后防建设。在抗战激烈，众厂南迁之际，刘湘仍制订了协助购地、减免赋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上千家民营企业、工厂来川投资建厂，从而为四川，尤其是重庆的工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重视和发展建设，于国于川，刘湘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还有成渝铁路建设。在刘湘的部署下，从民国25年(1936)起，成渝铁路的整个工程勘测预算业已完成，并已动工。只是旋即抗战爆发，工程停顿，结果仅见位于稗木镇的沱江大桥敷设之桥礅。

综其一生，刘湘之功，重点在于参加伟大的全民抗战。刘湘是一位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宁愿舍弃身家性命，带领川军开赴前线，直至病逝抗日前线，为国捐躯！抗战一爆发，他就发表谈话：“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出路，只有抗战”，“决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在国防会议上，他力主抗战：“只有抗战，才能救亡图存。”而且，他满怀信心地预言；“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为此，刘湘保证“抗战，四川出兵30万，供壮丁500万，供粮食3000万石”。刘湘的发言和表态，深得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战派的赞许，从而对当时还在动摇不定的国民党中央最后选择抗战到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刘湘在领军参战中，坚信精神第一，物质第二。他早年就提倡在战场上当将兵士“置之死地而后生”，又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率领川军抗战中，刘湘更倡导一种“川军精神”。这就是在战场上同敌人作战要“英勇顽强，奋不顾身，不屈不挠；与弟兄同生死，同阵地共存亡”！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川军精神”的引领，才使川军在装备低劣、足蹬草鞋甚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战胜了武装精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夺取了娘子关战役、东回村战役及太湖、泗安、广德战役和芜湖反攻战役等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刘湘以积极的爱国、主战之精神投身于抗战伟业，他在病重期间还亲赴前线，督师抗战。在南京拱卫战中，直到病情恶化，他还坚持不下火线。病重期间，盛传日本向我方提出“议和”条件，新闻媒体采访刘湘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记者：“如果有人要和，我刘湘决定率领四川七千万同胞和川军将士抗战到底！”

推而广之，川军精神，即民族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物质生活较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们同样需要民族精神加以引领。温故而知新，了解昨天刘湘所倡导的“川军精神”，今天即可从中汲取战胜种种困难的精神力量！

这部传记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纪实风格。刘湘一生经历，其间包括军阀混战、蒋刘矛盾、执掌四川军政以及率川军出川抗战等史实，都一概实事求是进行记述，从而让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一个真实的刘湘。

二是充分占有史料。作者在准备阶段曾首先查阅了数十种数百万字的有关刘湘的大量文史资料，并作了上百万字的读书札记。在充分占有大量翔实史料以及佚散于民间的口碑资料基础上，对浩繁资料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所记每一事件、每个人物都有史可查；力求突出人物性格，反映历史真实。

三是增强传记的可读性。本传记不仅仅是对有关刘湘浩繁史料的搜集和汇聚，而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史料再现为生动感人的情节和事件，以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这就是在史料和读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从而让读者通过这一平台来认识和了解刘湘这位天府百年风云人物。

四是实事求是地记述刘湘的功过得失。本传记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刘湘这一历史人物，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蓄意贬低，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进行记述。一方面，刘湘在统一川政、热心教育和建设四川，尤其是在率川军出川抗战等方面功绩卓著。另一方面，在1920至1930年代，是刘湘任四川省主席、二十一军军长和四川善后督办时代，正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共、清共、“围剿”红军尤猛尤烈的反动年代。这就使刘湘曾经充当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剿总司令”。民国16年(1927)，刘湘在重庆一手制造了打死打伤上千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民国24年(1935)，刘湘又在川康边境以郭勋祺模范师为主力，拦击我红一、四方面军。为此，刘湘还亲自坐镇邛崃指挥……对此，刘湘后来虽然多次表示深深的忏悔和遗憾，但毕竟已铸成了大过！

刘湘在率川军出川抗战时曾经说过：“我过去打了几十年仗，(但)报不出账。今天，大敌当前，有了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见信于国人。将来历史上，也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刘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读完这部传记之后，睿智的读者是会对刘湘这一历史人物作出一个正确而公允的评价的。若如是，那么，作者也就欣然足矣！

刘湘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一个平民之家。他由一介庶民，通过近30年的拼搏奋斗，成为1920至1930年代四川军政首脑人物。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川军出川抗战，最后为国捐躯，终成闻名全国的抗日爱国将领。

我有幸忝列刘湘将军故乡——四川大邑。还在孩提时代，就曾耳闻了有关刘湘的许多生动感人的传说和故事。稍长，在安仁中学求学时，我又常去瞻仰刘湘故居，目睹将军生前的戎装和所佩肩章、衔章等文物，还听到了许多有关刘将军当年抗日的口碑资料，因此，那种肃然起敬之意，不禁油然而生。成人后，由于写作文史资料和编撰志书，我又接触到了更多的有关刘湘的文史资料，读来颇为令人感动。但这些资料多散见于四川军阀史，全国、四川和成都、重庆以及大邑文史资料和回忆录中。这些资料有的只言片语，有的仅录一段，有的语焉不详，有的重复冗长；一加比较，有的还相互矛盾。因此，多年来，尚未见到过一部系统地、整体地、详细地记述刘湘一生的完整书籍。由是，我便萌动了为刘湘将军立传的念头。

近几年来，我有意识地搜集了有关刘湘将军的大量文史资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我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研读、分析、整理，在占有大量史料后才进入写作过程。书稿写完后，交中共大邑县委宣传部审查，又征求各方意见，反复修改，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再现刘湘一生的长篇纪实传记《刘湘传》。

这里，尚须说明的是，由于刘湘生前活动范围广，人事交往众，时间跨度大，况且其事迹又过去近一个世纪；加之，作者的认识能力、写作水平均有局限，故错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对此，敬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本节选题为中共大邑县委宣传部所策划，并被列入“走进安仁文化系列丛书”之“名人文化”出版。本传记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共大邑县委宣传部、大邑县志编纂委员会、大邑县档案局、大邑县教育局、刘湘将军纪念馆、刘氏庄园博物馆、大邑县安仁镇党委政府以及全国政协、四川、成都、重庆《文史资料》编辑部等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尤其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领导和三编室主任蒲其元先生及责任编辑杨海先生的赤诚相助。在此，作者对上述单位和个人谨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作者

二○○九年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