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的人格理想往往与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尖锐的冲突，预期的行动方案(人格目标)本是最合乎理想的，但具体的文化环境却迫使其变色，而士人面对现实这无形又无情的染缸，一贯坚持与社会的文化制度抗衡到底，展布出他们人格理想的正义性和捍卫人格的崇高性。

本书试图从文化对屈原与司马迁入格的熏染，人格悲剧之实质以及人格悲剧对文学作品之影响等方面作一论述，以阐释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中国文化变迁，以及相应的人格成长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力量。

本书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来探索屈原与司马迂的人格生成，并通过对他们为人格理想之实现而展布出的人格悲剧的比较研究，说明屈原的人格悲剧是他的理性人格精神与楚国原始野蛮的政治、宗教风俗的冲突所致；而司马迁的人格悲剧则是在西汉政治文化理性化之后，遭遇最高权威的非理性迫害，即是那个专制社会的集权等级制度的内在逻辑使然。

司马迁的性格得自道家与儒家的双重浸润，那个时代昂扬进取的社会风气也吹拂过他。他是纯朴的、率真的、热情浪漫的，也是理智的、谦和的、严谨深沉的。他受刑之后的决心、毅力、超平常人的忍耐，恒久不懈，和苏武的气节相辉映，是西汉最可敬仰的不朽者。文崇一认为：“实际上司马迁是另一种典型的人，谁都学不来，他的性格是多方面的，他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很完整的社会理想，然而却没有治理国家的机会；他厌恶争权夺利，沽名钓誉，或用势力去压迫人，然而他却亲自尝试过这种被迫害者的苦味；他赞美忠贞、廉洁、礼让，他歌颂勤苦的劳动者，表扬那些不怕死的侠客、义士，然而结果呢？他们的下场都很惨。这些，确实使他灰心过：这是一个人生的死结，他解不开，人们替自己画了一个美丽的远景，却只是朝下坡路走。”历代研究者论司马迁，推崇其文字者多，表彰其苦心者少，而其《史记》美文之存在，完全赖其人格的卓越，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就人所不能就。

李长之说司马迁的性格本质是“情感的”，“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究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的；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他任太史令时年轻有为，英姿勃发，正赶上雄才大略的英主汉武帝经国大业的盛壮期。那时的大汉帝国一派欣欣向荣，在国际上强大威武，激发着士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投笔从戎的热情。匈奴、南越、东越早已拿下，朝鲜又被平定，西域的物产、文化艺术在长安随处可见。司马迁不惟领略了京都的繁华、热闹，他还扈从武帝出巡，大好山河尽收眼底。更令司马迁骄傲的，是公元前104年，他参与制定了“太初历”，算是替祖上争了一分荣光，“上世典天官事，复为太史，则续吾祖”，慰藉了九泉之下的父亲。司马迁太振奋了，这位涉世未深、尚未体验过世事艰辛的时代宠儿，把对事业的激情，全部投注于埋头写作《史记》。

受刑之后，司马迁健旺的事功热情化为感伤自己遭遇与同情历史人物不幸命运的斑斑血泪。他想见孔子的为人，“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悲屈原之志，“未尝不垂涕”；“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室之衰，又令他废书兴叹：“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孟苟列传》)同时又叹孟子重义轻利：“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儒林列传》)叹学术与利禄结为一体；“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赦，维是儿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史记·乐书》)尧、舜时代的君臣相勉多么令人向往，武帝任用酷吏，法网恢恢，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推己及人，不惟哭自己，还在替他人洒一把同情血泪。司马迁已经忘我，他为历史人物的命运兴叹，正义之心浸透在情感的河流里，但他又不为情所奴役而走向偏激，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节制、文质彬彬，给予情感奔溢的司马迁以理性的提防，使他实事求是，持论公允，不失学术的道德心。“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这不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直接教化吗？他也不信龟策，而且很客观地采取两种解释：“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龟策列传》)；他也不盲目轻信民间的传言，而以历史的真实揭开黄帝的神秘面目：“黄帝崩，葬桥山。”(《五帝本纪》)叙述老子，也著出他的乡里和子孙，指明他和黄帝统统不是腾云驾雾的活神仙，这不都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的翻版吗？司马迁品评人物极为客观，他公正地分析人事的好坏两面，哪怕那是与自己之嗜好相违背的。司马迁本来就是任德不任刑的主张者，厌恨法家以权势欺人，严刑酷烈、惨刻寡恩，不近人情。他批评吴起“以刻暴杀恩亡其躯”(《吴起传》)；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传》)；抨击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惨礅少恩”(《韩非传》)；《酷吏列传》专门揭露酷吏的酷烈，但他也承认了上述法家改革的社会功绩；在“传赞”中肯定了酷吏的社会职能：“太史公日：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入主与其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皆亦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司马迁不信天命，他感兴趣的是对人物自身的剖析。例如他说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他虽然极爱项羽的英雄豪气，但并不一味称颂其功，而从真实的情势分析，指出项羽的不足。司马迁对人在创造历史中的内在力量与自我控制因素格外珍视，他希望人们借鉴失败的经验，把那些历史人物深远的阅历与生存智慧传给后人，不要再留遗恨。他在《史记·蒙恬传》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廖，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蒙恬之死，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地脉有何关系呢？而人自身却无力把握命运，人的困限与无奈是多么令作者感慨啊！正因为人生难测，人是那样的渺小，奇人、奇事才如此令司马迁倾心，他欣赏《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的唐、冯两生：“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子王孙，亦奇士，与余善。”他追怀以才气闻名天下的李广，“《传》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曰，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史记·李将军列传》)他推崇陈平的智谋，“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智谋孰能当此者乎？”(《史记·陈丞相世家》)有爱就有恨，他目睹社会上许多人的权势升起又降落，可权利与人的尊贵、交友总是每朝每代都演绎着同样的结果，他只好感叹“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史记。郑世家》)，“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史记·楚世家》)，“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始居约时，相然以信死，岂愿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张耳陈馀列传》)，“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主父偃传》)，“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汲郑列传》)。司马迁对这种市侩气十足的权势追慕现象极为憎恨，而对那些堕落在陷阱之中不可自拔者，他是恨其可耻行径，又悲其身败名裂之下场。

司马迁的雄大气魄与宽广胸怀，容纳着历史、当世的善、恶、爱、恨，杨雄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唐司马贞言：“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记索引后序》)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言：“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

司马迁重操守，性格内涵丰富，总是向着善洁与光明。晏子的节俭、谦逊、过人的毅力，是司马迁崇拜着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晏子从心灵深处感化过司马迁，他希望自己也具有那种见机行事的本事，“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可司马迁太坦诚了，他不会放弃正义而克制自己的言行，只有慨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他赞誉忠贞、廉洁、信与义等等，如“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田儋列传》“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而像韩信那类自矜功名、投机取巧的分子，声名一时，又能如何呢？《淮阴侯列传》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一于汉家勋可以比于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小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司马迁对人格的要求很明澈，韩信就属人格不够完善而导致失败的，惋惜其才，而责其自负。而屈原、鲁仲连等忠义之士才是最要大力讴歌、颂扬的对象。

综上所述，自然结构(风土)给予人类的人格的影响是显著的，不仅如此，人类通过长期劳动生活的经验所形成的习俗、社会制度等(统称为社会结构)对人格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风土对人的人格的形成，在科学文明尚不发达的阶段有相当的优势，尤其是“风土、人、基层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如《管子·水地》所言：“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某种完善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风土的影响力便会减弱，塑造人格的动因便会让位于社会意识。从屈、苟性格的个案分析而言，他们的性格生成发展是上述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司马迁的人格却更多是社会意识塑造的，自然风土的力量显然已退居二线。我们从屈原到司马迁之人格探源，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从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到汉代的统一文化的成长变迁。

P61-65

社会结构的运动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前者在其运动过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需要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的瞬息变化，总涌动着社会结构运动的潜流。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产生于意识形态的氛围之中，而艺术的质量则是由作者的人格决定的。一方面，人格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即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艺术三者的综合产物；另一方面，人格也可推动文化的发展、进步，因为个体人格的质量又反作用于文化的上升与下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卓越人格力量的引导，那么其自身文化也就变得陈旧、僵化、封固，生命力渐退，这对民族的文明进程而言，显然缺少鲜活的创造力。但当文化精英对自身文化的反省能力强烈地爆发出来时，或者从自身文化里搜寻过去的东西加以复兴，或者吸收异文化而抛弃自身文化传统，在抵触中创造新文化，其结果都会给文化以强而广的刺激和更新。文化的提升往往是在曲折坎坷中完成，个体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多数意志薄弱者均以屈从而告终。也有顽强者，在剧烈的对抗中，矛盾深化，虽然个体人格惨遭摧折，但其悲剧影响获得的共鸣却已革新并丰富了自己的传统。

屈原(前339年—前285年)与司马迁(前135年—？)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文化精英，他们的人格精神辉映千古。恩格斯说：

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中国士人的人格理想往往与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尖锐的冲突，预期的行动方案(人格目标)本是最合乎理想的，但具体的文化环境却迫使其变色，而士人面对现实这无形又无情的染缸，一贯坚持与社会的文化制度抗衡到底，展布出他们人格理想的正义性和捍卫人格的崇高性。

本书试图从文化对屈原与司马迁入格的熏染，人格悲剧之实质以及人格悲剧对文学作品之影响等方面作一论述，以阐释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中国文化变迁，以及相应的人格成长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力量。

“……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够完成，它就是好的。”在我做完学位论文的一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回响在耳际。

这真是快乐的日子，虽然寒冷还未消失，而我心中的温热已弥漫了整个宿舍，望着书架上渐渐增多的专业书和那厚厚一叠刚从打印机里输出的论文稿，轻松与简淡的情绪释然了长久的负担。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细细品味这不能自主的、只有耕耘过才能体会到的欢喜。伴随着贝多芬沉郁激昂的《命运交响曲》，一丝甜蜜和微微的惆怅交错流过全身。是啊！看书是急不得的，古典文学更需积累，书，读得多了，“真理”就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地向人显现了。正是导师聂石樵先生的教诲。此时此刻，那分人生的顿悟与宁静难以言说。

日子匆匆如飞，光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三年鏖战就要结束之际，一股离情升上心头，那一堆堆的书，一封封来自远方充满问候、鼓励的信和贺卡，一张张写满姐妹关爱的包裹单……竞那么令人依恋。在我整理书本与物件的一刹那，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嚼过了橄榄以后，心里留下的一股清香，历久不散，不散……

从前年少的季节，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分生活的记忆却是挥之不去的。还记得每天放学后，去体校接受篮球教练近乎残酷的训练，待练完之后，已是筋疲力尽了，可必须应战无休无止的作业、考试。不过，那时不知生活的复杂与压力，那张未成熟的脸蛋，就像春夏之交的青果，总洋溢着蓝天般清纯的微笑，书包里装满了五彩缤纷的理想。爱因斯坦说：“在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成功。”这句话把我的学生时代填得满坑满谷，自幼从事体育运动而磨砺出的意志却为勤苦学业的钻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很欣赏那些身着裙装的同学，悠闲地漫步在夏日校园的林荫道上，但也来不及长叹自己求学与比赛的紧张与劳累了。

家是每一个人的城堡，为着不辜负双亲的希望和不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奋力着、努力着，那一个个好消息：比赛载誉而归的电视采访，“三好学生”的奖状，野外写生之后的作品展……这一切，对于父母而言，就如冬天里的阳光，温暖着他们奔忙的生活。我们怎能不为这个家而尽力呢？想当初，爸、妈硬是把我从省赛艇队抓回学校复习，迎接高考，为我今日的攻博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而论文写作所需的电脑，不知又是爸爸多少个夜晚伏案的心血。他们日常的言传身教，于我们在学业与生活品性方而的导引，功不可灭，这个平和而要求严格的家，给了我们跋涉的丰足情感与动力泉源。

博士求学的三年，应是学生时代最为沉重的岁月，这是带着脚镣的奔跑。专业的压力，自不必说，在商潮澎湃的今天，生活的清贫更让人困窘。不过，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的，有了这宿舍，这书桌，电脑，就有了无尽的智慧食粮，心中便有了理想的岸，喜悦与热望编织着美丽而牢固的网，犹如光彩夺目的羽纱挂在简陋的宿舍里，如星生辉。我可以追忆往昔，计划将来，可以站在丰饶的精神家园，为屈原“伏清白而死直”而钦叹，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而震撼……

自古伟人多磨难，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其不懈的追求凝聚为流芳千古的《楚辞》，司马迁的苦楚化成了《史记》中的滔滔情思。展读他们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更严肃和深邃的世界，他们的坚韧人格也给了我一分启示，没有别的作家比他们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更深切的了。那份心灵的真实与温暖，以及其间闪烁着的人生哲理之光，使我无暇慨叹生活的不易与艰辛、人际的冷酷与阴暗。钟敬文教授、聂石樵教授、邓魁英教授、顾明远教授等前辈的信任和勉励，又似杏花烟雨，润物无声地飘落在犹如冰天雪地的心土。先生从来不是那种显赫著名的伟大人物，他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简直、素朴与平凡，可他骨子里透着的韧性与刚毅却在简单的生活里，写出了学问、人生、道德的深刻而完满的答案。聂先生常说：“活着就要坚强！”这句话在做论文的日子里，像一缕明媚的阳光，从冬日的窗户照射进来，再不觉得北国隆冬的酷冷与初春的轻寒了。邓先生在生活上的关照，更让人倍感人事的温温可喜。

路遥说：“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的确如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那个结果。正如钟老经常教诲于我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成功。”

尽管时代在变，某些传统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也在变，但是有些品质却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快乐、爱、诚实、勇气和事业心，一个女性一旦拥有上述精神，那么黄金时代就在她的前面，而不在她的背后。有一个作家说：“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跑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去进行。有时我们感到辛酸遭受挫折，眼看人生艰难，实在苦撑着继续，可是即使如此，难道就能轻易放弃吗？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分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那就做一个勇者，热情、顽强、果敢地走遍生活的千山万水。在跋涉的旅途中，冰心的一席话可以受用：“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往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最后，深谢我治学严谨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周勋初先生、莫砺锋先生；深谢培育我多年的爸、妈；深谢从小与我在运动场、生活的战场上同心进取的姊妹们；还有那一伙雪中送炭的中外学友……是你们教给了我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它是生的喜悦！将这分感激的心，化为爱生命之信念，再去传播给田园里的青禾。

屈原与司马迁持道不屈的伟岸风骨与浪漫文才，无一不令后人为之钦叹、垂涕、讴歌。曹晋博士不但沉潜吟咏于古典文献，而且善于吮吸西方学理，选择了国际汉学界少有的人格悲剧论题来做比较研究，立意高远、论证详实、视野开阔。西方学界认为东方中国文学罕有表现激烈的人格冲突，而这一论著重新提醒西方学者，屈原与司马迁秉承“士志于道”的理想信念与君王独尊的“势”及其时代的政治文化两相抗衡，激烈冲突境遇中的“发愤抒情”谱写着他们的热情心志和忠义人格，其作品的不朽心声可与日月争光。曹晋此书特具可读性，实为一部佳作。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文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