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2000-2005年间在“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几十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由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评选出来的，评选的原则与立场是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在一定程度了反映新世纪中国小说界的现状。

小说鉴赏，权威评定。本书收录短篇小说几十篇，这些小说都是由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评选出来的，在“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文章。文章评选时间跨越2000-2005年之间。

序

2000年

 上海女人

 清源寺

 河柳图

 冬天我们跳舞

2001年

　湖道

　日子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地下爱情

　把门关上

2002年

　黑猪毛白猪毛

　库麦荣

　白雪猪头

　突厥

　给马兰姑姑押车

2003年

　猛虎

　雪色花

　手术

　送一个人上路

2004年

　两位富阳姑娘

　月光斩

　狗小的自行车

　我疼

　白水青菜

2005年

　取暖

　锦衣玉食的生活

　负一层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流亡者社区的雨夜

今天我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一九六。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大约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文……哎呀，叫文什么来的，就是那个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他叫文大业，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柴烧，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儿，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飞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于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黏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是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都有一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厂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粘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肛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绝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小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支援大西北建没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

P1-5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新世纪伊始，好事当开头。中国小说学会拟对社会公布年度好小说的名单，并一年一度地推动下去，名之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此举立时招来种种不同意见，褒贬皆有之。有朋友对我说，“排行榜”乃是图书市场的促销手段和媒体的把戏。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不去埋头做学问，也要来时尚一下，流行一下，风光一下吗？

我闻之笑之。然后说，“排行榜”的确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它对读者却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年轻读者总会对畅销书发生好奇。其实，好书不一定畅销。一本书的畅销缘故很多，或因题材新鲜，或因内容奇特，或因书名诱惑，再加上商家的促销手段，高明并富有创意。而市场排行榜的本身就是促销的一招。这一来，好书常常因为没有挤上排行榜反成了市场上的“另类”。真正的文学另类却因畅销而貌似“主流”。

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因此受到了伤害？

可是转念一想，难道只有商家可以使用排行榜么？

其实，排行榜就是对作品的一种排名。历来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所公布的结果，也都是一种排名，甚至还要排出一等二等三等来呢。当然，不同部门排名标准各不相同。有的偏重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的以主旋律为准绳，有的提倡文本的创新。可是，市场的排行榜没有这种“评”的程序，不需要任何标准，它只是一种销售数字的统计与排列。看似客观与公允。但别看这个排行榜在产生之前没有标准，在产生之后却公布出一个极为强有力的标准，即市场的效应。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销售的强度就是一种实力。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容易认同图书市场的排行榜。于是传统的各种文学评奖在读者界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限了。书的命运在市场中沉浮，受商家左右。这也是文学逐渐与评论及研究脱节的原故。

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立我们自己的排行榜，让排行榜这种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我们的声音吗？

这个“自己的排行榜”的特征是：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评选委员会。评委都是学会成员中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这之中，既有雷达、陈骏涛、金汉、盛英这样老一代著名的人物，也有吴义勤、洪治纲、谢有顺这样年轻一代的新锐。既有汤吉夫、陈冲、韩石山这样的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夏康达、李星这样资深的学者型的评论家。他们是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动态最密切的关注者；平时阅读着大量的当代小说，对文坛的现在时与过去时了如指掌。当一篇好小说出现，他们即刻能判断这小说在当代文学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价值。有这样一个评委会，就保证了学术上的可靠性。

第二，我们的排行榜不是简单而草率的次序排列，而是一种“研究和评论”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最大的不同之处。参评作品的推荐，来自于一些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与文学机构的推荐。这些推荐者都是本会成员：他们按照长、中、短不同的体裁，分担初评工作。在经过广泛阅读和充分研究之后，才向评委会提出候选作品的名单。可以说，这个经过初评的候选名单，就是一种文学研究的结果。

评选委员会最后一轮的评选在天津举行。这次为期三天的最终的评选工作，依然是一次年度小说的学术研讨活动。从一篇篇作品的评价到全年小说的整体审视；从近年来的小说走向，到某一篇作品的特殊意义，评委们的话题总是往来无尽。故此，这个排行榜应被看作是中国小说学会对年度小说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第三，我们的排行榜的评选，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中国小说学会是民间学术团体：一切从小说文本出发。任何作家的成就与名望，作家之间地区、民族、性别上的比例搭配，作品销售的状况等等，都不在评委视野之内。这样才可能使结果更接近于文学的纯度，使得年度好作品与新人不至于淹没。

第四，这个排行榜的客观性反映在最终的无计名投票上。评选委员会遵循：投票前充分酝酿讨论，投票时一切听凭个人。只有在评选结果上的听其自然，才是民主原则的真正体现。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的全部工作，纯属一种纯文学的活动。工作没有经费，评委没有报酬。作家型的评委个人的作品一概不能参加评选。然而评选工作却做得认真精细，不拒繁重，为了一部作品的评价往往争执不休。无须多说，这表现着学会的一种心甘情愿背负着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当然，还有学者们在“权威性”上的自信。

于是，我对前边说到的那位朋友说：

你说文坛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排行榜——它来自于学术研究，体现学者的视野，反映着文学对自身的关切与自审？

图书市场是先卖书后出榜，以榜促销图书；我们则是先评出排行榜，再将作品进一步推荐给读者。这正体现我们开展排行榜工作的初衷！图书市场针对的是书，我们针对的是作品；市场的排行榜是销售结果，我们的排行榜是研究结果。而在这次结集出书时，我们还请参评的各位评委分别撰文，评点作品，论其价值，举荐于世。这样，我们的工作便有了完美和独立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坛多一些视角，多一些学术的声音，多一些不同标准的排行，以使读者眼中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商业化的宽银幕。

我们的排行榜会一年一度地做下去。我们相信，它对文坛渐渐会发生有益的作用。日久天长之后，读者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学者的视角，并通过这个深邃的视角发现到更多美丽的文学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