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关于巴黎的文字里,《流动的盛宴》最经典,也最前卫!海明威的所有作品中,《流动的盛宴》最真实,也最虚幻!五十幅珍贵实景照片及作家肖像,再现昔日巴黎盛宴现场!
在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关于巴黎的虚构或非虚构作品中,《流动的盛宴》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扉页上的题献——“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已经成为巴黎的“文化名片”,被广为传诵。数年前曾以《不固定的圣节》为标题出版过《流动的盛宴》本次重新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并精心配置了五十幅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珍贵照片。
1920年代上半叶,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当时的这段生活。
上个世纪二○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记录的正是作者当时的这段生活。不过这本书的写作却是在将近四十年以后。盛宴的“现场”早已消失,所有有关巴黎的个人记忆,都杂糅成一种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虽然我们绝对无法判断,当年海明威在稿纸本上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这些照片有没有悄无声息地潜入他的意识深处。但我们要把这些照片和海明威的文字放到一起,在栩栩如生的“拼图板”上镶嵌这最后点睛的一块。我们想这样来试试看,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所不同的全新文本。
我们制造一个“文本”,我们却绝无“观点”。
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当时有的是坏天气。秋天一过,这种天气总有一天会来临。夜间,我们只得把窗子都关上,免得雨刮进来,而冷风会把壕沟外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枯叶卷走。枯叶浸泡在雨水里,风驱赶着雨扑向停泊在终点站的巨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群拥挤,里面的热气和烟雾把窗子都弄得模糊不清。那是家可悲的经营得很差劲的咖啡馆,那个地区的酒鬼全都拥挤在里面,我是绝足不去的,因为那些人身上脏得要命,臭气难闻,酒醉后发出一股酸臭味儿。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男女女始终是醉醺醺的,或者只要他们能有钱买醉,就是这样,大多喝他们半升或一升地买来的葡萄酒。有许多名字古怪的开胃酒在做着广告,但是喝得起的人不多,除非喝一点作为垫底,然后把葡萄酒喝个醉。人们管那些女酒客叫做Poivrottes,那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藏垢纳污之所,这条出奇地狭窄而拥挤的市场街通向壕沟外护墙广场。那些老公寓房子都装着下蹲式厕所,每层楼的楼梯旁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如厕时滑倒,这些下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入污水池,而那些污水池在夜间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每逢夏天,窗户都开着,我们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股臭气真教人受不了。运粪车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这些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缓缓前进时,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在月光下看去好像布拉克的油画。可是没有人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排除污秽,它张贴的禁止公众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发黄,沾满蝇屎,没人理睬,就像它的那些顾客一样,始终一成不变,身上气味难闻。
随着最初几场寒冷的冬雨,这座城市的一切令人沮丧的现象都突然出现了,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你在街上走,看到的只是发黑的潮湿的路面,关了门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亭,那个助产士——二流的——以及诗人魏尔伦在那里去世的旅馆,旅馆的顶层有一间我工作的房间。
上顶层去大约要走六段或八段楼梯,屋里很冷,我知道我得去买一捆细枝条,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支铅笔那么长的短松木劈柴,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加上一捆半干半湿的硬木爿才能升起火来,让房问暖和,这些要花我多少钱啊。所以我走到街对面,抬头看雨中的屋顶,看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是怎样冒的。一点没有烟,我想起也许烟囱是冷的,不通风,还想起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燃料白白浪费,钱随之付诸东流了,就冒雨继续前行。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那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阴大道背风的一边,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阴大道,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尽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口真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得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中,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她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她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这短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它的步伐,有一段时问我写得很艰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刨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
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了。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悲伤。
我把这短篇合起在笔记簿里,把笔记簿放进上衣的暗袋,向侍者要了一打他们那儿有供应的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每写好一篇小说,总感到空落落的,既悲伤又快活,仿佛做了一次爱似的,而我肯定这次准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尽管还不能确切知道好到什么程度,那要到第二天我通读一遍之后才知道。
我吃着那带有强烈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的牡蛎,一边呷着冰镇白葡萄酒,嘴里只留下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等我从每个贝壳中吸下那冰凉的汁液,并用味道清新的葡萄酒把它灌下肚去,我不再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开始感到快活并着手制订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大可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到一个不下这种雨而会下雪的地方,那儿雪穿过松林飘落下来,把大路和高高的山坡覆盖起来,在那个高处,我们夜问走回家去的时候,会听到脚下的雪吱嘎吱嘎地响。在前锋山南有一所木制农合式的别墅,那里的膳宿条件特佳,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里,看我们的书,到夜晚暖和地一起睡在床上,敞开着窗子,只见星光灿烂。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乘三等车价钱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比我们在巴黎花费的并不多多少。
我要把旅馆里那间我写作的房间退掉,这样就只需付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74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我给多伦多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它们的稿费的支票该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写这种报道,因此我们有钱作这次旅行。
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知道要这样做为时尚早,因为我对巴黎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最后巴黎却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想去,我们就去,于是我吃完牡蛎,喝干了葡萄酒,付了我在这咖啡馆里挂的账,便抄最近的路冒着雨——如今这只不过是当地的坏天气而已,而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的什么东西了——赶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山顶上的那套房间。
“我想这该是绝妙的,塔迪,”我妻子说。她长着一张线条优雅的脸,每次作出决定时,她的眼睛和她的笑容都会发亮,仿佛这些决定是珍贵的礼物似的。“我们该什么时候动身?”
“随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
“啊,我想马上就走。难道你不早就知道吗?”
“也许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儿天气就晴好了。等天晴了,变冷了,就会非常好。”
“我看天一定会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旅行,不也是真好吗。”
P4-10
出于一些作者认为充分的理由,本书中略去了许多地点、人物、观感以及印象。其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是尽人皆知,谁都已经写过的,而且无疑还会继续写到。
这里没有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有些拳击手在那儿当招待,侍候摆在树荫下的餐桌,而拳击场就设在那边的花园里。也没有提到跟拉里·盖恩斯一起练拳,以及冬季马戏场那场打了二十个回合的了不起的拳赛。也没有提到像查利·斯威尼、比尔·伯德和迈克·斯特拉特这些好朋友,也没有提到安德烈·马松和米罗。这里没有提到我们去黑森林的那几次旅行,以及前往我们喜爱的巴黎近郊那些森林的当日返回的旅行。如果所有这些都写进本书那敢情好,可是眼下我们只得付之阙如了。
如果读者喜欢的话,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是会有可能多少阐明一点其中写到的那些事实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
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虚构“现场”
——代编后记
那种以为可以用图像来对文字进行注解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对海明威这本小书的读者来说,在阅读那些有关往昔巴黎生活零星片断的回忆文字过程中,总是会产生“视觉”上的期待。场景和人物从过分亲切的(以至于让读者产生某种如真似幻的感觉的)文字中浮现出来,一个喜欢逐字逐句追随作者思绪的读者,有时会禁不住觉得,单单凭借文字,在那幅想象的拼图中,总还缺些什么。
一九二○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当日的这段生活。不过这本书的写作却是在将近四十年以后,换句话说,盛宴的“现场”早已消失,作者和读者都只是在记忆中追寻那段过往岁月,而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这些记忆都已在时光的透镜里失焦、变形。所有有关巴黎的记忆都杂糅成一种对于巴黎的共同的历史记忆,而所有的有关巴黎的记忆,都将对作者本身的回忆写作,以及读者对回忆文本的阅读产生影响——它们将再一次混合到这些文字中。
写作这些文字时,海明威将近六十岁,而文字当中的海明威,当时刚刚二十出头。我们对于多年以前的生活,的确有许多“视觉”记忆。它们深藏在头脑深处,需要做出极大努力,有时需要“玛德·莱娜小点心”式的偶然触机,许多年以前那个“现场”的场景才会渐渐浮现出来。然而,这其中有多少来自“事件”在我们记忆光碟上的原版刻录,有多少来自其他各种文本和影像的晕染、来自别样记忆的入侵,我们如何分辨得清?
我们再也无法理清那些混杂在一起的视觉记忆,如同侯麦那个想在电影里寻找十八世纪巴黎的故事。一九七五年,他拍摄《女侯爵》(The Marquise of O)找的是“真实”的外景地,巴黎附近的某个小镇仍然保存着历史的“原样”,但侯麦知道,这不是巴黎,这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巴黎。一九七八年的《柏士浮》(Perceval le Gallois),他改变方法,全部在摄影棚拍摄,拍完之后却又想,为什么所有有关那个时代巴黎的电影,都有相同的马车道?第三次尝试,他为《贵妇与公爵》(The Lady and the Duke)的场景找人绘制三十七幅模仿十八世纪风格的巨型油画,再用数码技术把演员嵌到这些油画布景里,侯麦想让观众明白,我们对于巴黎的记忆,不过是来自那些油画。影片开始时,观众看到那些历史画,突然之间,画面开始变得栩栩如生,银幕上这次影像的转换,令人印象深刻。
同样,当我们阅读海明威这些似乎栩栩如生的描绘时,浮现在我们虚空的、容器般的想象中的图景,有多少是来自文字本身?更深刻一点地说,阅读这些属于别人的记忆——这个人甚至在很多方面对我们中国读者全然属于“他者”,如同在一条幽深的隧道中行走。那瞬间点燃旋又瞬间熄灭的火光,突如其来地照亮整个背景,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一幅幅景象,如同幻觉一般。但照亮这幽深记忆中似真似幻景象的火光,往往却是我们从别处、从“隧道”之外、从这些回忆文字之外的某个地方带来的,
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巴黎是有记忆的,无论是阅读海明威这本他自称多少有些虚构成分的回忆作品,或者是那些根据写作者自己的声明,其中并无(或较少)虚构成分的回忆录,甚至是阅读一本读者理应视之为虚构的小说,总是会有一些视觉形象出现在头脑中:黯淡的建筑物、煤气街灯,以及一些状类奇特的人物形象。它们不假思索地自动浮现出来。但只稍一回想反思,我们就立即明白,这些视觉记忆多半不过是来自那些电影。比如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情迷六月花》(Henry&June)。
影像是如何变成这些属于我们自身、然而却纯然虚幻的记忆的?这个问题在另一些影像进入到我的眼睛之前从未被提出。那些洛东达和圆顶酒馆里白铁皮吧台后的酒瓶,那些舞会上被扇子一般拉开的手风琴。它们总是在有关巴黎的阅读中自动浮现,渐渐它们似乎变成我个人的视觉记忆。 直到这些二○、三○年代的巴黎风俗摄影画册放在眼前,这是些从未见过、却异常熟悉的老照片。圆筒状车厢的粪车——我们在海明威的书中读到它,我们也在电影里看到过它:裸体的男人女人在身体上涂满各种颜色,在狭窄的卵石铺就的街道上狂欢游行,裸体的毫无羞耻的女人在妓院中围站在新来的顾客身旁——我们在《情迷六月花》那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场景;那些后来在文学艺术历史教科书中成为重要索引词的名字,它们的“真身”坐在装饰简陋的酒吧茶肆里,跟那些水兵、工人和不知来历的女人坐在一起,说些粗话,间或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达达主义——这我们也在海明威的回忆录里、在形形色色的电影里看到过。
我们在阅读海明威这部回忆作品时难以避免地受到这些图像的影响,虽然我们绝对无法判断,海明威在那些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在稿纸本上写那些句子的时候,这些照片有没有悄无声息地潜入他的意识深处。但我们要把这些照片和海明威的文字放到一起,在栩栩如生的“拼图板”上镶嵌这最后点睛的一块。我们想这样来试试看,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所不同的全新文本。
我们制造一个“文本”,我们却绝无“观点”。
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