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本书为第17卷，收录了1966年以及1967年两年的日记。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竺可桢全集》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前言

关于竺可桢日记

日记编例

第18卷说明

1966年

日记

气候变迁材料笔记

杂记

1967年

日记

杂记

剪报

本年事要

附录一 第18卷人名简释表

附录二 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附录三 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附录五 竺可桢日记中常见略语符号表

1月5日 星期三 晨七点半晴，雾，-5°，753 mm。下午发大风5—6级，756 mm。

侯德封谈地质学思想革命。

晨七点起。作太极拳20分钟。早餐后，九点至中关村图书馆看西文期刊，因New Scientist的主笔曾写信给我，要我供给中国材料关于古气象方面，合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导以觇近来世界气候的趋势。我复函说，我们和世界气象组织脱离关系，不便与他们合作。他信中要于八月底将材料寄到，料想十月有文章登载，但注意到十月底未有文章发表。中午回。

下午二点接赵秘书电话，知今下午党组学习，事先未通知我，即去院第三会议室。古脊椎动物所吴依首先作了学习报告，据说所中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学习得很好的。次地质所侯所长说，从《实践论》得到了启发，认识到哪里有困难就要到哪里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首先要参加生产任务，地质所同人过去没有做过锰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也要做。从锰的成矿作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地球化学，陆相生油也是打破框框，稀有元素从1953年开始，过去苏联学说以为铌、钽均在碱性岩石中，但在中国却在花岗岩(白云鄂博)，以后在江西、广西统有发现。铀矿苏联以为在震旦纪或古生代岩层中，中生代没有，我们却在中生代找到，所以要打破框框，建立无产阶级思想，一定要自力更生。白云鄂博中铌、钽多，在渣滓中含百分几，铁中千分之几。日本人向我们[要]进口渣滓年50万，就是为了铌、钽。我们现在能炼至90％纯铌，高温钢现可产几千T一年，超过世界各国。其中也含有稀有金属铕(63)，每公斤值九千美元。次微生物所赵蔚山报告。最后张副院长谈，说过去已有18位同志交了笔记，希望大家能看齐，要严肃，高举毛泽东同志旗帜，要结合工作。我们工作和思想，要身体力行，要有更高觉悟。现在是世界革命时期了，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革命到底。他又说近来彭真同志说老同志不要存心就要交班而退休，不能如此想法，要能鞠躬尽瘁的精神。大家要过好战争关，我们所处是一个伟大时代。

P8

本卷收录1966—1967年的竺可桢日记。

自1966年起，中国陷入十年“文革”内乱，竺可桢的最后八年是在这乱世中度过和结束的。

“文革”中的竺可桢，幸被最高领导层圈人“保护”对象，成为表示知识分子政策尚存开明的标识性人物，因此没有遭遇到同时代大多数老科学家所无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难。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乱局中他依然是时时有惊，步步有险。他也始终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对象的位置，有随时受冲击的心理准备。在汹涛恶浪环绕之中，理性的光辉依然照耀着竺可桢的学术研究。这位80岁上下的老人，数年如一日地“个人奋斗”，继续耕耘在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抄家”成为社会时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记获罪而遭遇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避祸而将日记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记和如何写日记，必然是竺可桢当时面对的一大难题。在现存的早年日记簿中，可以看到个别图页被撕毁的残迹，对旧时日记中“今是而昨非”之处多有竺可桢的批注手迹，以表达自己的反省。值得庆幸和钦佩的是，他没有毁掉旧时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把日记进行到底！此后的日记在文字风格上已无法与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与“文革”以前的日记相比，也有相当的差异。日记中不时写下他内心深处的疑惑、不满和愤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表述被淹没在记述时事、抄录文献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没在拥护“文革”和颂扬领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和党报党刊的声音，不断地表述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认真学习，自以为非，表示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就实而论，这既有其诚心诚意的一面，也有其诚惶诚恐的一面。日记中特意用红笔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对他的召见，都应视作他为应对日记万一涉险而求自保的举措。

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有助于《全集》读者正确解读竺可桢日记的内容。

1966年，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竺可桢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国访问的记录。在1967年重组权力机构之后，他虽然挂着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本来年事已高，懵然进入“文革”，持续的精神压力，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进程。

“文革”中的日记，多有来自当时公开报刊、内部参考、大字报、批判会和民间印刷品传播的人事内容，广涉各界各级人物。编者对于那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传的很多“信息”无法进行核实，请求读者格外给予谅解。

这两年的日记原本各有两册，半年为一册，皆为36开。1966年上册日记簿为北京公私合营龙门印刷厂1959年出品，下册封面印有“工作日记”，未署年份与印刷厂。1967年上册日记簿封面印有“高歌猛进”，为上海公私合营文化纸品厂出品，下册为北京印本厂出品。各册日记文字保存完整。

1966年日记由杨小林负责编订，1967年日记由刘元明负责编订，竺安、曾闻问、樊谦参与校审。人名简释表由樊洪业编制，家系人物表和略语表由竺安编制。竺安侧重审订外文内容。全卷由樊洪业通审定稿。

本书依“存真”宗旨，力求保存竺可桢文稿历史原貌，有关编订规则之大要，详见《日记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