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题范围比较广，从16世纪的“前小说”到20世纪中叶的“超小说”，其间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所涉及，不仅论到了像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这样的经典作家，还论到了像布尔沃、里德、勃特勒和吉辛这样的在中国不太出名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却很重要的作家；不仅论到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还论到了某些作家的散文创作和戏剧创作，如伍尔夫的散文和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

其次，这部论集的视角集中且新颖。无论是论小说、论散文，还是论戏剧，论述的视角几乎全都集中于作家的“创作风格”这一论题之上。

对英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英国文学重新加以审视，不仅是一种“外国文学兴趣”，同时也是一种有益于认知“自我”和“他者”的美学乐趣。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部论集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论题范围比较广，从16世纪的“前小说”到20世纪的“超小说”，其间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所涉及；二是论述视角比较新，无论是论小说、论散文，还是论戏剧，都集中于论述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真正从文学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文学。因而，本书对文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以及在校的文科研究生和本科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

序言

1．《尤弗伊斯》与英国的“前小说”

2．论《弗兰肯斯坦》的三重主题

3．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基本模式

4．布尔沃小说创作的贡献与缺陷

5．论狄更斯的小说创作

6．查尔斯·里德与“问题小说”

7．论萨克雷的小说艺术

8．论“小说匠”特罗洛普

9．梅瑞狄斯的“喜剧精神”与小说风格

10．乔治·爱略特：小说与道德

11．论《众生之路》的反达尔文思想

12．托马斯·哈代的小说风格与技巧

13．乔治·吉辛的非维多利亚意识与现代性

14．康拉德的小说革新与“印象主义”

15．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

16．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创作

17．《等待戈多》的理性解读

18．后现代派、“超小说”与《法国中尉的女人》

关于英国小说（novel）的起源，历来有两种观点：大多数批评家认为小说最初产生于18世纪，笛福、理查生和菲尔丁等人是其开山鼻祖，但也有不少批评家认为小说早在16世纪就已产生，所以“把18世纪的小说确认为新的文学样式是错误的，因为小说有其古老的家谱”。那么，小说究竟产生在18世纪呢，还是16世纪？这里的关键是两派批评家对16世纪的一批散文叙事作品作了不同的归类：“18世纪派”把这类作品全都归为传奇（romance），“16世纪派”则把这类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直接归入了小说（novel）。换句话说，在“18世纪派”看来，这类作品还算不上小说，而在“16世纪派”看来，它们就是最初的小说。分歧由此而来。

那么，这类作品究竟是不是小说呢？应该说，既算又不算，所以称它们为“前小说”（pro-novel）可能较为恰当。也就是说，它们既有别于传奇，又不是真正的小说，而是小说的前身。

“前小说”包括约翰?黎里（John Lyly，1554？—1606）、托马斯?纳什尔（Thomas Nashe，1567—1601）、托马斯?德罗尼（Thomas Deloney，15437一16007）和17世纪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某些作品。其中，黎里的《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Euphues：the Anatomy of Wit，1579）及其续篇《尤弗伊斯和他的英国》（Euphues and His England，1580），我认为是英国最早的“前小说”。

不过，当时刚出现的“前小说”和古已有之的传奇不仅同时存在，两者之间的区别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传奇创作，然后再来分析黎里的两部《尤弗伊斯》，由此便能看出“前小说”和传奇之间的区别。

在16世纪的英国传奇作品中，最为典型的是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的《潘多斯托》（Pandosto，1588）和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ydney，1554—1586）的《阿卡狄亚》（Arcadia，1590）。因此，只要对这两部作品加以考察，即可看出传奇的一般倾向或者基本特征。

《潘多斯托》的故事是这样的：波希米亚国王潘多斯托和他的儿子道拉斯托斯同时爱上了一个叫弗尼娅的牧羊女；为此，潘多斯托还对他的儿子满怀妒忌；殊不知，弗尼娅其实是潘多斯托早年丢失的亲生女儿，只是她从小由一个牧羊人抚养长大，潘多斯托和他儿子（实为弗尼娅的哥哥）均不知真相；后来，真相大白，他们全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显然，《潘多斯托》讲述了一个纯属虚构的离奇故事。这部传奇虽然是莎士比亚后来创作传奇剧《冬天的故事》的主要来源，但就如有的论者所说，“《潘多斯托》可以说比《冬天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尽管格林没有按一般传奇故事的喜剧常规而设计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悲剧性结局，但这部作品总的说来仍体现了传奇的一般倾向，即：充满异国色彩和神秘气氛。此外，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是中世纪式的，凝重、冗长而且带有训诚意味，如一开始有这么一段议论：“在使人的头脑感到困惑的所有情感中，没有哪一种情感像令人痛苦的传染病似的妒忌那样更令人感到无比厌恶了，因为其他的痛苦都能通过理智的规劝而解除，或者通过有益的忠告而治愈，或者通过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惟独妒忌恰恰例外……”像这样的文风，也是16世纪英国传奇的基本特征之一。

再来看看《阿卡狄亚》。这是当时最有名的“田园传奇”，其中讲述的是两个王子（即皮洛克利斯和缪西多勒斯）的冒险经历，以及他们和阿卡狄亚国王巴西利斯的两个女儿（即菲洛克利娅和帕梅拉）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紧张离奇，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其中既有偶然的巧合，又有神谕的显灵；既有男扮女装，又有阴差阳错：既有悲剧，又有喜剧。但不管怎样，读者一眼就能看出，作品所描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或者说，作品所反映的是作者的主观想象。此外，就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锡德尼在《阿卡狄亚》中遵循两种基本的文体规则：即为了艺术效果使同样的词语在句中形成对语或富有节奏感的叠言，其次是经常将生命和感情赋予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就是说，《阿卡狄亚》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诗歌的语言特点。这不足为奇，因为16世纪的散文传奇最初就是由中世纪的骑士叙事诗演变而来的。

以上考察尽管粗略，但从中已不难发现传奇的基本特征：一、故事离奇，而且往往取材于异域或者古代；二、叙事主观，而且往往夹杂着作者的个人情趣；三、语言古雅，而且往往显露出诗歌的痕迹。

P1-3

无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始终存在着英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英国小说的影响，则非同一般。因为从现代文学意义上看，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是在1873年至1875年，分26期连载于上海《申报》馆的文学月刊《瀛寰琐记》上，译者署名是“蠡夕居士”，文内注明系“英国小说”。实际上，它也的确是英国19世纪作家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不过只译了前半部，而且译作还采用了中国的章回体，其各节标题也一律“中国化”，为讲究对仗的上下联，如第一节就是：

山桥村排士遇友 礼拜堂非礼成亲

按中国传统、男女成亲，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就是“私奔”。但西方习惯倒是十分注重在礼拜堂由神职人员来主持婚礼。译作说他们“礼拜堂非礼成亲”，是为了迎合当时大多数读者的传统陈见，误以为类似由和尚在寺庙张罗成亲的非礼之举，于是作了今天看来颇为滑稽的“创造性背叛”。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介绍的译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以及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越来越深，上述这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越来越少。因而，对英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英国文学加以重新审视，就不仅仅是一种“外国文学兴趣”，同时也是一种有益于认知“自我”和“他者”的美学性乐趣。

这部《英国文学论集》，我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部论集至少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论题范围比较广，从16世纪的“前小说”到20世纪中叶的“超小说”，其间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所涉及，不仅论到了像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这样的经典作家，还论到了像布尔沃、里德、勃特勒和吉辛这样的在中国不太出名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却很重要的作家；不仅论到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还论到了某些作家的散文创作和戏剧创作，如伍尔夫的散文和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

其次，既然是重新审视，就要有比较新的视角，这部论集的视角集中且新颖。无论是论小说、论散文，还是论戏剧，论述的视角几乎全都集中于作家的“创作风格”这一论题之上。换句话说，把这部论集称为“英国作家风格论集”也可以，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论文都在探讨作家的风格与技巧。这同过去的相比就比较容易发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国内的文学研究大多侧重于揭示作家的世界观，侧重于揭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或者精神道德，也就是侧重于文学的内容，而不太重视文学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当然，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不能忽视的，但过分强调“内容先于形式”和“内容决定形式”，实际上是忽略了文学的特点，也最终取消了文学。这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卷）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因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的，作品完成之前并不存在“内容”，在作品完成之后，当说到作品的“内容”时，它已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所以，要真正研究文学，其实是不能绕开作品的表现形式而空谈所谓的“内容”的。而要研究形式，把握作家的创作风格确实是一个既简便又有效的办法，因为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就是其所有作品形式特点的总和；把握住一个作家的风格特点，也就把握住了其作品的形式特点，这就是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

不过，这部论集也不是毫无缺憾的。这里有18篇论文，16篇是论小说和小说家的，既没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论述，也没有关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评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然而这对本书作者来说，不免有点苛求，因为论集作者的研究方向是英国小说。作为他的同事，我深知其多年如一日的笔耕、舌耕不辍，潜心于翻译研究不息，近年来就先后研究翻译并出版了《19世纪英国小说史》、《西方文化之旅》、《伍尔夫读书随笔》等著作和译作多部。他不敢求大求全，只是就自己熟悉并悉心研究、有所体会的见解，奉献给读者，这种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我是深以为自己应好好学习的。

此为序。

孙景尧

2007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