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陈墨评金庸书系中的一部。

这本书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本有关金庸小说的论文集子。论文内容有中西文学比较类的，有小说人物研究类的，有文化反思类的，有文化批判类的，有……

　　金庸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金庸的性格又远比他的经历更为复杂，现有一些有关金庸的传记，大多浮光掠影，道听途说，极少第一手资料，对金庸的经历了解不深，对金庸的性格更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对金庸其人研究至今仍是空白。而本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缺陷，帮助读者更进一步地理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

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唐吉诃德》与《鹿鼎记》比较初论

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及其演变

孤独之侠：金庸小说的现代性

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

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

金庸小说的武功与文化

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及其艺术功能

1955年：金庸初试啼声

1959年：金庸小说“革命”的开端

反叛者杨过：人性价值与文化意义

不识张郎是张郎

段誉形象及其意义

萧峰：虽万千人吾往矣

韦小宝：中国文化的精灵与怪胎

附录一、《金庸其人》序

附录二、《金庸作品选》前言

附录三、1998年的金庸热

后记

1955年：金庸初试啼声

《武侠小说》杂志的主编曹霁是个有心人，要纪念并祝贺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创作50周年。这确实是热爱武侠的人应当之举，礼当如此，理亦当如此。

我也撰此小文，恭贺金庸先生50岁华诞。

您先别吃惊：金庸今年才50岁？我说，是的。金庸这个名字，确实是生于1955年，即是在1955年2月8日起随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栏目中连载，金庸之名才登记注册。这岂不正是金庸诞生的标志？

1955年，查良镛先生3l岁，正当而立之年。

屈指一算，查先生南下香港到《大公报》就业已经头尾8年。说起来，他在香港亦算是扎下了根基，不仅成了香港《大公报》资深的电讯编译，且由于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1952年《新晚报》副刊之际，被遴选为该报副刊编辑。与此同时，开始以姚馥兰、林欢为笔名，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电影评论，成为《新晚报》的一道诱人的风景。进而他还不仅对电影坐而论道，且起而行之，以林欢为笔名，写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均被长城电影公司采用。如此，年轻的查良镛立足有地，事业有成，前景初现一片朝霞。如此成绩，足以让大多数背井离乡创业异地的年轻人自豪了。

然而我相信，查良镛不会以此自满，当郁闷如故。原因很简单，这些成就并非他真正的理想夙愿。须知他素具经纬之志、亦有龙凤之能，25岁时便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论文，使得新中国国际法专业人士如获麒骥。而他本人却仍然屈居港岛浅滩，侧身艺林影坛，北上报国无路，难酬平生壮志，岁月流转而髀肉暗生，虽然小有名气，又如何能够当真身心安乐？

香港是一个地道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两个武林人士的闲气对骂也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而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决斗居然成就一片商机。同事陈文统摇身变成了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龙虎斗京华》使得《新晚报》一纸风行，《香港商报》等大报居然也跟风而至，要求梁羽生大侠支援。眼见《新晚报》就要出现空档，一向慧眼识英才的总编罗孚继续点将：查良镛上！

面对如此激将与诱惑，查良镛先生心境如何，至今无人知晓。或许是感慨丛生，啼笑皆非；或许长歌当哭，甚而自暴自弃。有天下大志，竟被点名从事武侠小道，敏感的心灵自有诸多复杂思绪。证据是，成名后的金庸，仍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坚持一种说法，武侠乃是娱乐小道，写此不过是娱乐自己，兼而娱乐他人。言下之意，显是不以武侠小说创作成就为然。只是他聪慧超群，当然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这才终于接受总编点将，决定创作武侠小说，同时决定将自己名字中的“镛”字一分为二，金庸由此诞生。

《书剑恩仇录》啼声初试，便悦耳如歌，三年后的《射雕英雄传》更使群雄折腰，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星移斗转，金庸非但没有随水东逝，反而有水井处便有其名作流传。“金色的金庸”光芒万丈，五十年后仍是如日中天。回想当年，似乎当真应了一句俗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1955年的金庸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多少有些勉为其难的武侠小说，非但笑傲江湖，竟且登堂入阁，成为文学经典，足傲当年万户侯。

因为这是金庸的第一部作品，从创作技巧上说，当然不如后来的作品那样优异和成熟。除了少数当年的老读者保留初次见面的美好印象，大部分金庸爱好者和研究者对这部作品并无太多的关注和偏爱。这当然情有可原，因为谁都承认，金庸的作品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后期的比前期的更好。原因是，《书剑恩仇录》的创作思路，是以讲故事为主，人物形象的刻画其次；不似后来的作品将人物形象地塑造提升到首要位置，而由人物的个性派生出千姿百态的故事情节。两种方法，其间自有高下之别。

只不过，金庸的这部初试啼声之作的重要性，并未被充分认知。

作者在这部小说的修订版后记中说，作为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看起来似乎仅仅是说，这部小说不过是把民间传说杜撰成一段武侠传奇而已。实际上，正是在那一段充满深情地回忆童年往事的后记文字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对家乡故土的刻骨深情。李可秀总兵从遥远的边疆调回家乡杭州，未尝不是作者心中隐藏的梦想。小说中直接描写的钱塘江潮，必审时刻澎湃在作者的心中。

梁羽生先生化名佟硕之写金庸梁羽生合论，说金庸是洋才子，其小说受到了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等等的影响；而梁羽生更似中国的名士，醉心于传统的诗词歌赋文史华章，大家公认此说正确。然而两人更大的区别，实际上还在于“内力”与“招式”的不同：金庸小说中有更丰富且更深入的自我表达：家仇国恨、入世沧桑、生死明灭的感慨输入文字，都成了小说的“内力”——开始时或许是不自觉的——从不自觉到自觉，便是阴阳交汇，任督二脉贯通之时。

如此说来，《书剑恩仇录》实际上还有许多从来未被标明的心理背景。比如说：向来被人赞赏的小说第一回中陆菲青情不自禁长吟辛稼轩“正壮士悲歌未彻”的动人场面，其实写满了金庸本人“回首万里，故人长绝”的慷慨悲凉。甚至余鱼同灿灿金笛，呜咽吹出的也还是金庸有家难回的愤懑心曲。乾隆年间陈家洛及其红花十四侠的书剑恩仇故事，底蕴却是31岁的查良镛1955年的无限惆怅。金庸的第一声啼哭，便有了人到中年的抑郁苍凉。

如池田大作先生在与金庸先生的对话中所言，处女作中常常包含后来的一切，这话大有道理。金庸后来的作品中，不少人物和故事都可以在《书剑恩仇录》中找到源头或类型因子。例如，从陈家洛到张无忌，从余鱼同到杨过，从文泰来到胡斐再到萧峰……从这一角度研究金庸小说的创作线索，自会大有收获。不过，这一切虽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但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此打住。

P167-170

陈墨评金庸——孤独金庸

数年前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版)的后记中，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特殊的例外我将不再写有关金庸小说的书。何以五年后要出这一本？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五年前我之所以说不再写有关金庸小说的书，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与我合作多年的“金庸小说研究系列”的责任编辑蓝力生(蓝岚)先生要退休了。如果没有蓝力生老师对金庸小说的慧眼和出版家的魄力，如果没有他对我这个年轻的无名后生的信任和鼓励，就不可能有我的那一个“金庸小说研究系列”。因而我想，既然这一系列是因蓝老师而开始，不如随他的退休而结束。这是有缘即会，缘尽即散。十多年来，蓝老师和我因为对金庸小说的同样喜爱而性情相投，心灵相通，相交忘年。他既退休，我便罢笔，自然而然，这是对我们那段共同切磋又相互激励的美好岁月的最好的纪念。恰好这一年，以出版高品位图书而驰名于世的北京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首次正式签约出版金庸小说全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授予金庸(查良镛)名誉教授职衔；更有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批年轻的教授在他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将金庸列入小说大师之林，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对金庸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有了全新的了解和理解。那么，作为金庸小说的爱好者以及金庸小说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在这时候停笔退场也就正是时候。

我之停笔退场，决非意味着我以为金庸小说研究工程已经完工，我也从没有想要包打天下。一门学问的昌明和发展，需要很多人的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继续，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一直没有把我的研究称为“金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愿引起没有多大意义的争“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作品的赏析和批评层次，尚不够称之为“学”。对于“金学”，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正是这些“想法”使我与金庸小说的缘分了犹未了，剪不断，理还乱。

近几年来，对于我所从事的本职工作来说，我是“改邪归正”了。这几年我一直在做我“应该”做的事：电影研究。但是一直有许多师长和朋友对我的“金盆洗手”表示惋惜或不满，不断有人劝我不要轻言洗手，甚至有人不许我洗手。蓝老师也说：停笔一段时间修炼内功也好，不过该写的还是要写。恰好《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热忱约稿，要我开设一个“金庸小说研究”专栏。我经不住诱惑，就答应了，写了《“金学”引论》一文。这一“引”，就引出了我的一系列金庸小说研究的论文，在《通俗文学评论》杂志上连载了两年之久。其他的杂志有约，每逢有合适的题目，也就都答应了。再则有一些有关金庸小说的研讨会邀我参加，条件当然是要提交金庸研究论文。这样，久而久之积累下来，就有了那么三四十篇文章，三四十万字。

经常有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对我说，我的金庸小说研究写得很多，甚至太多，因而没有一本称得上是我的代表作，殊为遗憾。一些朋友希望我能再写一本，将以前所写的进行一些浓缩和提炼，以便提高学术档次，也让读者节省时间。对此我当然能够理解，也十分感激。只不过我一直认为，以我现有的功力，要想在一本书中说尽金庸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要把我目前对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浓缩在一部书中，我同样无此时间和功力。在我看来，金庸小说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不过，在一部书中尽可能地将研究深化并尽可能地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倒是完全有可能的。将论文结集，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因而，当台湾和香港的几家出版社向我约稿时，我便采取这一方法，从已经发表和将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一部分来结成一个集子。

主意既定，又想，既然如此，此书在大陆地区何不也出上一版？恰好上海三联书店的冯芝祥先生听说我有此稿又有此意，来京参加国际书展期间顺便来我家约稿，我对上海三联书店向有好感，对冯先生的人品学问和高见卓识尤其佩服，加之又有朋友热情促成此事，于是两厢情愿，一拍即合。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在这本书之前，我已出版过《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武学的奥秘》、《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等专著。的确是写得很多，以至于许多朋友都感到惊讶：哪有那么多话说？再说下去，就要赶上、甚至超过金庸小说的篇幅了。其实这并不奇怪，既然金庸是“说不尽的金庸”，有多少篇幅都属于正常。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莎士比亚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研究的篇幅不知超过原著的篇幅多少倍。在我看来，金庸小说的研究也必将如此。

上述七部书，原也只是我计划中的“金庸研究系列”的第一期工程。当年我与蓝力生先生讨论金庸小说研究的写作计划及选题时，我们谈到过的计划至少包括三期工程：第一期，是赏析与评论，即上述七部书；第二期，是学术研究及其细化与深化，这包括至少十几部书的题目；第三期，是学术总结及其规范化研究，这自然又要好几部书才能完成其大概。进一步以建筑作比，第一期相当于选地基和平整地基；第二期相当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及施工；第三期是盖房子、造园、装潢及工程验收。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热情和智慧。

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一些题目需要或值得研究。

(1)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是对20世纪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挑战。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关系、金庸小说对新文学的冲击、金庸小说创作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以及金庸小说所造成的阅读奇观，都将是文学史家及文学理论家不容忽视的题目。要研究“金学”，这个课题当然不能不做。

(2)金庸小说与世界文学。金庸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不仅仅是吸收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且也吸收了世界文学的丰富的营养。我们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身上能看到《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美人海伦的影子，在《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等人物身上能看到古希腊悲剧的神奇的力量。在金庸小说中我们还能看到莎士比亚、司各特、大仲马、托尔斯泰等等西方名家名著的影响。金庸的《鹿鼎记》与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的比较，会进一步让我们认识金庸超卓的才华以及金庸小说的世界性意义。

(3)金庸小说与电影。一是金庸小说深受西方当代电影的影响，金庸小说的叙事有电影蒙太奇及场面调度的影响。具体如《碧血剑》的主人公之不出场受到西方电影《蝴蝶梦》的影响；《雪山飞狐》之众说不一受到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白马啸西风》原本是为电影而创作；《越女剑》则通篇都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方法。二是金庸本人曾经从事过电影评论、翻译、编剧和导演工作，有《绝代佳人》、《王老虎抢亲》等不俗之作。三是金庸的小说从50年代至今一直是电影、电视改编的热点，金庸神奇的想象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同时金庸的博大精深又是对影视艺术的最大的挑战。这一课题不仅有巨大的理论价值，而且有极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4)金庸小说与香港文化。金庸、梁羽生及其“新派武侠小说”产生于香港而不是产生于大陆，且与台湾的武侠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30年代的上海和60年代以后的香港的现代商业文化形态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盲点，这种文化形态不仅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的最有代表性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冲突的最有代表性的形态。香港不仅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文化沙漠”，而且是一种代表着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绿洲。什么时候我们认识到上海和香港文化的重要意义，我们才算是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现代化有了一些真正的领悟。——香港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将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题目。

(5)金庸小说与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似乎古已有之。但古代的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与古代的庙堂文化相对应的民间文化。而现代大众文化则是与精英文化相对应的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化主流。真正的大众文化其实只有在充分发达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才能产生。它不仅依赖于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也需要与此相关的商业化的社会机制和系统的商业化价值观念。30年代的上海和60年代以来的香港的大众文化的繁荣能够为我们提供例证，并给我们以启示。大众文化的奥妙在于，它非但不与精英文化相隔阂，而恰恰是以其商业化的优势吸引大量的文化精英的参与。金庸小说作为“精英文化对通俗文化进行改造的成功的范例”(严家炎先生语)，其奥妙及其意义就在于此。金庸小说的“生产方式”与通常意义上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

(6)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金庸小说的成就之一就是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具体如金庸小说与儒家思想、道家哲学、佛学精神，金庸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金庸小说与中国的“传奇”理念和“说话”形式等等，每一个题目都值得深究。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外华人的“文化读本”，且能风靡中国香港、台湾、大陆及全世界华人社区，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编码并使之重新焕发出一种生命的光辉。

(7)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金庸小说的真正妙处在于它不但“通古”，而且“通今”。所以，单纯地说金庸小说“好就好在传统”其实是不准确的；同样，单纯地研究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也难以达到金庸研究的深层次。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一题目下，我们才有可能把握金庸小说的真正的文化艺术精神。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说得不少，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却缺乏深入研究，金庸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不仅仅是对金庸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8)金庸小说与中国历史。金庸小说写到了中国古代春秋、辽、宋、金、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历史；写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云南大理王朝的皇帝出家为僧；写到了全真教、明教的历史和蒙古、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历史。重要的不仅仅是金庸的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他对历史人物、事件及其历史发展的真知灼见。例如他对李自成的形象描绘和历史评价，对于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的理解，对于康熙的性格与心理的刻画和对于明王朝的历史分析等等，无不给人以启发。金庸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现代报人；不仅了解中国历史，而且精通西学并了解世界，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不仅对中国历史有其独立的见解而且拥有表达的自由，不仅思考历史而且再现或重塑历史；他不断描绘历史事件并将人们带入历史情境，而且以现代人的智慧目光透视历史……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金庸在其小说中对数百位历史人物作了形象的艺术再现，其价值标准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巧妙的结合。研究这种价值观念和它的艺术价值将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9)金庸小说与近代武侠小说。我们说金庸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是突破了武侠小说的文类局限、打破了武侠小说的通常规范，当然就既要研究其“突破”，也要研究“文类规范”本身。金庸小说并非凭空而创，而是自有来源。他对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等前辈武侠小说家有何种借鉴、继承、发展、革新、突破？他与同时代的武侠小说家如梁羽生、古龙、卧龙生、司马翎等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叙事模式、艺术境界等方面有何不同？金庸在武侠小说的艺术和文化传统中吸取了什么、又为它贡献了什么？这些都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基本课题。

(10)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最突出的写作特点，是“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做到前一点固然不易，而要做到后一点无疑更难。那么金庸的小说创作究竟有一种怎样的发展变化？他的小说如何从传统价值观念向现代的价值观念发展，从理想人格向现实人性深化？又如何将传统的儒家人格、道家精神、佛家理念与现代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人文精神加以逐步的融合与改造？金庸小说的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的创作路线成因何在？金庸写出《鹿鼎记》这部“反武侠小说”有充分的精神自觉吗？《鹿鼎记》可以称为“反武侠小说”吗？金庸为何在写出《鹿鼎记》之后就不再写武侠小说了？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11)金庸小说的想象方式及其叙事艺术。与其说金庸的想象力惊人，不如说金庸的想象方式奇特。对金庸小说创作的想象方式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这对中国主流文学创作的想象力的贫乏、想象方式的单一等问题的研究将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金庸小说的叙事艺术，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总结。“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冯其庸先生语)，这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过誉，更不是学术圈外人的夸大其辞，而是一位老学者的认真思考和研究后的评价。在这方面，金庸的小说创作确实堪称奇迹。而这一奇迹业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宝贵财富。

(12)金庸小说的语言艺术。在传统文言被打倒之后，很少人提到。又有一种现代的文言产生。以“欧化文言”取代“古典文言”是否正确的汉语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金庸的小说叙事采用了古代白话、古典文言、现代口语相结合的方式，提炼出一种活泼而又典雅的白话叙事语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库，有许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实际上，金庸小说的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汉语的探索过程；而金庸对其小说进行多次大修大改，亦正是自觉地在叙事语言上进行精加工。金庸小说的叙事语言亦古亦新、亦文亦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具体规则及特点，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分析、探讨和研究。

(13)重要作品文本研究。如《天龙八部》研究。《天龙八部》是金庸的两大奇书之一。此书叙事结构复杂，内容博大精深，想象奇异丰富，人物千奇百怪，情节鬼神莫测。既有东方佛理的深远境界，又有古希腊悲剧的撼人力量；有荷马史诗的磅礴气势，更有别出心裁的哲理隐喻。这部小说百读不厌，是因为它绝不能“一言以蔽之”。它融通古今、中西、历史与传奇、写实与象征、史诗与寓言，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叙事文本。对这部书的读解和研究，应当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话题。

(14)《鹿鼎记》研究。这是金庸的另一奇书，应该说是金庸创作的第一奇书。读者和作者都认为它“不像是一部武侠小说”，且作者说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这部书奇就奇在它非武、非侠、非史、非奇，又有武、有侠、有史、有奇，书中的一切都似是而非，又一切都似非而是。我们称之为一部“反武侠小说”，实际上还是小看了它。这部小说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大百科全书。尤其是在描绘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及其社会心理方面，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部书的历史观、想象方式、情节结构、语言艺术、思想深度及其它许多方面都能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

(15)韦小宝研究。《鹿鼎记》一书的艺术成就，多半在于它塑造了韦小宝这一闻所未闻的千古奇人的形象。而韦小宝这一艺术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艺术价值，决难在一般性的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中得到充分认识，因而必须、也必然要对此进行专题研究。就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描写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可以说无出其右者。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形象虽然十分出色，但在丰富性、深刻性及其个性方面都还不能与韦小宝形象相比。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包涵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极其深刻的奥秘以及传统文化心理的极其丰富的信息，可以说这一人物形象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万能钥匙。在金庸的小说中，韦小宝是一个被谈论得最多的人物。人们对韦小宝的兴趣之大，对他评价的悬殊和矛盾，不仅在金庸小说鉴赏中少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鉴赏中也是少见的。研究韦小宝这一艺术形象，将有可能成为金庸小说研究中的一个专门化分支。

(16)金庸小说版本研究。金庸的小说一开始都是在报纸上连载，其写作方式是边写边载、边载边写。出书时经过一些修改，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金庸又专门花了十多年时间对其全部作品进行全面的修改。其改动之大，我们可以在修订本的一些后记中看到有关的信息。金庸小说由此出现了连载本、合订本、修订本等几种不同的版本。要研究金庸小说创作的诸多奥妙，就必须对其不同版本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在连载本中是解元进士，而到了修订本中作者却革去了他的进士功名，他是不是一个举人也含糊其辞；《神雕侠侣》中原有秦南琴这一重要人物，到修订本中作者将她与穆念慈合二而一了；《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原是赵明；《天龙八部》中的王小燕后来却变成了王语嫣；《碧血剑》、《飞狐外传》辱书的修订本已是“面目全非”……所有这些都应一一加以核对、比较、分析和研究。这样一来，才有可能对金庸的小说创作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

金庸小说的外文译本与中文原本的比较研究当然又是一个专门的课题。近几年，金庸先生又在对他的小说进行全面的修订。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已经修订完毕，目前正在进行后面作品的修订工作。这一修订，当然又会给我们的金庸小说研究带来新的任务、新的课题、新的信息和新的困难。版本研究，意义也就更大了。

(17)金庸小说作者研究。这是困难多而意义大的研究课题。因为金庸不仅是金庸，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查良镛。即他不仅用金庸这一笔名写武侠小说，以林欢的笔名编电影剧本，以姚馥兰的笔名写随笔，以查良镛的本名写《明报》社论；同时还是一位报社总编辑、企业老板、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金庸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少年时即遭遇战争离乱，中学、大学两次被劝退，青年、中年两次离婚，大陆、台湾两方面拒斥封锁(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和他的小说才被两方面所接纳)；而他勤奋修炼，志存高远，先在《大公报》的招考中脱颖而出，次在武侠小说创作上一鸣惊人，后来又白手起家创办《明报》，终于打下了自己的一片“书剑江山”。金庸的性格，比他的经历更为复杂。有陈家洛的儒雅、郭靖的木讷、杨过的偏激冲动、萧峰的豪迈大气、令狐冲的机智聪明和韦小宝的灵活多变；如袁承志那样出身名门、胡斐那样所爱非所愿、张无忌那样遭逢孤苦命运而无法报复、虚竹那样所求非所得、黄药师那样自负多才，又像陈近南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家乡浙江海宁的人文历史、地理风物、民间传说，抗战时期随校迁徙、辗转千里、经历生死存亡的考验，香港的异族统治、商业竞争机制、新闻舆论自由，这些都对金庸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有的一些有关金庸的传记，大多浮光掠影、道听途说、语焉不详，因而不足为凭；这些著作抄来抄去，极少第一手材料，对金庸的经历了解不深，对金庸的性格更不用说没有去作必要的认真研究。这一工作至今仍是大片空白，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精力去做。知其人才能更好地论其文，这一工作的意义不必多说。

以上是我所想到的金庸研究的一些课题，是我原来想做而又没有做成的。金庸小说研究要想成为“金学”，即一个专门的学术学科，以上课题都是必须研究的。当然“金学”的课题决不仅仅是这些，这需要更多的人去研究、开拓。以上所列，就已经是一个人的一生所难以完成的了。所以我想学一学《侠客行》中的龙、木二位岛主，将我个人无法做到的课题列出来，让天下同道高手一起来研究。也像“《侠客行》武学”一样，研究的前提是要学石破天，做到没有“成见”，更不能执著或是固执己见。

写完以上一大段后，回头一看，我之所写，不多不少是十七题，恰合《神雕侠侣》一书中杨过所创的“黯然销魂掌”的招数。莫非有什么隐意吗？我喜欢杨过，也喜欢他所创的“黯然销魂掌”。除了这一套武功中所包含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意境外，我还喜欢杨过在创立这一套武功时“不依武学常规”的独创性思路。选对我们研究金庸小说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研究金庸小说，困难重重。而最大的困难有二：一是对它怀有偏见，难以纠正，就像《侠客行》一书中的武林中人对侠客岛怀有恐惧和偏见；二是即使不怀偏见，也未必就能得其门而入，就如众多的武林高手到了侠客岛上，见到了“《侠客行》武学”的图谱，却无法找到研究和领悟的正确途径。

不用说别人，我自己就深有体会。金庸小说刚刚在大陆流行之时，我也曾同样对它不屑一顾。在我心中，只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才是正经，什么武侠言情、传奇志怪、通俗文学怎能入我法眼？我曾对喜欢看金庸、梁羽生的同事和朋友讽刺挖苦，又苦口婆心劝他们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千万要以大业为重。后来经不起一位朋友的诱导，心想我有惊人的定办，看它一眼又何妨？没想到这一眼看下去，从此神魂颠倒、废寝忘套，迷得比所有的朋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气看完能找到的所有的金庸小说后，禁不住立即再看了一遍，其后是再三、再四、再五、再六……直至对金庸小说的情节了如指掌、滚瓜烂熟，也还是忍不住要再七、再八地看。不仅要看，而且要谈，要与人交流、争论，要对人宣传、鼓动。我想蓝力生老师以及其他的金庸迷也一定有类似的心理。不然就不会在第一次见面时聊过中西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名家之后，忍不住谈起金庸小说，谈起我们的阅读经验和难以言说的惊喜，而且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从而一见如故。蓝老师就是那一次向我约稿，要我为他所主编的杂志写金庸小说的评论文章。过了半年以后，我真的写出了《金庸赏评》这样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评论文章，蓝老师也真的发表了它。从此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金庸小说研究系列”的合作。

我之所以愿意数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金庸小说研究，非但无怨无悔，反倒乐此不疲，那是基于以下信念：一、我相信自己的阅读经验，相信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吸引我读上十遍八遍依然魅力不减，必有奥妙，因而值得研究。二、我了解金庸的小说风靡过香港、风靡过台湾，又风靡了大陆、风靡了整个的华人世界，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三、金庸小说不仅我爱读，也不仅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爱读，许多名家高人也爱读，真正是雅俗共赏，这当然就值得研究。四、金庸小说的阅读经验使我换了一副眼光，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学史，发现了从《诗经》“国风”到汉魏“乐府”，从唐传奇到宋话本，从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从《水浒传》到《红楼梦》……无不是出自民间俗世，而后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那么金庸的小说呢？焉知今日的流行读物不会成为日后的经典？五、由此我真正懂得了《老子》中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谓高雅、通俗，精英、大众，艺术、娱乐，莫非“名”而已。老套不破，何来新知？

这样，就过了第一道难关。原以为从此会一帆风顺，我雄心勃勃，要为世人解开“金庸之谜”。我也真的写了一本名为《金庸小说之谜》的书，开始还确信当真能够使“金庸之谜，至此可解”，可是越到后来歧义越多，就如白自在等人到了侠客岛，看到了《侠客行》武功秘籍，从此便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写到后来，我才发现金庸小说研究的真正难关还在后头。难就难在，我们现有的观念、术语、方法以及所有的“成见”都无法真正地适用于解读金庸。以我们的旧法或者新知去谈论金庸小说，弄不好就会似是而非，或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金庸小说的妙处，在于它们通俗又通雅、通古又通今，通中也通外、通奇更通真；有史有哲，有侠有情，有故事又有人性，有模式更有创新……无论使用哪一种单纯的概念，都无法真正地解开“金庸小说之谜”。这就是说，必须为金庸小说建立专门的概念、术语、方法论系统，才有可能对金庸小说进行真正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必须为之专门建立特有的衡器，才有可能衡量出金庸小说的质量、深度、广度及其特性。所谓“金学”，就是因此而产生；所谓“金学”，也必须从这里开始。

现在，我要说的大致都说清了吧。说了这些，我希望读者您对我当年为什么要停笔、停笔后为什么又要写些文章，以至于又结成这本论文集，有进一步的理解。对于论文集中的文章，我就不必一一细说了。这篇自序写得太长了，必须就此打住。谢谢！

这本书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本有关金庸小说的论文集子。曾以《孤独之侠》为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其后不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它一分为二，变成了“金庸茶馆”的第38、39两卷即《侠客金庸》和《视觉金庸》。

这一次再版，按照这个书系的基本取名规则，改换了一个书名，并且对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目作了一些调整。篇幅调整，主要是将《孤独之侠》中的《金庸小说与电影》一文调换到《金庸改编备忘录》一书之中，目的是要让它“归队”，与专门谈论电影和电视改编的文章合为一集。另一方面，则将我在《孤独之侠》出版之后所写作和发表的一些文章收入这本书中，也是为了让它们物以类聚，文以群分。

具体说，本集中新收入的文章有：《1955年：金庸初试啼声》、《1959年：金庸小说“革命”的开端》、《反叛者杨过：人性价值与文化意义》、《不识张郎是张郎——张无忌形象散论》以及三篇附录：《(金庸其人)序》、《(金庸作品选)前言》和《1998年的金庸热》等。这些文章全都是应约而写，有的是为在研讨会上发言，有的是为在杂志上发表，有的则是为某部书作推荐或介绍序言。文集的好处，是不必像看其他的书那样从头看到尾，也不必每篇都看，大可以想看哪篇就看哪篇，想怎样看就怎样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将能够收入其中的文章都收入了其中，以便喜欢萝卜和喜欢白菜的读者能够找到自己的所爱。

在阅读校对这部书稿的时候，不禁想起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周清霖先生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的冯芝祥先生来北京向我约稿时的情形。若不是他们坚持，我肯定不会想到要出版《孤独之侠》，也多半不会继续写作此后的若干本有关金庸的书。在与他们二位的交往过程之中，无论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做事方面，乃至在思想和学术方面，我都获益良多。在此，我要对业已退休的二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部书的出版已经有许多年了，原来的电子文档不慎丢失，我曾专门去出版社寻找电子文档，但他们说也没有保存。如此，我不得不请求我的老弟朱一多帮我将印刷文本扫描成电子文本。实际上，朱一多帮我扫描的文档不止这一本，他帮我的忙，当然也远远不止这一次。虽是自家兄弟，我仍然心存感激！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这本书的新任责任编辑孙兴民先生和许运娜小姐表示感谢！

陈 墨

2007年3月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