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版后连续六个朋雄踞德国新书最畅销书榜首。作者维　比克·布吕安——主人公的女儿，通过对家族资料的搜寻，阅读和整理，生动地描述和再现了一个世袭商业家庭在第一次世界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波三折的命运，以及她情感上，政治上同自己家族激烈的交锋。她娓娓的叙述方式让遭受同样命运的德国的胞们深受感动。

本书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揭示了一个参与谋杀希特勒事件的安全部门情报军官的思想历程。对于那些对德国文化感兴趣，对于那些想了解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家庭造成的冲击，对于那些想知道普通德国人到底是怎样看待和对待犹太人，对于那些想近距离感性认识一般德国人思想情感的读者，本书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序

第一章　典型的德国家族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章　年轻的骑兵军官

第四章　战败的德国

第五章　从军人到商人

第六章　热恋中的年轻人

第七章　婚姻——家族延续的纽带

第八章 二十年代的德国与克拉姆洛特家族

第九章　纳粹上台

第十章　德国一步步走向新的战争

第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二章　战争洗礼中的克拉姆洛特家族

第十三章　恐慌！德国

第十四章　暗杀失败

后记

谢辞

第一章　典型的德国家族

我常常会沉浸于从前的照片里——那些木桁架建筑、巴洛克建筑、斜角牲口棚和庭院。这座城市1900年就有4.3万居民了，那些照片显示出这里的富裕和勤勉。到处是商店、集市、店铺前搭着遮阳棚；鱼类市场旁有一家名叫“凯泽霍夫”的糕点甜食铺，店主在二层的阳台上撑起遮阳伞招待客人。1887年起有了有轨马车，1903年被有轨电车取代。1888年以后哈尔伯施塔特的居民就可以打电话了。公元804年，卡尔大帝亲自主持成立了主教管区。今天我还越过一马平川的北德低原驶向哈尔伯施塔特，打老远就看到许许多多的教堂。

对我而言，哈尔伯施塔特是隐喻。哈尔伯施塔特是“从前”。我出生于这座城市，这座我孩提时代的城市，我对它的记忆始于1945年4月8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上午11时25分。盟军的轰炸机（据说有215架）将老城的82％夷为了平地。那一年我才6岁。之前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都被持续数天的熊熊大火烧光了，掩埋在了废墟下面。从那以后，我感到了战后的艰难无所不在，这也是我生活的新起点。而哈尔伯施塔特不在此列。在这以后每当我开车前往，家族的朋友们向我揭示的民主德国的死气沉沉、衰败没落的日常生活还是让我感觉陌生。今天，哈尔伯施塔特已成为一座娱乐休闲的城市。这座城市在挣扎着爬起来，就像它在经历了萨克森大公狮王海因里希、农民战争改革、30年代战争、法国人的统治和哥萨克人入侵的破坏之后又挣扎着爬了起来一样。

克拉姆洛特家族形成于何时？这个家族成员在家族团聚日的庆典上歌唱道：“老祖宗从森林里走出，来到哈尔茨山旁的村落。铿锵！”这位老祖宗出现于1500年，后来，在哈尔茨山村落里，克拉姆洛特家族的人有的担任选帝侯国萨克森的森林管理员、鞍具匠和酿酒师，还有一位担任了埃尔姆斯列本市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位叫约翰·戈特利布的年轻人，他是个已出师的商人，他带着一份“诚信可靠的零售商与亚麻布裁缝行会”证明书，从奎德林堡漫游到哈尔伯施塔特。他于1790年“在当地”创立了I.G.克拉姆洛特公司（后文均简称为克拉姆洛特公司——译者说明）。那时他才22岁。他在1788年首次使用了家族徽章，这徽章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呢。

我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激怒母亲埃尔泽。母亲和所有嫁进来的人一样，是个皈依者。克拉姆洛特家族的荣誉对她来说是神圣的。我拿这个家族跟布登勃洛克家族比较，母亲必定勃然大怒。我这样比较并没有错。我要是把这个公司（对，就是这个公司）说成是一个推销黄麻袋和蛇麻草杆的店铺，母亲肯定也会和我大吵大闹的。而这样比较也没错。

约翰，戈特利布经营着一个“原料和食品店”，他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他的发型与拿破仑的神似。早在发蜡发明出来之前，人们是怎样固定发型的呢？我很好奇，当他早上起床时，看起来是不是像从一幅油画里走出来的呢？他得多长时间清洗一次藏在绒丝布领下的发丝呢？他站在“柜台”旁时也是这发型吗？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1802年，约翰·戈特利布明智地入赘到一家生意兴隆的皮货商家里。岳父去世后，他就将店面迁到他的住地，沃尔特3号：一座有权酿造啤酒的房屋。这座房屋有5间起居室、8个小房间、2个壁龛、一个石膏地板和2个拱顶的地下室，依法估价为2011塔勒14格罗申。这座房子曾经多次改建，最后被炸弹夷为平地；二次大战后公司又在废墟上重新建起，历经艰辛地经营着。　　在约翰·戈特利布和他的生性活泼的妻子约翰娜的管理下，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并且能够自由经营，再也不受行会的约束和阻挠了。1807年弗里德利希·威廉三世和施泰因男爵解放了农民。鲱桶和种植器在各地都不时兴了。于是他们做起豌豆和小麦、罂粟和大麻的买卖，甚至要跑出哈尔伯施塔特去谋生了。真是一头勤勉的老黄牛！这些早期的企业家，他们灵巧地缓冲每一次社会经济的变化，及时地感觉和实施了革新，跟踪他们的足迹，真是一种享受。

1828年，25岁的儿子路易斯进入了约翰·戈特利布的公司。他虽然其丑无比，却是个有天赋的商人。他通过变更股东和一张相互交织的公司网络销售他从全欧洲趸来的种子、农具、谷物和肥料。他的工厂生产甜菜糖、烈酒和酸，经营水泥、葡萄酒，也做货币交易。他那个生意兴隆的当铺帮顾客把家里的首饰典当为现钞，然后以有利的条件贷款给他们。

路易斯购买农田，租给自己的工厂，用来种植甜菜。他拥有房产、地产、田庄和一块骑士封地。他的运输公司负责将货物从新建的铁路送到收货人手中。仓库里的农产品堆积如山，这是要卖到普鲁士境外去的。路易斯是个技术迷，他是最早给他的工厂和企业装备新式蒸汽机、播种机和收割机的人。l840年他的办公桌上就有了一台嵌入式复印机，让他深感自豪，因为从此他可以复印自己的机密信件，而不必让学徒去誊写一份了。

路易斯·克拉姆洛特向周围的农场主们介绍“维多里亚豆种或巨形豆种”的好处（每马格德堡摩尔干的收成为16—18柏林舍非尔，这种又嫩又长的茎杆是最好的饲料），以及来自“匈牙利的玉米（去年的收成说明它适应当地的气候）”，他还引进“红苜蓿草、牧羊草和种类繁多的麝香草”。

年轻的路易斯总是骑马前往莱比锡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拜访生意上的朋友，因为他甚至嫌快邮都太慢，只有骑马才行。外出时他将大宗现金装在一只贴身系着的“皮夹”里。是否携带武器那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个家族一直保持着骑马的习惯。1861年，路易斯·克拉姆洛特（原名威廉·路德维希）被任命为皇家普鲁士商务顾问。20年后去世时他留下了大笔财产。当我无意间得到他跟他的妻子贝尔塔共同撰写的遗嘱时，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仅他们的未成年孙女玛尔塔·勒贝克——她的母亲在坐月子时去世——就得到了33万马克，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儿子古斯塔夫，公司的二把手，一次性就付清了这笔钱。他还从父亲的遗产中取出相应的部份付给父亲的三位在世的兄弟姐妹，没有一处提及过公司因此受到了影响。

古斯塔夫接受的培训就像一名王储：在不伦瑞克享有盛誉的巴伐利亚商业学院待了一年，在不来梅的菲舍尔公司学习进出口业务四年，还在伦敦和巴黎的朋友的公司里当过见习生。24岁时的他终于在1861年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新扫帚扫得干净（意为：新来者干得特别好——译者），跟先前的父亲一样，儿子古斯塔夫使本来就相当可观的企业发生了迅速的飞跃。

古斯塔夫钦佩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李比希用他的化肥让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克拉姆洛特到公司不到3年，他开始生产磷酸钙，远远早于那些犹豫不决的竞争对手，很快就在威悉河畔的尼恩堡创立了一座利润丰厚的化肥厂。李比希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时代。在父母的图书室里收藏有厚厚的纪念册，里面是李比希浓缩肉汁的照片；我也是从一本本连续故事集中才知道了阿图斯传说或柯尼格雷茨战役的。

普鲁士反对德意志残余势力的1866年战争用了不到四个礼拜的时间就在柯尼格雷茨决出了雌雄，当时的战争持续时间不长。两三场大的战役——在我的想象中像一场热闹的足球比赛。花花绿绿的制服、极度兴奋的战马、旗杆和旗帜，陆军统帅威廉一世和头戴头盔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站在土丘上。威廉一世的信条是： “分散前进，集中打击。”三支普鲁士军队从不同的方向进袭，给了奥地利人和萨克森人一个出奇不意。

战争于1866年7月3日爆发。双方军队在野外摆开战阵。柯尼格雷茨城离混乱的战争还很远，军号嘹亮，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傍晚，一名使者打着白旗骑马出现了，拼杀的嘶喊声消失。一天就战毕。从此以后被称做“本世纪最大的战役”就是这样的情形。

克拉姆洛特公司则十分不安，汉诺威公国站在奥地利一边同普鲁士作战，从普鲁士的哈尔伯施塔特到汉诺威的尼恩堡之间的道路彻底断了。银行宣布停止贷款，从英国进口来的货物滞留在威悉河上，汉诺威的铁路车皮不能通过边境，哈尔伯施塔特的重骑兵们疑惑地守在边境上。路易斯和年轻的古斯塔夫愁眉苦脸地来回踱步，而在沃尔特街上的房子里给波希米亚人打的包裹被拆成“Charpie”（包扎伤口的“旧布纱团”），被撕成碎麻布片用作代用纱布。不久汉诺威被普鲁士吞并了。旋即也就四海之内皆兄弟了。

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形成了，关税壁垒坍塌了，这是商号的福音。古斯塔夫抓住这一可资利用的机会：购置了蒸汽动力犁、当时唯一的一台脱粒机；他的妻子买到一台缝纫机，早在缝纫成为一种工业之前。古斯塔夫也利用了其他机遇：他于1867年当选为市议员。任期直至1904年；他推动了哈尔伯施塔特工商联合会的创建，并当选为第二届工商联合会会长。他在州议会和州参议会里代表哈尔伯施塔特的利益；他还是“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的活跃分子。这个党是俾斯麦在议会里的台柱。

古斯塔夫为哈尔伯施塔特的圣玛利亚新教教堂捐献了彩窗；给皇家大教堂的竞技训练场捐献了一根非常壮观的旗杆：他为重建皇家邮局置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地皮；给后来的盲人养老院修建了一家疗养院，向小学协会捐赠了一座教学楼；他是“祖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同乡青工俱乐部”联合会——这是什么东西呀？——理事，以及哈尔伯施塔特艺术联合会理事，等等。在公司百周年庆典时，哈尔伯施塔特城获赠三万马克，为贫困潦倒的商人设立“克拉姆洛特——塞库拉尔基金会”，古斯塔夫为此还被授予了“皇家商务顾问”头衔。

他是个十分善良的人，即使是在世纪之交，那些在拍摄时间上较晚的照片里，仍可感觉到他对妻子和五个幸存下来的孩子的那股温情。在古斯塔夫的账本里一再地出现那些要特殊资助的公司员工和家庭佣工的姓名，还有送礼、资金等细目。古斯塔夫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在这个大家庭里总是有人生病，妻子安娜描写了丈夫如何将小孩子们搂在怀里，安慰他，深夜在屋里走来走去。”有两个儿子小小年纪就夭折了，我在古斯塔夫的1868年的家务明细账簿上的“此外”栏下，找到为一具孩子棺材支付了2塔勒15银格罗申，约翰尼斯·戈特弗里德墓上的十字架花了25塔勒。古斯塔夫的妻子安娜还在这只十字架上为他们的儿子撰写了墓志铭：

你的人生虽短，

却历经痛苦与磨难：

你这可怜的小心肝，

请在天国安眠。

安娜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徒，尽管儿子的死让她悲伤，自己又重病在身，但她还是保持着开朗乐观。她用娟秀的字体撰写了许多优美的儿童故事。我至今还保存着四册，都是压模花纹、皮革封面，里面有她写给古斯塔夫的爱情诗。当她再次病危时，她担心自己会不久人世，绝望地对丈夫请求道：

你给了痛楚应有的权利，

请你重新回归生活，

尽快给孩子们找个母亲。

给你自己选个妻子。

人不应孤独地漫游于大地。

必须有一颗高贵的心将他支撑，

青春去了又回头

你会获得新的幸福与爱情。

安娜于1890年去世，刚满50岁。古斯塔夫没有续弦，他孤独地生活了15年，由此得到他的孩子、朋友和城里绅士们的关怀和钦佩；他是个聪明人，是个警告者。他忧心忡忡地看到威廉二世撤掉“和平宰相”俾斯麦。1871年两人曾经欢呼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当胜利之师凯旋而归时，哈尔伯施塔特城的狂热也欲罢不能。安娜为欢迎哈尔伯施塔特的重骑兵所写的诗歌，唱遍大街小巷：战舞激烈，战旗高飘，英勇的骑兵胜利归来，荣誉光芒万丈。”

生意继续蒸蒸日上；克拉姆洛特公司得到合并和扩张。l908年编写的公司编年史记载公司从1871年到1880年间销售额迅猛增长，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严重倒退的影响。这部编年史的作者是古斯塔夫的儿子和继承人库尔特。他热烈地写道：“德意志帝国建立，它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唤醒了民经济中所有潜在的力量。”他还写道：“1871年的5亿”，指的是法国必须支付的战争赔款，德法旧仇的新传动带，“类似于一种润滑剂，它将国民力量中的僵硬群体转化为生命力旺盛的力量。它开动了庞大的机器，现在它开足了马力工作。”原谅库尔特吧。他的前半生是在民族激情中度过的。1888年，当威廉二世登基时，他才16岁——又怎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呢？

我感到自己在渐渐接近心中那片疼痛区。在通向汉斯·格奥尔格的途中，我很想在路易斯和古斯塔夫处停留一下；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里，当世界犹如一块甜菜地呈现在祖辈眼前时，我想在果敢的普鲁士境内活动。在做完家庭作业后，你只需要收获。库尔特也是这样，我还见到过他呢。祖父去世于1947年，年老体衰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被当做叛国者绞死了，他引以为豪的公司也成了废墟，他的故土、他的家乡沦为了瓦砾和灰烬。在他那座豪华的房屋里，苏军士兵占据了他的寝室、洗澡间，他们穿着肮脏的靴子在客厅里的英式沙发上跳舞，而他全家却拥挤在仆人的小房间里。

躺在摇篮里时可没人给他讲过这种事。1872年，摇篮摆在沃尔特街，一家三代人都住在商行的楼上。那些年轻的学徒也住在屋子里，中午他们共进午餐，共受教育。一股难闻刺鼻的鸟粪味从仓库的裂缝里钻进来。直到库尔特才打破了这一家族传统。他于1897年结婚——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不久成了克拉姆洛特公司的股东；他在外面寻找住处，在马格德堡大街上找到了，学徒们既不在那里进餐也不在那里接受教育。库尔特不是指定的继承人，古斯塔夫的大儿子约翰尼斯·戈特利布才是继承人。因为他的名才可以大写缩写为J.G.，旧公司都是这么要求的，后代的儿子们只好忍受。可约翰尼斯不感兴趣，他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农场主，父亲只好听他去。

库尔特成为了继承人，这是个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案。很幸运，他小心翼翼地踏着父亲的足迹；他当上了市议员、教区管委会委员、赞助者，满怀信心地战胜各种危险，一次次地将公司领上安全的航道。库尔特先是在哈尔伯施塔特读教会中学，直至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学毕业并获取毕业证书，随后他进入哈尔伯施塔特的福格勒银行当学徒。这家银行的行长恩斯特·福格勒是父亲古斯塔夫的挚友，在市议会里也是父亲古斯塔夫的政治战友；将来他还会成为库尔特的岳父——克拉姆洛特家的儿子们很有一套，会将他们师傅的女儿娶回家。

上帝要人们为这些成就洒下大量的汗水。哈尔伯施塔特的热恋中的情人必须遵守严厉的社会规约，跟清教徒式的哈尔伯施塔特相比，女王维多利亚陛下治下的英国一定是个十分开放的国度。1896年，库尔特在伦敦培训期间叹息地描写道：在那里的舞会上，那些没有订婚的年轻人会理所当然地在专门布置的“暗淡的角落或房间里”相会。 “不受监视地相互交谈，而没有人会发表异议。”

这在哈尔伯施塔特是谈不上的。库尔特和格特鲁德·福格勒两家亲密无间，他俩青梅竹马，曾经一块在沙箱里玩耍；过生日时相互嬉戏打闹，毫无顾虑地相互用“你”称呼。现在“您”成了正式的称呼，库尔特要邀请她去城门外的避暑别墅——观象台花园里打网球，就得称呼她为“万分尊敬的小姐”，在舞会上格特鲁德是一位“宫廷贵妇”。

愚蠢的是：这对年轻人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爱河。自1893年11月以来就暗许了终身。但这种两情相悦难结善果。眼下库尔特21岁，格特鲁德l8岁了。库尔特还默默无闻。虽然银行家福格勒正亲自将库尔特培养成克拉姆洛特公司的未来掌门人。在证书里证明他有资格成为最美好的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可以过分地接近他的女儿。至少目前还不可以——两个恋人就此开始了将近四年的煎熬岁月。

P1-9

我发现了父亲汉斯·格奥尔格的一张照片。他的相册和信封里有数百张照片，还有些照片散见于日记、证件和信函中。这其中有童年的他，有身穿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服年轻英武的他，还有作为丈夫、商人和父亲跟我们这些孩子们欢聚的他。母亲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许多小相框，其中一只相框里有一张父亲的照片。

母亲埃尔泽过世后我带走了三张小照片：一张是头戴花边帽的外祖母；一张是身穿猎装的父亲，他坐在哈尔伯施塔特的沼泽地上，面前是一只猎获山羊：另一张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身穿白衬裙，脚着轻便鞋，腿上套着长筒丝袜。15年来，这三个人——一个风趣迷人的老太太、一个心满意足的猎人、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一直在我书桌上从珍贵的小相框里冲着我微笑，可望而不可即。我将它们搁在那儿就是因为这些珍贵的小相框，因为它们曾经摆放在母亲的卧室里。

现在，小埃尔泽从相框里滑落下来了，当我打开相框要将她重新放正时，父亲与我打了个照面。母亲将他藏在她孩童时的照片背后，那是个30岁左右的男子，除了最后那张摄于人民法庭门外的照片之外，他未曾有过如此沮丧透顶的神情。我将小埃尔泽的照片插在这张照片之前，因为我无法长时间面对他那张绝望的脸。母亲或许就是因此才用她对童年的回忆来掩盖那张照片的。她的照片肯定是摄于1900年前后，当时她还不足两岁，倍受家人的呵护、关怀与宠爱。当时似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只是无法料见后来真正的详情。

母亲为什么剪下年轻的丈夫的一脸沮丧，镶进美丽的椭圆形小相框呢？汉斯·格奥尔格拍摄这张照片时，他俩的生活还是笑声盈盈。他们的敏捷俏皮和幽默诙谐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母亲是什么时候换掉照片的？是在他死于普勒岑塞之后吗？还是在那之前，当长年战争的分离使他们越来越疏远，彼此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尽其职，共性却被磨灭了的时候？或者是在父亲欺骗母亲的时候呢？

我连续数月钻进一种陌生的生活里，钻进这些信件、日记和我从有众多分支的家族墓穴里搜集起来的一百多年历史的文献之中。克拉姆洛特家族历史悠久。一直自诩为氏族，虽然家族成员引以为自豪的中心——哈尔伯施塔特——早已毁于战火了。我所阅读到的内容并不全然陌生：我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我不认识他们。父亲30年代就有一架16毫米的相机，用来拍摄家族的活动：在哈尔茨山里狩猎，在花园里玩滚球戏，那些大孩子和当年的小孩子们在荡秋千。不久前我得到了这些照片的数字版，我认出了照片上能见到的每一位，虽然我跟许多人素昧谋面，或仅在孩提时见过。

我看到了燕尾服——天哪，那是怎样的燕尾服啊！——和那些穿着华贵时装的夫人们。我思忖母亲为什么穿得那么没有品位，她不是有个名叫苏莉·沃诺的女裁缝吗？她的高雅在哈尔伯施塔特可是首屈一指呢。在闹婚之夜和祖母格特鲁德的六十大寿庆典上，他们组织了华丽的演出，由“伯瑙夜莺”登台演出——这是一支演奏适合家庭专用的说唱谣曲和街头俚曲的乐队。我的书橱里还存放着街头俚曲和叠韵诗集呢。多么陌生的生活。

我发现了父亲坐在钢琴旁的照片，他总是唱歌，这个家族的人都会唱歌和乐器演奏，多声部，一曲接一曲。父亲轮番演奏小调、大合唱和六弦琴，那许多的家庭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但我并不熟悉他的声音，我觉得压根儿就没有听过他的声音，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他肯定对我这个小姑娘说过什么。当他战争期间回家探亲时他也肯定给我唱过歌。

我也不知道身为我父亲的这个男人是怎么讲话的。我正在设法整理他的生平。这事现在很重要。他也跟我一样，双手动个不停、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吗？他文字颇丰，思路敏捷；无论是句子结构还是单词拼写，他从不写错，打字时也不出错，更不要说是在他的脑海里了。总的说来很快活。他的字体，无论是聚特林体还是拉丁字体，虽小但能看懂。父亲写字像我的祖父——他最尊重的人。光是他们两人整理相册的方式就很相像——在每张照片周围用白墨水画上细框线，写上细细的字句。

而母亲是个头脑糊涂的人，字母大如斗，忽上忽下，上涂下画的。倘若让她填一份表格，她的字就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狗一样上窜下跳的。家里有一本家庭明细账簿，记载着1938年至1943年的家庭收支和消费。当时他俩轮流记账，父亲的数字写得端正笔直，没有计算错误，没有一丝疑问；而母亲的字跑出了格子，一大堆的问号和注解，战后很多年了，她都没能克服这种计算方法。总也写不对，弄得她自己越来越绝望，她也期望着把字写工整呀。

母亲也写了很多信，在信里，她叙事毫无逻辑，语法和标点使用混乱，满页都是令人不解的更正。她说笑就笑，说哭就哭。一会儿是对经常外出的女儿们进行道德说教，一会儿是对她纷繁复杂的事务的描写，作为一个宾客盈门的大家庭管理人的角色，她总是乐于表现。这两种叙述总是混杂在一起，纠缠不清。

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使父母总是能从中获得取笑对方的乐趣，两人经常大笑不止。多少年后，当我将母亲当成普通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来看待时，我却发现母亲是个充满激情、多愁善感的女人。她情愿自己早就死去了，当她不必再照顾自己那5个孩子时，就失去了生活仅有的一点乐趣。多年前，在我刚出生的日子里，我的父母亲曾快乐无比，父母的朋友们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当年他俩的故事，以及他们聚拢人心、将大家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能力。

我认为，孩子们关心他们的父母，只是将父母当做财源而已。这种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呵护、供养和资助”为基础的，至于谁是父母，他们有何感觉，他们是否幸福， “我”并不在乎。朋友们所认识、热爱和陪伴过的那个人， “我”并不认识。孩子们并不了解父母，直到他们去世之后——也许——直到询问不再意味着轻率和越轨之后。孩子们，包括我的孩子们，将对所有的温情保持疏远，他们在寻找这种疏远：父母的过度关心始终是对孩子们的一种威胁。

90年代初，我还不能真正地理解父母，过去，我不愿让母亲包揽我孩提时的问题，现在，仍不愿她干涉我成年后遇到的种种问题。她每次都很激动，意识不到自己并不能胜任，结果是我的孤独，她能改变这种现状吗？我替父亲寻找过一个明确的位置：我不认识他，因此他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没有想念过他，我们这一代的成百万女儿都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不让他纠缠我，也不想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是一道裸露的伤口。我了解的他就是她的损失，她对此缄默不提。我今天知道了，许多“7·20事件”的寡妇都对孩子们保持了缄默；这是一种禁止提问的缄默。双方都在回避这一过分的要求。

1979年我准备移居耶路撒冷。我乘车南下，乘船从安卡拉前往海法。在港口办理入境手续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东方国度。我在希伯莱大学附近的斯科普斯山上找到一座能远眺喀斯特荒地的房子。再往南是一座阿拉伯村落。孩子们就读的英语学校100年前是一座英国至公会教会医院，当我第一次穿越宽敞的花园、走过夹竹桃树篱和无花果树林时，我认定女儿们在这里学不学数学和语言无关紧要。磨损的台阶和斜砌的沙石岩墙，茂盛的天竺葵，来自40个国家的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求学时代留下光辉的印记——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

我无法取得进展。我是谁啊，竞想在今天去理解过去的事情，并且进行判断？汉斯·格奥尔格和埃尔泽各自付出了代价。我不是要算账，我必须克制自己的傲慢。 “你们将从我们沉没于其中的洪水里钻出；当你们谈论我们的缺点、还有你们逃脱的黑暗年代时，请好好想想。”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警告晚辈道。我不能在60年后无情地坐在这里。说“这是对的”。这一重大转折是我的幸运。当一切都停止之后，我却开始了。经历过这两者的那些人怎样了呢？他们应该像经常要求民主德国公民的那样。宣称他们生命中的头40年无效吗？他们应该永远忏悔吗？

这不可能。我要弄明白给后代造成如此伤害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为此我不得不追溯写下我的历史的那些人的历史，也就是回到家族的祖先身边去。我必须前往哈尔伯施塔特。

我必须再次返回哈尔伯施塔特。埃尔泽收到一大堆很多都是匿名的悼唁函。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来了，家族里有一部分人忍住没来。埃尔泽被开除出了纳粹党和纳粹妇女联合会；原摔跤队队长乌舒拉也被开除出队了。1994年12月2日，基督降临节礼拜日的头天晚上，在家里最后一次用祖传的银器和达格玛·波多伊斯的昂贵洗礼服给伯恩哈德和乌舒拉的儿子做洗礼，这个孩子叫耶尔恩·京特，一个小克拉姆洛特，绝望中的一丝希望。耶尔恩的洗礼词是他的双亲的悼词：“天国不是言语，而是力量。”

约亨1946年终于回家了，家里人得知1944年8月他在法国被清除出国防军，被安插在666惩罚营里，这里收集的是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和逃兵，他们被滥用于危险的战斗，哥哥至今都无法谈那些事情，那一年他19岁。21岁的芭芭拉被开除出维也纳大学，在戈斯拉的一家化工厂强制劳动。汉格的弟弟小库尔特是1904年度的教育部高级参事，免服兵役；可是，在汉格死去的第二天。即1944年8月27日，他被征召去东线的炮兵部队。他在10月24日被调往臭名昭著的迪勒汪格尔连队，这是一支武装党卫队的“刑事警察队”，起初这支队伍只是将重刑犯用做炮灰。自1944年起，90％是集中营犯人、政治犯，要以这种方式消灭掉他们。汉格的父母、埃尔泽、乌舒拉及两个小孩萨比娜和我幸免于难。

燕妮，一个强制劳动的俄国姑娘，被发配到一家弹药厂，她一有机会就跑到俾斯麦广场旁寻求安慰。汉斯·利滕，汉格的“私人秘书”，一个犹太父亲的儿子，被发配到马格德堡的强制劳工营，这对公司来说是一场灾难。房屋(直至阁楼)住满了空袭逃难者：家族的人、友人、陌生人和许多无忧无虑的儿童，几乎每个人头上都长满虱子、患有严重冻疮；缺少煤炭，空袭警报日夜不停。格特鲁德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50多人都挤在防空洞里。”他们按被分配的角色朗读席勒的诗剧《华伦斯坦》，孩子们背诵《钟》和《魔法师的徒弟》——流传到西伯利亚的《精神财富》。埃尔泽在战后说道： “我像石头似地指挥着那乱哄哄中的一切。但还行。当然行。”

警察三番五次来到家中，1944年9月6日他们没收了财产——不只是男-人的财产，还有埃尔泽、乌舒拉和我们小孩的财产。财产是指什么——我找到一份很长的清单，登记着家具、书籍、画册、甚至连我的玩具也登记在册。你能想象这是一种多么单调的工作吗？谁又能回答呢，为了什么呢？要把东西搬出屋，搬去哪儿？埃尔泽想把汉格的制服、骑马用具和双座轻型自行车的衣物捐给“德国人民牺牲者”组织，但她还需要得到批准。跟财政局局长没完没了的通信谈的是被查封前要支付的费用：电话、手工工人、火险、助产士的40.60马克。顺便说一下，无论是埃尔泽还是财政局都没有在信末签下“希特勒万岁”或“致以德意志问候”的字句，大概这位官员多年来认识的汉格是位好纳税人。

全家的生活在此期间全仗汉格的妹妹安妮和她丈夫的资助。库尔特和格特鲁德尚在家里。12月中旬重新归还了埃尔泽和乌舒拉的财产，我的玩具又回到了我身边。这是党卫队高级领袖兼武装党卫队将军的弗朗茨·布赖特豪普特处理的。一个荒谬年代的荒谬现象。希特勒和希姆莱在1944年8月14日(！)下令，要党卫队安抚在7月20日事件中被处以绞刑者的遗属，而弗朗茨。布赖特豪普特早已做到了，他在1934年就“关照过”所谓的勒姆暴动中被杀者的家属。

我们必须思考到底：男人们被处于绞刑，随后收到布赖特豪普特先生的信：“尊敬的夫人！查封你们的财产是个疏忽，将会立即予以纠正。希特勒万岁！”布赖特豪普特给埃尔泽、乌舒拉和年幼的孩子发放了养老金，自1945年5月1日起发放，从9月至第2年4月的养老基金共计6300马克。我不知道这笔钱是否收到手了。布赖特豪普特还把汉格的信寄给了埃尔泽：“尊敬的夫人！请允许我向您转交您丈夫的信。希特勒万岁！”一个时代有可能多么荒谬啊！  除了库尔特的钱外，汉格的财产都投在公司里，从那里提出钱就意味着破产。律师们的文件来回折腾，内容为库尔特未受审判，因此他也不能受到惩罚——事情拖延下来，每个人都拖，无论是警察还是财政局都不想在快要结案前让案子这样复杂地发展下去。1945年4月8日，哈尔伯施塔特遭到猛烈的攻击，沃尔特街连同有着155年悠久历史的公司都葬身火海了。一个月后的投降结束了这出闹剧。

我对新时代的最早的回忆之一：我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我再也记不得是谁打的了，是埃尔泽还是芭芭拉，我只知道我从厨房里逃了出来。我得等长大了才能理解为什么。我当时只是个三寸丁，我没有问它的意义：对元首的爱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再讲希特勒万岁？也许我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曾经有人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