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本书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辞世前最后一部著作，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翻译。

乔治·奥威尔(1903-1950)是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

《一九八四》(1949)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人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丫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楼房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一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P3-6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 “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奧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事过境迁，也许这个年份幸而没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