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大家”丛书是一套大师写给大家的国学书。本书为丛书之一。
章太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他有过三部冠名“国学”(或“国故”)的著作——《国学入门》(一名《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国故论衡》。这三部著作其实都是讲演,《国学入门》是先生1922年在上海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记录整理;《国学演讲录》是1923年在上海的讲演;《国故论衡》最早是在日本的讲演(1910年在日初刊),回国后又在杭州等地讲演过多次(修订重刊)。本书收录了这三部著作,详细阐释了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国学知识匮乏又想增添这方面知识的后辈们一读。
章太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大师,他肯定是;前缀国学,也没错——他有过三部冠名“国学”(或“国故”)的著作——《国学入门》(一名《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国故论衡》。这三部著作其实都是讲演,《国学入门》是先生1922年在上海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记录整理;《国学演讲录》是1923年在上海的讲演;《国故论衡》最早是在日本的讲演(1910年在日初刊),回国后又在杭州等地讲演过多次(修订重刊)。本书将这三部著作全予收录,看似有些重复,但太炎先生的三次讲演对象不同,显然各有侧重,分之固然各成一体,合之方能展现全貌。三部书也没有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这里的顺序,大略体现了由浅入深的逻辑。
此次整理,完全忠实于原著,只是对个别问题作了技术性处理,以符合今人的阅读习惯。整理所用的底本,《国学概论》为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国学讲演录》为梁溪图书馆1925年版,《国故论衡》为1919年浙江图书馆《章氏丛书》木刻本和1924年第一书局铅印本(均为修订重刊本),也参考了一些解放后出版的校点本。
一、汉魏之学
自孔子至战国,其间学说纷起,都有精辟的见解,真是可以使我们景仰的。
战国处士横议,秦始皇所最愤恨,就下焚书坑儒等凶辣手段。汉初虽有人治经学,对于“九流”,依旧怀恨,差不多和现在一般人切齿政客一般。汉武帝时,学校只许读经学,排斥诸子百家了。
汉初经学,一无可取,像董仲舒、公孙弘辈,在当时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论!西汉一代,对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扬雄一人。韩退之把苟、扬并称,推尊他已达极点。实在扬雄的学说,和苟、孟相差已多;秦汉以后的儒家,原没有及苟、孟的。不过扬雄在当时自有相当的地位和价值。西汉学者迷信极重,扬雄能够不染积习,已是高人一着。他的《法言》,全仿《论语》,连句调都有些模拟,但终究不及《荀子》。宋人说“苟子才高,扬子才短”,可称定评。
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理方面的发现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也有归入杂家的)在《论衡》中几于无迷不破,《龙虚》、《雷虚》、《福虚》等篇,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锐敏已极,但未免过分,《问孔》、《刺孟》等篇,有些过当之处。他又因才高不遇,命运一端,总看不破,也是遗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扬雄之上,扬雄新见解也出王充之上,这两人在两汉是前后辉映的。
汉人通经致用,最为曹操所不欢喜;他用移风易俗的方法,把学者都赶到吟咏一途,因此三国的诗歌,很有声色。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处。
魏、晋两朝,变乱很多,大家都感着痛苦,厌世主义因此产生。当时儒家迂腐为人所厌,魏文帝辈又欢喜援引尧舜,竟要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贤”便“非尧舜,薄汤武”了。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何晏说“圣人无情”,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这是两个重要的见解。郭象承何晏之说以解《庄子》,他说:“子哭之恸,在孔子也不过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据他的见解,圣人竟是木头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按大乘、小乘是佛教派别名),习“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习“大乘”未达到成佛的地位,依旧有七情的。
二、佛法与儒学
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人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按即晋释慧远)是治经的大师。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讲《毛诗》、讲《仪礼》极精,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当时《弘明集》治佛法,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才高的人,都归入此道,猖狂之风渐熄。
历观中国古代,在太平安宁之时,治哲学的极少,等到乱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统一天下,讲哲理的只有和尚,并且门户之见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读书人极不愿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们在这一代中,只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韩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韩昌黎见道不明,《原道》一篇,对于释、老只有武断的驳斥。柳子厚较韩稍高,他以为天是无知的。李翱(韩昌黎的侄婿)是最有学识的文人,他著《复性篇》说“斋戒其心,未离乎情;知本无所思,则动静皆离”,和禅宗(按禅宗为中国佛教宗派,以专修“禅定”而得名)很近了。李后来事药山(按唐代名僧),韩后来事大颠(按佛教禅宗南派慧能三传弟子,自号大颠和尚);李和药山是意气相投,韩贬潮州以后,意气颓唐,不得已而习佛法的。韩习佛法,外面还不肯直认,和朋友通信,还说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为自己的体面计,往往讳言韩事大颠,岂不可笑!实在韩自贬潮州以后,人格就堕落,上表请封禅就是献媚之举,和扬雄献符命有甚么区别呢?大颠对于韩请封禅一事,曾说:“疮痍未起,安请封禅!”韩的内幕又被揭穿,所以韩对于大颠从而不敢违。韩对于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韩、柳、李而外,王维、自居易也信佛,但主张难以考见,因为他们不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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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像,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刘项原来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