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文库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本书为哲学社会科学类，从爬梳文献入手，鞭辟入里，以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遵循科学发展观，使得清代学术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整理、更新，成为清史研究中的又一绚丽奇葩。系统地对乾嘉学派的起源、发展、演变作了清晰而准确的勾画和阐释。其流派继承了前人经学考据训诂的方法，治学以“经学致用”为主，学风严谨实用。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学术史上称之为乾嘉学派。作者将乾嘉学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力求准确梳理乾嘉学派的形成、发展、蜕变及向近代学术演进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阐述乾嘉学派的成就、历史地位及影响，客观地把握这百余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本书版本采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一章 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

第一节 经筵讲论与高宗的学术好尚

第二节 《四库全书》的编纂

第三节 《李朝实录》所见之乾嘉学术

第二章 古学复兴之风的酝酿

第一节 兴复古学的前驱

第二节 惠栋复兴汉儒《易》学的努力

第三节 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第四节 全祖望与浙东学术

第五节 杭世骏与三礼馆

第六节 “贾而好儒”的“扬州二马”

第三章 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戴震学说的历史命运

第二节 毕沅对经史诸学的倡导

第三节 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

第四节 从汪中到高邮二王

第五节 阮元与《皇清经解》

第四章 乾嘉儒林举隅

第一节 三礼馆总裁方苞

第二节 举业叛逆吴敬梓

第三节 朴学大儒王昶

第四节 浙东史家汪辉祖

第五节 赵翼与《陔余丛考》

第六节 考古奇儒崔述

第五章 学术随世运变迁

第一节 章学诚与乾嘉学风

第二节 汉宋学之争与考据学之趋向边缘

第三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第四节 唐鉴与《国朝学案小识》

第六章 乾嘉遗风与历史反思

第一节 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大势

第二节 钱宾四先生论乾嘉学术

第三节 侯外庐先生论专门汉学

第四节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附录

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二、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

第四节 浙东史家汪辉祖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四日(1731年1月21日)，卒于嘉庆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1807年5月1日)，终年七十八岁。他先是作幕三十余年，精于幕学，有一代名幕之称。后一度为官，廉正务实，堪为循吏。晚年辞官，潜心史学，洵称一时浙东著名史家。

萧山为绍兴属县，士多习幕，明清皆然。辉祖父汪楷，初即学幕，后经商起家，捐资为河南淇县典史。晚年南游广东，依然寄人篱下。乾隆六年，病卒旅邸，辉祖年仅十二岁。丧父之后，家境清贫，全靠其生母及继母针织以维持生计。辉祖艰难求学，于乾隆十一年入县学，后屡应乡试不售。十七年，其岳丈王宗闵代理金山知县，招入幕署，处理文书事宜。从此，揭开了辉祖幕宾生涯第一页，时年二十三岁。

乾隆十八年，王宗闵调常州，代理武进知县。辉祖偕行。一年后，改依常州知府胡文伯。二十年，胡升任江苏督粮道，辉祖同往常熟。当时的州县幕署，西宾多寡不一，大致依所司职事，有刑名、钱谷、书记、挂号、征比之分。五者之中，若就地位轻重论，则数刑名、钱谷为首，尤以刑名为重。职分不同，报酬悬殊，往往司刑、钱者一岁所得，即可抵其他三类数年收入。佐幕数年，辉祖深知其中利病，于是幕事闲暇，留意刑律。自二十五年起，改依长洲(今江苏苏州市)知县郑毓贤，专司刑名。翌年，再投浙江秀水(今嘉兴市)知县孙尔周幕。之后，辗转平湖、仁和(今杭州市)、乌程(今吴兴县)，皆专司刑名。

三十三年七月，举杭州乡试，时年三十九岁。翌年正月，入京会试，落第而归。迄于四十年春，四上公车，始告如愿。旋以丁母忧返乡。服阕，相继佐幕慈溪、海宁、平湖、乌程、龙游(今分属衢县、金华)、归安(今吴兴县)等地，以精于刑名之学著称浙中。

寄人篱下，频易寒暑，至乾隆五十年辞归安幕事还乡，辉祖佐幕已届三十四年。其问游江苏九年、浙江二十五年，择主而就凡十六人。乾隆末年，清王朝盛极而衰，伴随世风日下，幕风亦颓然不振。乾隆初，幕宾无不为律是遵，依律阐义，是非皆有所据，不敢上下其手。尔时世风尚俭，佐幕所获，司刑名者岁入至多不过白银二百六十两，司钱谷者不过二百二十两。而二十七年以后，幕宾岁酬渐增，至五十年前后，已高达八百两。同幕酬的激增相反，则是吏治与幕品的堕落。即以当日的浙江论，巡抚只图传唤方便，每每多留知府常任省城行馆，乃至知县亦每每有三四十人稽留省寓。闲官众多，无所事事，则相聚饮酒、赌博，甚至狎妓宿娼，毫无顾忌。幕主如此，幕宾亦然。其上者“就事办事，仅顾主人考成”；其下者“昧心自墨，己为利薮，主人专任其咎”。幕学、幕品每况愈下，不可收拾。

当此颓局，辉祖为之心寒。适逢吏部颁文，召未有官职的乾隆四十年进士赴京谒选，辉祖决意弃幕人官。行前，于乾隆五十年八月至十月间，将三十余年佐幕经验加以整理，撰为《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各一卷。所录凡六十六则，每则字数多至五六百，少者二三百。言出心扉，得自亲历，于幕品幕学多甘苦之言，成为当时及后世佐幕为治的必读之作。

乾隆五十一年春，汪辉祖取道杭州，登舟赴京。舟过苏北，久旱重灾，饿殍遍野。目睹惨景，辉祖愤然运笔，写下《哀塾师》、《鬻妇行》、《鬻孤篇》等诗，抒发无限的同情和忧虑。诗中有云：“人命贱若此，得毋吏职亏。救荒无良策，自古重嗟咨。”五月初抵京，八月授官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翌年二月，辉祖携家眷赴任。三月抵长沙，拜谒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诸上司。时任按察使恩长，满州人，才大心细，每涉命案，为防诬告，多主开棺验尸，属下不敢置一词。辉祖独出异议，竞当众指出“检骨极惨”，主张应从制止诬告人手，“先示谕禁，以杜讼源”。恩长虽表示“此言甚有理”，但亦因此埋下日后名挂弹章的种子。  宁远僻处湘南，地瘠民贫，素称难治。恶丐结帮，强乞扰民，尤称大害。辉祖上任伊始，顺应民意，严加惩治，不出半月，恶丐绝迹。与恶丐交相为祸，讼师唆讼是一方第二大害。南乡讼师黄天桂、天荣兄弟，狼狈为奸，唆讼乱法，为害最烈。辉祖查实劣迹，将天桂绑缚公堂，当众审理，凡唆讼一起，责打二十大板。二十余日过去，黄犯悔罪取结，其弟携眷逃遁。惩一儆百，深得民心。不出三年，辉祖政声远播，有“湖南第一好官”之誉。

乾隆五十五年，私盐案起，辉祖处乱不惊，实事求是，又为一方百姓办了一桩好事。宁远例食淮盐，而邻境蓝山、临武诸县则食粤盐。粤盐路近价贱，淮盐路遥价昂，加以山峦阻隔，交通不便，淮商难以入境，往往购淮盐一斤的费用即可购粤盐八斤，因而宁远百姓多违例私购粤盐。时值淮盐壅滞，督抚下令缉捕私盐。令下，宁远盐价陡涨，民情浮动。辉祖从实际出发，毅然为民请命，指出：“政在利民，术须裕课。宁远每年额销淮盐一千三百一十四引，向来虽有此数，历无水程到县，亦并无销引报文。是淮盐仅系空名，而粤私久资实用。与其民食无引之盐，不若官办有引之课。”进而主张：“循照郴、桂二属之例，将宁远应行一千三百一十四引，改为粤盐引。”未待上司批复，辉祖即颁布告示，规定零盐不及十斤，民得贩卖，官不收捕。由于民困得纾，人心趋于稳定，湖广总督毕沅因之接受既成事实，下令弛禁零盐，并戏称辉祖为“莽知县”。

同年九月，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知州病故，辉祖奉命卸宁远任，代理知州。十月，又接按察使命，令赴桂阳查办命案。一则因干练仵作难觅，再则道州积欠亟待处理，赴桂阳事遂搁置下来。加以十二月初，赴江华代验命案，跌伤左足，辉祖更无法及时赶往桂阳。结果，同按察使的积怨爆发，最终导致弹劾罢官。五十六年正月，辉祖呈请解任调理。六月，抱病赴长沙接受审查。虽经两度会审，确认实系伤病，但按察使执意弹劾，指责汪辉祖庇护同乡，有意规避，必欲疏请遣发新疆。后幸得长沙、衡州(治所在今衡阳)诸知府从中斡旋，弹劾风波始以革职了结。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汪辉祖结束四年的知县生涯，启程离湘。历时月余，返抵故里，时年六十三岁。罢官归来，家有耕田八十余亩，自足有余，于是辉祖息足杜门，潜心于著述之中。五十八年六月，辉祖总结四年为官经验，一如先前著《佐治药言》体例，开始撰写了《学治臆说》、《续说》、《说赘》。书成，与旧著《药言》不胫而走，深得内外大吏王杰、阮元激赏，一再刊行。阮元有云：“余读《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未尝不掩卷太息，愿有司之治若汪君也。”又说：“士人初领州县，持此以为治，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汪辉祖以章学诚、邵晋涵为友，得友朋启发，喜治史学。先是留意诸史名姓异同，著有《史姓韵编》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录》七十二卷。归里以后，重加订补，汇为《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一百六十卷。晚年专意《元史》，以明初所修《元史》仓促成书，“事迹舛阙，音读歧异”，发愿“纠谬拾遗”。自嘉庆元年动笔，至五年脱稿，撰为《元史本证》五十卷。全书以证误、证遗、证名为类，取《元史》自为佐证，对其讹误一一梳理，原原本本，多可信据。嘉庆七年刊行，学坛大家钱大昕引为同志，欣然撰序，赞许辉祖：“好学深思，沿波讨源，用力之勤，胜于予数倍也。”序末且云：“考史之家，每好搜录传记、小说，矜街奥博，然群言觳乱，可信者十不二三。就令采择允当，而文士护前，或转谓正史之有据。兹专以本史参证，不更旁引，则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虽好为议论者，亦无所置其喙。悬诸国门，以待后学，不特读《元史》者奉为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推类以求之。视区区评论书法，任意褒贬，自诡於《春秋》之义者，所得果孰多哉！”

汪辉祖为人笃实，从善如流。自嘉庆元年起，接受友人王宗炎建议，将生平行事依年条记，撰为《病榻梦痕录》、《梦痕录余》凡三卷。录中所记，既有个人亲历，又有师友学行，兼及时事风俗，知人论世，足资取材。在众多的清人年谱中，汪氏所撰，无愧上乘。辉祖故世，所著《学治臆说》、《续说》、《说赘》及《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和《病榻梦痕录》、《梦痕余录》并《双节堂庸训》，合为《汪龙庄先生遗书》刊行。

P462-467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在学术史上因之而有乾嘉学派之谓。流风所被，历久不绝，至二十世纪中而影响犹存，学术界遂生乾嘉遗风云云。晚清以降，董理一代学术之风起，章太炎、刘申叔、梁任公诸先生开启先路，乾嘉学派研究遂告发轫。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史研究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再度引起学者关注，论著迭出，方兴未艾。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于乾隆初叶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其后的近百年间主盟学坛，实非一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在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历史环境，真相得显，本质了然。如同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学派亦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进的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是一个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前辈大师的学术实践早已证明，治学术史必须从梳理学术文献出发，实事求是，务实求真，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历史研究，其立足点永远在社会现实之中，这是历史学的生命所在，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一页，虽然已成历史陈迹，但是此一学派中人整理、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的卓著业绩和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认真整理和总结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提高今日及尔后的学术研究水准，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祖武忝附诸位先进之骥尾，开始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九十年代中，复得二三志同道合的年轻俊彦，互为师友，切磋琢磨。2000年，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诸位专家支持，《乾嘉学派研究》获准以本所重点研究课题立项。翌年，再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片专家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此一课题得以跻身全院“十五”计划期间重大研究项目之列。五年多来，祖武集合同志，从爬梳文献入手，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先期完成《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随后，课题组诸同志又根据各自学术积累，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于近期再成此《乾嘉学派研究》。《乾嘉学派研究》凡作六章、廿八节，一如先前所成《编年》，同为集体劳作之结晶。撰写有关章节的同志依次为：

汪君学群：第二章第二节；

林君存阳：第二章第三、五节，第三章第二、三节；

杨君海英：第二章第四节；

吴君伯娅：第二章第六节；

杨君艳秋：第五章第一节。

祖武所撰之各章节文稿，皆蒙存阳、艳秋二位同志受累输入电脑，全部书稿且拜托存阳同志进行电脑处理。二位同志无私相助，祖武最是感激不尽。

1992年冬，祖武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以《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为题请教。拙文有云：“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二十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因此，祖武在讲坛呼吁：“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十余年过去，当年握手谈艺的学者，有的如孔仲温教授已成故人，有的若鲍国顺、林庆彰、陈鸿森三位教授及祖武一般，正泰然面对病魔，更多的旧雨新知，则孜孜以求，精进不已，共同致力中华学术的繁荣。梁任公先生晚年在清华园，倡导合为人为学于一体的新学风，认为“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乃理所当然。吾侪学人，视读书为学若天职，为国家，为民族，亦为自我，生存一日，即读书为学一日。惟其如此，陋室书案或不失为一可取之去处。

陈祖武谨识

乙酉首春于京东潘家园